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一個女人和一個種族
北明長大了﹐長大成了一個女人。我這裡指的是精神生命的北明﹐指的是女人的智慧和智慧的女人。
成熟的女人是一塊玉石﹐在痛苦中浸泡過的玉石﹐痛苦並沒有使她破碎﹐而是使她趨於完美﹐因為那痛苦已化入玉中並成了血紋﹐所以她是一塊與一般的玉迥然相異的世間奇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對之有鑒賞力和識別力的。
北明多才多藝﹐很難說她最具哪方面的才能﹐她是個好的歌唱家﹐也是個好的文學評論家﹐還是個好的美學研究者甚至歷史研究者﹐同時也是個好的作家。而且還不應忽略﹐她在廣播藝術﹑舞蹈﹑話劇﹑歌劇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在這些方面﹐無論她朝哪方面去發展﹐包括電影﹑電視﹐我猜想都絕對入流。但她主要是個作家和學者。讀了她的書﹐我認定她是個極有才氣的作家﹔聽了她主持的廣播節目﹐你會發現其中有一些可以堪稱“經典”﹔而聽了她的CD﹐你也絕不會懷疑她具有專業歌唱家的水平﹐上帝賦予她多種多樣的天賦﹐使那種方方面面都極其平庸卻自我感覺良好的人只有蒙羞的份﹗她的表現力如此廣泛﹐她唱哪一類歌曲都可以。後來我才聽說﹐她還學過意大利歌劇﹐但你讓她唱一般的抒情歌曲﹐足以同三十年代的週旋和台灣的鄧麗君亂真﹔而讓她唱民歌呢﹐那聲音裡散髮陽光﹑泥土和水的氣息﹐並且脆生生的﹐與郭蘭英和彭麗媛迥然相異。我由此想到她的父母﹐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最大奉獻﹐就是生出了這麼一個女兒﹗就象北明生出了一個令她和先生寶貝得心疼的妮妮﹗
不管別人怎樣看﹐在我的眼裡﹐北明是個豐富卻不複雜的人﹑柔弱卻又充滿陽剛的激情的人﹑成熟卻又同城府和世故絕緣的人。她的精神生命的豐富是一種單純的豐富而不是蕪雜的豐富﹐如果用花朵來比喻北明內在生命的斑爛和青春年代的美﹐你從她身上感覺的絕不是哪一種花的特色﹐她既有玫瑰花的火熱或濃烈﹐也有月季花的淡雅與清馨﹔既有鬱金香的迷人的濃郁﹐也不乏牡丹花的富麗﹐而且還隱隱透出一股空谷幽蘭的味兒。她的精神具有一種綜合的卻不是單一的美﹐縱使如此﹐這些比喻都尚未對她有一種本真的抵達。因為無論北明的內在人生的靈視﹐還是美學﹑哲學﹑宗教﹑詩歌的穎悟和素養﹐都使她的精神世界具有某種超凡脫俗的東西。我這裡想借用秋瀟雨蘭計劃去匹茲堡寫的一部作品的名稱用來形容她﹐那就是“蓮花”﹐而且是宇宙終極意味上的“終極蓮花”﹐這也是秋瀟雨蘭的心性和嚮往。女性的形體之美也許不同年齡段有不同韻味且各各相異﹐但內在生命之美也許會息息相通而不是相斥的。萬法歸一——眾生最終都會走到一起來﹐包括所有脫盡塵思俗念﹑終於棄世間執著于身後的人。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遇﹐我曾親眼目睹過北明練功﹐她整個蕩盡一切世俗功利和政治暴虐投置的陰影﹐完全呈現出一種清明﹑澂澈的舞蹈姿態。她的雙手和身子全處於滑動狀態﹐傳出風的曲線和水的波紋。不僅如此﹐她整個人就仿彿化成了滑動的風和水。她的身上﹑手臂和指尖上無處不見淡霧?移和陽光閃爍。從練功中的北明﹐我看不見也感覺不到任何社會政治的含義﹐甚至也看不見﹑感覺不到任何宗教意味﹐它只是一種既超越政治也超越世俗宗教的宇宙生命之舞。動態中的北明卻呈現並傳遞出一種紋絲不動的靜態。我正是從這種宇宙生命心靈之大“靜”中看見了長腿的美國女舞蹈家鄧肯化身其中。