中共的宣傳與控制手段

【大紀元12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岳鵬費城報導) 12月11日(星期六)，大紀元時報等在費城市中心的國家憲法中心舉行了首次大費城“評共產黨”研討會。費城湯瑪斯-傑佛遜大學醫院精神病醫生、大費城亞洲文化中心董事長楊景端博士在會上即席演講。楊醫生從他個人的經歷談起。他指出， 在中國，入黨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人必須努力要爭取的。 因爲，一個人的升學，晉級，參軍，提幹等一切社會地位和政治，前途，經濟利益都和入黨挂鈎，只有入黨才有個人發展的空間。 共產黨也正是用這種手段把中國人控制在自己手中任意擺佈。這正是一切邪教的特點。 年輕時還有改造共產黨的幻想，結果發現這毫無可能。 他的同學張華跳糞坑救農民而死的故事被中共宣傳機器扭曲得面目皆非。他感到共產黨爲了需要，想要怎麽宣傳就可以不擇手段。他的姐姐因爲修煉法輪功、履行公民職責上訪而被關押一年，後又被綁架、判行3年半，現在還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在共產黨眼裏，憲法只是一個擺飾，中國老百姓只能生活在恐懼的陰影裏，沒有人權、自由可言。以下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楊景端醫生在研討會上的發言。

對不起我來晚了，剛剛參加了一個葬禮。在那個葬禮上，我感觸很深，就是說大家對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這很容易就讓我聯想起，生命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的眼裏，是多麽的不值錢。

小的時候我們大家都看過“編輯部的故事”。大陸來的人都知道，那裏面的主人公李東寶說只要做兩種人，要麽做“共產黨”，要麽做“大灰狼”。我小的時候，很小的時候就想當共產黨，因爲我當時想，如果我當了共產黨，就只有別人怕我，而沒有我怕別人了。我想這和李東寶想的，要麽當“共產黨”，要麽當“大灰狼”是一個意思。

到我五、六歲的時候，這個想法變了。因爲一天晚上，我的爸爸，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參加抗日的幹部，在一天晚上突然被他們單位的一些群衆、一些革命群衆給拉走了，他一夜之間就成了“現行反革命”，接著就變成了“歷史反革命”。當時我也不懂這些事情，我印像最深的就是他每天都戴著白袖章在公園裏掃地，然後我們一家人都擡不起頭來。儘管如此，我們一家的奮鬥目標就是平反，平反，和恢復名譽。當然後來過了一兩年就平反了，就什麽事都沒有了。當時那些批他、打他、鬥他的人也都沒事，事情就過去了。

從那以後，我們一家人還是把入黨看的很重要。記得我哥哥當時當兵，老入不了黨，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爲如果入不了黨，你就提不了幹。在中國跟在國外不一樣，在國外，你入不入黨跟你的生活都沒有關係，跟你的事業沒有關係，跟你的前途沒有關係。但是在中國它把你的一切都控制了，你的升學、招工、晉級、當兵、提幹這些詞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不入黨這些就都跟你沒什麽關係。所以說我們老講“邪教”，“邪教”的特徵之一就是剝奪你生存的一切基礎。共產黨它實際上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邪教。

所以，那個時候我哥哥當兵半年都入不了党，我爸爸就很著急。他就問我哥哥“你是不是拉小提琴拉太多了。”後來過了一段時間我哥哥說他入黨了，爲什麽呢？因爲小提琴已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換句話說，拉小提琴本來是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就被看成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了。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印像很深刻的。