但北明不是鄧肯﹐她的舞姿中我感覺不到美洲大峽谷和大瀑布的灼熱﹑粗獷的線條﹐而是神秘東方雲山霧海的清涼與吉祥。這裡面有隱而不見的東方國畫與詩詞的神韻﹐也化入了中國式的狂草書法飄逸和柔韌的線條。是的﹐動中入靜和靜中顯動的北明化入圓融與飽滿的“無”﹐卻以紛呈的舞姿在書寫生命。她的每一姿勢的變化﹐都是東方狂草書法的流線﹐整個生命是一幅變幻不息的完美的條幅或橫幅﹔每一個流變竄動在一起的字似有似無地釋放出常人無法識別﹑也無法解讀的宇宙的奧義。而此時此刻的北明如一部打開的奧義書﹐我是它的瞬間的詩的目擊者。
我同北明少有接觸﹐但我卻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她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幾乎所有的文字。在閱讀中﹐我有一個感覺﹐仿彿這些文字密佈北明全身並且流動不息。在她所有的作品中﹐最引起我共鳴甚至驚喜的首推北明的一部處女作《史前意識的回聲——中華民族生命流假說》﹐這部書1989年在中國大陸出版﹐那時候北明才三十三歲。此書的主編之一為方鳴﹐另一人是原《河殤》作者﹑現居美國的謝選駿﹐他也是我的好友。這本書印得不多﹐相信能讀到它的人也很少﹔但我感覺﹐即使讀到它的人﹐也少有人真正讀懂了它。這是對人類“史前意識”的注目﹐使北明躍出了當時乃至現在一般人精神意識的水平線﹐這是北明式的一次創造性發現。
人類特別是中國人類的史前意識是什麼﹖它以後何以在東方大地上演變為延續幾千年的大一統的封建精神文明並被其取而代之﹖這種社會文明的兩極性質的轉化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遠古時代赤足裸身的精神生命的回聲在哪裡﹖它有何種可能性衍化為現代意義的人類人文精神﹖北明既是問題的提出者﹐也是問題的回復者﹔既是率先發現問題的人﹐也是丰滿闡述問題的人。她提出的是一種超越時空的猜測和假說﹐也是一個涉及文化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的問題。她以高屋建瓴的精神視野﹐穿越歷史時空的直覺與想象環視我們這個星球特別是它的東方﹐審視東西方生命的不同運動形式﹐由此提出中國式的“循環互補”的歷史模式與西方的“平行互補”的歷史模式﹐以及兩種不同的歷史模式的生物性與文化性之間的差異。在這種比較文化研究中﹐北明駭然發覺性格和行為方式世世代代溫柔﹑惇厚﹑中和的中國人﹐竟曾有過與自已生命狀態截然相異的遠古先人﹐他們與陰柔﹑中庸反其道而行之﹐充滿狂浪無羈﹑高蹈自由的感性浪漫精神和陽剛之氣﹗這是一個種族早已丟失﹑斷裂的初民精神氣質﹗北明感覺這種喪失久遠的遺風在當代似有某種意義和某種程度的重現和回歸。其實﹐北明的感覺與其說是一種社會人文精神的客觀現狀﹐不如說是北明的生命深層心理的由衷渴盼和期望。北明的獨具原創性的史學觀念的形成﹐既源于生命直觀的把握﹐也基於她對多種人文學科的綜合研究。無疑﹐北明關於史前意識和我們種族生命人文精神流程的論述﹐是一大被時間和歷史忽略的創舉﹐她的書是一本關於中國人類集體生命流的奇特假設﹐也可以說是史前中國人類歷史可能性的終極描述。
歷史對北明來說﹐與司馬遷迥然不同﹐非記事﹑非編篡﹑非記憶﹔而是人類學的佐證﹐人類學的起點和終點﹐北明命名為“人類學史學”。司馬遷奠定了中國正史體例﹐其編年紀事性質為以後包括《二十四史》在內各個朝代所承襲。正史之外﹐有雜史﹐也有不登大雅之堂的野史。雜史包括筆記體﹑回憶錄和學術著作﹐某些小說﹑戲本﹑詩詞歌賦也被劃歸其中。這是一種東方式的表現方法和史學現象。實錄﹑記事進而演化為考據﹑義疏和訓詁﹐流于繁瑣的勘誤和補遺。至此﹐史學已毫無思想和精神可言﹐成了文獻﹑資料的彙編和堆砌﹐註定日趨貧乏和衰微。
史學﹐在希臘意為調查和探究﹔在中國即指記事﹐這是東西方不同的史學觀念。
人類混沌初開的時期是神活世界﹐其中只有神﹐而無活動中的行動着的人﹔這種神話和傳說中的歷史﹐北明稱它為人類的前歷史。前五世紀的希臘﹐歷史從神回復到人。中世紀﹐歷史再度成為神的光輝的投射與外化。文藝復興時期﹐人類擺脫基督教文化的制約﹐回首遠古希臘文明的澂澈與清朗﹐歷史充滿了對自由的渴望和創造的激情。到了近現代﹐狄爾泰﹑克羅齊出現﹐指歷史沉浸在黑暗中﹐在新的現實需要的光照中﹐它才有可能被重新發現並確立它可資利用的不同價值。羅素偏重強調歷史的偶然性與個人性﹐以為歷史中最值得人們珍視的東西﹐是與個人而不是與社會有關的。而柯林武德認為史學的對象即思想﹐歷史就是思想史。湯因比和施本格勒則提出﹕歷史表現為人類的文化形態。總體上也許可以這樣說﹐西方史學與中國史學的最大區別﹐前者更關注人﹐後者更偏重紀事。歷史並非孤立發展的﹐它與自然科學的交互滲透﹐為人探照自身奧秘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光源。人有生物性和文化性兩大基本特徵﹐對人類的研究因此區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人是精神性和肉體性﹑理念和慾念兼具者﹐既仰慕神﹑上帝﹑先知﹑超人﹐也從未走出動物界自己所屬的品種和類別。北明說﹕“人的理念礙於欲念而無法徹底﹔慾念礙於理念而失之自然。”它的位置在神與獸兩極的擺蕩之中﹐和兩難的選擇之中。生命是一個複雜﹑矛盾的分裂體。人類生命潛能與歷史表象互為因果。對人的重新審視﹐必須以多重學科交叉為其基礎前提。
人類歷史上演着一幕幕不盡相同又驚人類似的“史實”﹐從而構成人類浩瀚歷史的表象﹐然而﹐起主導作用的人類的生命潛能﹑即心理原素卻始終不變。人類相互分裂和排斥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構成人類生命內在的搏動﹐這一搏動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構成各不相同的生命動律。生命動律通過心理原素的結構和行為的方式作用于歷史表象﹐並在其運動中形成歷史模式。由此北明發現中國和西方歷史模式各自相異﹐一為“共時對峙型”﹐一為“歷時消長型”。前者為西方式的“平行互動﹑平行互補”﹔後者為中國式的“循環互動﹑循環互補”﹐形成各不相同的兩大文化圈。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國人類生命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為相互背峙﹐而不是彼此對峙﹔其生命動律表現以逃避的方式完成。中國人類的感性與理性二重心理原素不是共處在同一心理空間﹐而是分處於不同的心理時間的層面﹐縱向展開它們之間的壓抑和限制。北明認為﹐這是一種此起彼伏﹑輪番更迭﹑嚴重喪失心理平衡的消極對峙的心理結構。由於其心理原素是輪番主宰淺層的心理空間﹐中國人類的行為方式﹐在單位歷史時期內大體上就呈現單一性的色彩﹐趨於平靜和穩定。這樣的生命動律﹑心理結構﹑行為方式中﹐整體的歷史就呈現為此起彼伏的“歷時消長型”模式。中國人無論面對自然﹑社會及人的命運﹐都相信風水輪流轉的運勢﹐這個“運勢”本質上就是“循環”。當每次循環到來時﹐社會畸型和心理變態就無可避免﹐死水一潭中就會發生隱秘騷動﹑進而劇烈動蕩乃至天翻地覆。北明預言﹐中國當代就處於這樣一個週期性歷史蛻變時刻。