上大學的時候，我對共產黨的所做所爲有很多反省，我認爲自己是一個喜歡思考的人。我印像很深的是上大學的時候組織大家學雷鋒，到西安的興慶公園掃大街，把灰從一個地方掃到另一個地方。我回來以後就給我們教導員寫了一封信，我說把星期天一上午的時間都用來學雷鋒掃垃圾，把垃圾從一個地方掃到另一個地方，我說這也太形式主義了吧。我就給學校廣播站寫了個稿子批評這個現像。教導員和老師就跟我說“你的說法都很對，但你的稿子我們不能播。”可見任何輿論都是要控制的。後來我想了想，如果在大學裏不入黨是不要求進步的表現，共產黨它有很厲害的一招，就是人間有什麽好事，甚至是一些自發的好事它都跟它聯繫起來。換句話說你要作個好人你就必須要入黨，你不入黨就不是個好人。你要是要求進步就必須入黨，我要入黨還必須給自己找個理由，我的理由就是我要改造共產黨，我只有成爲黨員才能改造共產黨。所以當時這個理由很符合一個熱血青年的想法。所以即使面對著所有的不滿意，我還是申請入黨了，我也很快就入黨了，大學三年級就入黨了。

後來，一轉眼華國鋒就下臺了。我說這個主席開個會就沒了，我就覺得這個黨有黨章的，我學黨章學的很認真的，怎麽也沒批判批判這個主席就下臺了？我就搞不明白這些事情。當時我就在反思這些事情，發現我當時追逐的已經不是什麽改造共產黨，而是在追逐我個人的利益。應該說在這方面我是成功的。83年第四軍醫大學450個學生挑一個到澳大利亞留學，挑的就是我。可想而知我當時如果不是共產黨員的話，它不會那麽放心的讓我去承擔那樣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那時短期出國留學，穿著軍裝，那是一個政治任務。到澳大利亞有兩件事情讓我非常驚訝，一件事情是一個澳大利亞的學生問我，要跟我討論老子的道德經。我傻了，什麽老子什麽道德經呀。那是我第一次感到震撼，一個外國人對我們中國傳統的東西那麽清楚而我卻是一無所知，而我還自命是一個非常知識非常有頭腦的人。所以那次給我的震撼非常大。

第二個震撼是在澳大利亞的三個月，讓我感到我活出了一種尊嚴，到哪去別人都很尊敬我，我也感到思想、思路活了起來。就是感覺很好，可是我當時的黨性還是很強的，所以三個月之後就回國了。但是我一回去面對的卻是審查，我記得很清楚，副校長帶著一大幫的人。本來應該是一個彙報，我也很高興想把很多事情彙報給他們。結果他們就像審犯人似的在那審我，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照理說像我這樣的回去應該作作報告呀、宣講宣講呀，但他們只是一個勁兒的問我問題。後來我才發現，是因爲我出境的時候我問了給我辦護照的外事官員一句話。 我問他說：“聽說在香港機場的時候是可以出境的。”因爲我要在香港機場等12個小時，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出去看看香港。我就問了 這麽一句話，這就成了他們審問我的所有原因。就是擔心我有沒有什麽想法，主要是看我的思想有沒有什麽變化，我想這是關鍵。

我長話短說。大家知道我和張華是同學，第四軍醫大出了個張華，張華是個很老實很好的一個小夥子，打一手漂亮的籃球，我們都很喜歡他。可能他當時也沒有多想，到一個糞池裏救個農民結果就死了，沒救上來。我們當時非常悲痛，連夜做了花圈，要給他立一個塑像。結果我們所有搞這件事情的人都被批判了。就此可見，當它不叫你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要想做是不行的。後來轉眼之間，他們要把張華樹成英雄了，那麽我們要不學都不行了。但讓我們學的張華已經不是原來的張華了，完全都不一樣了，我不知道這個張華是誰，完全不是我們認識的活生生的張華了。因爲那時我是團支部書記，我就極力反對還提議說，我們不如到醫院去給人家擦擦玻璃窗，都比學這個假張華要好。

可見當時的宣傳，已經扭曲的非常厲害了。張華當時已經有了女朋友了，他女朋友當時的日子就非常難過，因爲軍隊是不能談戀愛的，她女朋友非常悲傷可是也不能表露出來，可見人性是不能得到任何體現的。