北明對“歷時消長型”的民族心理意識的分析﹐既不同于弗洛依德﹐也不沿襲李澤厚。它同弗氏的“三層意識說”的區別在於﹐北明在其論述中所提出的“種族集體無意識”﹑“民族潛意識”﹑“民族顯意識”這三個概念及其所指對象不是個體﹐而是群體﹐是指對整個種族或民族的精神領域的探究。其次﹐北明的“種族集體無意識”與弗氏的“無意識”或“潛意識”僅管同處精神構成的最深層﹐但弗氏立論的基礎是“泛性慾主義”﹐而北明為社會生物學。她僅管同樣認為性欲確乎存在於個體無意識中﹐並不否認這種被壓抑的“裡比多”與顯意識之衝突造成深刻的人類精神現象﹐但她並不認為它是唯一的無意識內容。而持自己獨異觀點的北明﹐其“種族集體無意識”內容包括生存條件﹑乃至適者生存及遺傳變異的生物生理本能對初民及其後代血裔心理定勢的影響。最後﹐弗氏的精神分析是展開在“共時性”基礎上﹐其三層意識從一開始就共存于同一精神時間﹐並且其位置和關係都不存在嬗遞演變的過程。北明卻將它們納入“歷時性”的發展過程之中﹐這三層意識最初分別都以顯意識的方式進入民族心理﹐只是隨着歷史的推演才依次向意識的中層和深層沉澱。或許有人會問﹐那已經沉入精神最深層的無意識﹐在新的沉澱層壓迫下來時到哪裡去了﹖北明認為封閉沉澱在無意識領域的心理能量未經釋放便永遠不會消失﹐一旦達到飽和便會沖決壓抑噴發為顯意識。人類意識的演變﹐既有漸變﹑量變﹔也有躍變﹑嬗遞。大幅度釋放的心理能量的火山爆發式的躍變﹑嬗遞﹐北明視之為民族生命心理嬗遞。
北明同李澤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積淀論”也互為區別﹐李澤厚的“積淀論”總體上強調歷史的繼承性﹐包括同一歷史時期和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繼承。北明認為﹐“積淀論”在同一歷史時期內﹐適宜解釋其內部各階段之間的文化心理的積累漸變﹔但不能解釋從人類產生至今為止的所有歷史文化心理變化現象。相異于“積淀論”﹐北明的“民族心理嬗遞”論的總體立足點是放在“躍變”﹑“質變”的否定性變化方式上。人類文化心理類似生物的緩慢進化﹐有時會出現“突變”﹐並非永遠以“積淀”的漸變方式發展。北明的觀點可視為與“積淀”說互為補充﹐填補它在不同歷史時期之間人類文化心理論述的理論性局限。順便說一句﹐北明的論述總體上是屬於文化藝術理論範圍﹐較之同時代的謝冕的詩評和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人微言輕”的奇女子北明﹐其幾近湮滅無聞的超前的精神意識﹐對整個時代而言﹐具有真正的先鋒意味﹗其次﹐“積淀”說強調在同一歷史時期內﹐各朝各代審美趣味﹑文化心理的因果聯繫和變化﹐北明則強調它們的相對穩定性﹐但她所指的穩定性是指那一歷史時期的總體特徵。部份之和不等於整體﹐各朝各代的特點是有機整體的代表。北明指出﹐封建文化總體上的溫柔惇厚﹑中庸平和﹐決不因李白個人狂放不羈的浪漫而變質﹔儒學歷經後世的不斷演變﹑發展乃至修正﹐也沖淡不了它的“實用理性”的根本骨血。北明關於“民族心理嬗變”的論述是指基於宏觀把握基礎上的總體特徵的躍變。
北明提出藝術是民族心理的表征﹐是生命形式的假想實現﹐她宣稱﹐藝術對缺乏藝術感受和領悟能力的人不存在。每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藝術樣式﹐揭示出不同時期生命的主要形式。對藝術而言﹐北明斷言﹐藝術的題材﹑內容所反映的客觀對象不是也不能決定風格﹔藝術的樣式﹑體裁﹑藝術家的生活經驗包括藝術家的寫作技巧﹑包括藝術家的性格不是也不能決定風格﹔從藝術創作的客體到創作主體﹑即藝術品和藝術家的諸多方面都不是也不能決定風格。決定藝術家的風格的是藝術家的心理態勢﹗這是北明的論述﹗也是北明的創見﹗正是在這一點上﹐她的心靈敏銳程度遠遠高于她的同時代人﹗而心理態勢在生命個體中獨立於文化﹐主要由遺傳氣質所決定。風格是生命形式的直接轉換﹐是藝術家的心理態勢的外化﹐是超越實證和計算的宇宙生命精神神秘的模糊之“數”。沿引北明的原話﹐那就是﹕“藝術家的心理態勢﹐超越藝術樣式﹑題材﹑技巧﹑生活經驗和性格特點﹐表現為藝術的內在形式——力度的強弱﹑節奏的快慢﹑張力的大小﹑彈性的緊松﹑韻味的曲直﹑色彩的明暗﹑真力的多寡﹑意緒的疏密﹑質地的軟硬﹑風骨的虛實。藝術品由此產生雄渾或淡泊﹑自然或綺麗﹑高古或典雅﹑豪放或飄逸﹑勁健或清奇等風格。”這真是真知灼見﹗這樣的論述異常犀利﹑不同凡響﹑力透紙背﹗是包括許多男人在內的平庸之輩無從感悟﹑傳達和獨立發現的。北明是個智慧的兼具多種才藝于一身的一流的女性。北明表示﹕“個別藝術風格證實個別藝術家的心理態勢﹔整個歷史時期的總體的藝術風格向我們表征着那個時期人類總的心理態勢。”
北明視神話為一個種族整體心理的流露﹐它是史前初民純粹心靈的產物﹐是史前種族集體無意識的依憑﹑投射和外化。原初神話遠離現代人多重複雜的心理層次和空間﹐其中沒有思想觀念的疏導﹐沒有抽象思維的指令﹐而是初民原生心態的最直接﹑最真實﹑最自然的表露。中國原生神話未經歷代文人梳理﹐僅散見于一些古藉。神話越接近人類社會的文明﹐越失去其原生態色彩﹐它的倫理﹑政治﹑現實成份越重。中國史前孕生的神話中神祗眾多﹐盤古﹑伏羲﹑女媧﹑神農﹐各自獨立﹐互不相干。而上天入地﹑神通廣大﹑主宰萬物﹑集威儀和權力于一身的主神——上帝的出現已經是奴隸制社會之後。不同種族的原生神話決定于其先民氣質和心理遺傳特性。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高居奧林匹斯山巔﹐統率萬物和大小諸神﹐並構成上下制約﹑相互關連的神系﹐折射出其初民的集體觀念和服從意志的心理制約﹐不足以同沒有主神和神系的中國原生神話相比較。中國原生神話無主神披露中國初民既相異于西方初民﹐也不同于中國本身封建文明時期社會整體意識的心理特性。也就是說﹐中國遠古初民既具有自由﹑獨立意識﹐也顯示出個體生命風骨﹐超越一統天下的清規戒律﹐天生不受任何人為制約的個性﹐這是他的羸弱的後代子孫身上所罕見甚至蕩然無存的。從中國原生神話的初民個性風骨﹑獨立精神﹐反過頭來看中國整個封建時期的帝王系統和專制體系﹐又鮮明地反襯出西方人的後裔較之中國先民的子孫百倍強烈的個性意識和主體精神﹗東﹑西方人性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並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今天的中國人中﹐獨立意識已經鳳毛麟角﹐特別是“詩人”更少見遠古蚩尤的叛逆天性﹑心理氣質和生命骨血的真傳﹐陰柔﹑圓滑有餘﹐而雄強﹑陽剛不足﹗我以為﹐發現東﹑西方初民心理氣質的差異﹐發現中國遠古初民感性﹑浪漫﹑高蹈自由﹑狂放無羈的生命氣質﹑並以此為參照聯系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現狀進行比較﹐從而全心身入靜﹑傾聽東方史前意識在現當代中國大地上最初或可能的回聲﹐是北明心靈的偉大渴望﹗也是她對現當代精神領域的一大無可置疑的奉獻﹗