接著就到了“六四”。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對自己的利益看的也很重，就怕受到傷害，從小就生活在那個家庭裏面經常是心驚肉跳的，都不知道我老爸哪次運動就進了牛棚了，所以我總是很小心的。“六四”的時候我的很多同學都走上了街頭，我就騎著自行車在邊上給他們打打邊鼓，過後馬上就把事情推的一乾二淨，就說我是在旁邊看熱鬧的。讓我簽字馬上就簽，跟黨中央保持一致。爲什麽呢？因爲我害怕。因爲那時候在醫院裏工作，如果你不跟它保持一致的話，什麽晉級、長工資、出國就都完了。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我就是這麽過來的。

等到我這次出了國，我們有個鄰居他媽媽是蘭大哲學系的教授，“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學校的臺階上被學生打斷了脊椎骨。他的太太是浙江來的，父母是小學教師，“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被整的很慘。我們倆家來往的很好，最不好的時候呢，就是他們一罵共產黨，我們就爲共產黨辯護，說共產黨不錯啊，這幾年改革開放…….腦子裏裝的完完全全都是那套東西。所以他們就很不能理解我們，搞的我們關係都很緊張。

真正認識共產黨就是在過去的五年，它們對法輪功的迫害才讓我真正看清它。爲什麽呢？因爲這發生在我家人身上。我家兄弟姐妹八個，我大姐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除了性格暴躁外，對政治一點都不感興趣，她就是喜歡練個氣功，今天練這個氣功，明天練那個氣功，最後煉了法輪功了，她算是安定下來了。“啊，這個功好！”這個功教人作好人，脾氣整個變了。她和我哥哥年齡差十個月，原來整天吵架，後來再也不吵架了，家裏人也都說她變好了。因爲鎮壓法輪功說的都是假話，她就要去上訪，上訪也是公民的權力呀，結果就因爲上訪就給她判了一年罪。跟她一起上訪的是人大代表，是安徽旅遊局局長，曾經是撫陽市副市長。人大代表上訪也不行，恰恰因爲是人大代表，就被判了四年刑。對他們打呀什麽的我這裏就不說了。

第二次呢，她是在家裏就被抓走了，而且把一輩子的勞保、福利全都抹掉了。不過我很爲我姐姐感到自豪，如果她不修法輪功恐怕是不行的，她就是決不簽字，不說一句違心話。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她第二次又被抓，被抓的罪名就是她散發了四張光碟。中國你看憲法那是言論自由的國家，她散發了四張光碟，不管光碟裏裝的是什麽，她沒有違反國家的憲法呀，結果就被判三年半徒刑。在這之前他們是用一種欺騙的手段綁架走的，綁架走了34天，是“610辦公室”綁架走的，根本就不是一個政府機構，也不是個法律部門。綁架走後關了34天，把她綁在椅子上打她，硬要讓她交代出如何跟我裏通外國要顛覆政府的。其實我跟她在電話上都很少講話，因爲我們家的電話是被監聽的。我再看我家裏人的反映，我的哥哥、姐姐他們都是在當地的幹部。我有個姐夫是個副市長就說：“什麽人我都能幫，殺人犯都能幫，就是法輪功不敢幫，一幫就是叫作“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法輪功犯了什麽罪了就這樣害他。

歸根結底是一個美國朋友幫我揭開這個結。別人老問我，共產黨爲什麽要鎮壓法輪功?我講來講去我都覺得我是在爲它找理由。因爲什麽都不是理由。人多也不是理由，好人多難道不好嗎?上訪，不是對政府信任嗎?信真善忍有什麽錯?結果那個美國朋友一句話點醒了我，他說：「你信真善忍，那還不結了?你信真善忍不打你打誰呀?你要是信真善忍了，中國人都信真善忍了的話，共產黨一天都維持不下去.誰幫它撒謊，誰幫它整人，誰幫它製造社會的統治和控制?誰都做不了。這讓我真正開了竅。

我已經離開中國10年了，算自動退黨，但今天是個好機會，我主動要聲明一下，我要徹底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特別是在我的精神上，在我的思想上，直到我今天我說話，我都不能完全說我擺脫了那種恐懼。我還在腦子裏想:我說什麽,不說什麽，這種恐懼的陰影我還沒擺脫。但是我想今天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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