西方神祗都有完美的人形﹑且具七情六欲﹐不離人間煙火﹔而東方神祗怪異﹑凶猛﹑猙獰﹑醜惡﹐具有超越自身甚至天地萬物的自然局限的神力。這揭示出中國遠古先民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人獸萬物同源的超自然心態﹐掙脫存在束縛的生命充滿動物崇拜色彩﹐諸多形像都是牛頭馬面﹑龍身鳥首或半人半獸。希臘人是一個重實際﹑輕玄想的民族﹐相信他們的神話是真實的歷史﹐他們的求實精神意識發展而為嚴謹的科學精神和實證方法。而中國神話是中國初民天生心理氣質和恣肆汪洋的偉大夢幻和想象﹐其精神抵達超現實的空間和層次﹐有萬千尚待破解和揭密的宇宙奧秘深藏其中。中國人的神話非史實﹑也超現實。中國古代先民具有極強的個人意識﹐和獨往獨來的行為方式﹐其神祗表現的正是個體生命價值或個人英雄主義﹗與其後來綿延的子孫務實﹑穩定﹑老滑﹑世故的世俗精神恰恰形成兩個極端。魯迅和胡適曾斷言中國初民樸實而不富于想象﹐北明對此持有異議﹗懷疑此立論是否有反映中國文人學士自身精神性格缺憾之嫌﹖﹗中國初民原生神話豐富與自由的想象﹐與西方比較獨具自己強烈的東方神韻﹐其遠古獨立和自由的精神﹐領各民族風氣之先﹗北明以為﹐若考慮到黃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地理﹑氣候﹑環境的巨大差異﹐這種氣質上的自由特色更見鮮明。在北明眼中﹐希臘初民是“正常的兒童”﹔而中國先民是“野蠻的兒童”或“早熟的兒童”。這種“早熟”﹐表現在初民以降﹐“神話從神轉而帝﹑從獸轉而人﹑從幻想轉而實際﹑以怪誕轉而柔美。”而人類就其本質而言﹐卻仍然只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兩腳獸”或“四肢動物”﹗今人與原始人相似多于相異﹐其動物本性毫無本質性變化。人類幾千年前才走出圖騰巫術的陰影﹐告別身後的荒蕪和野蠻﹐有什麼理由非要虛飾以“文明”或“文化”的衣衫﹐裹住自己赤裸的身軀﹑遠離自己腳下的泥土﹐而不是赤足裸身如初民漫步生命的伊甸園呢﹖人真是世間所有生靈的主宰和上蒼唯一的寵兒嗎﹖北明發問道。
研究人類史前意識﹐特別是對中華民族生命流的探究﹐是北明初試鋒芒的一次精神冒險。神話是她攀沿的繩索﹐比較是她檢測的方法﹐以此透視中華民族遠古祖先生命基因﹑攷察民族心理素質﹑發現原始初民本真的生命意識和與身俱來的天然的自由。在對史前神話世界的探訪和跋涉中﹐北明不由質疑並大聲發出詢問﹕在千年封閉心理積淀的穩態結構之下或之外﹐我們是否遺忘了什麼﹑丟失了什麼﹑失傳了什麼﹖﹗我們是否忽略了還有別的有待于我們發現和發掘的什麼﹖﹗我們在大書特書封建文明的光輝燦爛的遺產時﹐是否也應挖掘萬年以上的種族無意識的心理積淀層﹐和至今無人提及也未引人注意的混沌初開的中國史前初民前文化精神﹖﹗人類的文明是以史前的種族存在為先決條件﹐種族的特質是民族特質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對人類文明的直接描述﹐如果忽略了史前神話的存在﹐都不是人類及其不同種族特徵的基始描述或終極描述。史前生命絢麗之極﹐是我們種族生命精神的支撐和立足的磐石﹐它不應被我們無視﹐更不應被我們置于遺忘。在我們未來生命的歷史進程中﹐它必將成為喚醒大中華靈魂浩渺持續的偉大回聲。“何以燦爛的中國封建文化必然沒落﹖何以當代意識騷動不寧﹑多重豐富﹑喪失穩態﹖何以外來文化具有巨大衝擊力﹖”北明頻頻發出吶喊之聲。“牢牢把握中華民族史前生命形態這塊‘基石’﹐將是揭開中華民族生命——歷史之謎的關鍵。”
獸皮。石頭。洞穴。樹巢。塵垢。逐一消失。青銅時代來臨。放浪形骸的初民生命形態﹐受到封逮大一統的精神文明巨大的衝擊。原生神話的本真面貌隱去﹐原始生命形態和大自然的荒蠻背景消失。神怪成了脫儘自然氣息的人帝﹐行使人間權力的帝王取代了諸天眾神﹐感性浪漫的精神讓位給了理性實用的追求。被閹割的原初神活﹐在青銅的新的物化形式中留下余音﹐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飾﹐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原生神話。翻天覆地鋪開的秦始皇兵馬俑﹐書寫蒼茫和巍峨的萬里萬城﹐騷亂的楚辭﹑拙朴的漢石刻和渾厚的漢象磚﹐無不顯示原始氏族社會在封建時代來臨時頻于解體和初民心理態勢的最後的崢嶸。繼之而起的秦漢文藝嶄露頭角﹐以力度之美成為封建文化燦爛的表征。北明指出﹐這是由來已久的一種普遍的錯覺﹐其實﹐秦漢陽剛之美﹐正是原始心跡的遺風﹐是遠古初民浪漫心理經久不衰的力的體現﹐是史前原生神話落霞最後的回光返照。絢麗之極﹗濃烈之極﹗由此揭開千年封建文明的新的歷史帷幕﹗
青銅時代﹐是“破”的時代﹐即史前意識的逆反期。
春秋戰國﹐是“立”的時代﹐是封建文化的建設期。
在史前與封建交替裂變時刻﹐感性與理性循環互補的兩種不同生命形態完成第一次躍變。繼之儒家文化隨之出現和封建體制由此確立﹐民族生命在一個新的層次上達到新的平衡。
殷商時期﹐多神崇拜轉化為主神崇拜﹔到了周朝﹐原始禮儀進而規範為“周禮”﹐史前輝煌的光影逐漸暗淡﹐感性浪漫遺風日趨遠逝。接着春秋戰國來臨﹐在“禮崩樂壞”的背景上﹐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文明這才呈現出新的曙光。這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文明而不是以感性浪漫為基礎的文明﹔是一種在“循環互補”中遞次斷裂﹑嬗遞﹑躍變的文明﹐而不是循序漸進﹑平行互補的文明。如果一切都是在另一種情況下發生的﹐那麼中國文明就不是今天的樣子而是另一種樣子﹐中國文明的歷史就可能從頭重寫﹐數千年至今我們就可能不會籠罩在專制體制嚴酷的陰影中﹐而是沐浴于自由﹑民主的陽光﹗這斷裂過早發生﹐由此整體上改變了中國文明發展的性質和方向。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性在人類學中的意義與中美洲瑪雅文明相似﹐被稱為“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然而﹐在文明的繼承中﹐古中國卻有與古希臘文明循序漸進相異的方式﹐這一方式不僅是對原始文明的背叛和對初民歷史的斷裂﹐而是整體上改變中國文明發展的方向和異化了今天中國文明可能的面貌。這是一個全然的意外。它導致了中華民族精神氣質的內傷。這種對遠古文明的歷史性斷裂﹐延續至當代陰魂不散﹐演化為今天空前絕後的意識形態強加﹐在文化藝術領域直接和變相全面實施和重演精神施虐﹗
民族理性對中國而言是一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它在古往今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具體實踐和運行。將這一民族理性生命形式對中國社會和民族心理施加影響和具體實踐的是中國的儒家﹐而它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不言鬼神的孔子﹐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的出現意味着重新內塑民族心理性格﹐和民族道德﹑倫理﹑信仰觀念的規範和確立。如果當時不是孔子這麼一個人出現﹐而是另外一個與他心理性格截然相反的一個人﹐也許整個中國就不會世世代代有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孔子﹐而是另一種民族整體精神生命的承傳﹖﹗但恰恰是孔子﹐而且只能是孔子﹐中國人除此別無選擇。歷史選擇了封建﹐封建選擇了孔子﹐孔子選擇了理性﹐而理所當然地成了儒家的代表﹐並成功地把遠古初民精神意識從民族心靈中清除﹐從而完成了整個民族從感性到理性的歷史性的沉重轉型。從此﹐陽剛失落于陰柔﹑狂浪萎縮于中庸﹑自由奔放蛻化為循規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這種理性形態的精神生命﹐日趨被閹割﹑進而萎縮﹑退化﹐民族整體性格從史前的高蹈混沌﹑自由奔放扭曲為軟弱﹑功利﹑自私﹑萎瑣﹐發展至近代終於全部暴露中國國民天性的年深月久的全部劣根性。我想生活在今天的國人也會強烈地感到生命自由的備受壓抑﹐而越來越多的年青的一代都會從心靈中呼喚遠古陽剛﹑浪漫﹑自由的民族天然性情的現代復歸。
儒學的文化人格體現為中庸平和﹐是封建大一統社會的主導精神意識。東來的印度佛學﹐清淡寂寞的魏晉玄學都甘居邊沿﹔它們對封建理性文化主流﹐缺乏強勁的衝擊力﹐只能起到某種程度的緩沖﹑調和作用﹐而使理性主流文化更趨穩固。漢儒經學的衰微﹐引發魏晉玄思﹑清談之風﹐它雖不失道家境界的空靈和超逸﹐但其幾近悒郁的女性化柔態﹐卻使其缺少亢奮的激情和上昇的力度。其實質是一種被朦朧遮蘞或遠未暴露的旺盛生命的荒蕪﹐遠離史前浪漫感性的心理態勢﹐缺乏精神生命的爆發力﹗靡麗雕飾的表象卻遮蔽不了骨血的缺失﹗這一民族精神內在的貧血與缺鈣﹐至今未有人犀利擊穿其深層品格的羸弱與萎靡。這種精神的浮面的表象﹐類似中國當代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黑暗的年代﹐朦朧詩在專制高壓下孕育﹑生發及其最後為體制內部所吸納。歷史真是驚人地相似。
封建文化在唐代抵達空前的高峰﹐一掃魏晉南北朝近乎柔弱的風氣﹐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氣韻。北明在對兩者進行比較時評說﹕“前者超脫世俗﹐卻缺少豪邁浪漫色彩﹔後者不失氣度﹐卻入世匪淺。”二者都未跳出中庸之道﹐和諧﹑穩定﹐平衡中缺少運動的生命。總體上載道文風的理性張揚顛覆了本真生命感性的喧囂。唐代詩人在北明看來﹐李白是一位挑戰封建傳統文化心理的徹底的叛逆者﹐他的詩歌在文學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杜甫的詩鋪展了一幅唐代社會現實生活的巨幅畫卷﹔白居易是唐代充滿入世精神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另一位代表。中國文化藝術歷史上﹐宋明也是民族心理層次上最為豐富的時期﹐民族心理能量在嚴謹的規範和約束中得以釋放﹐僅管遠不是精神生命自由與飽和的表達。宋代散文表述倫理觀念﹑議論社會思想﹐風格上承傳了韓愈﹑柳宗元的古文。文人墨客﹐多才多藝﹐詩詞﹑文章﹑書法皆通﹐如歐陽修和蘇軾。其中不乏集儒﹑釋﹑道于一身﹐入世與隱逸兼具﹐既通言理又穎悟禪宗者﹐呈現紛繁多元的心理態勢﹐骨髓裡卻滲透理性的汁液。
粗略瀏覽全部封建人文建構﹐“陰柔”是其總體精神趨勢﹔“理性”是其隱形其中的脈紋。其藝術表達主要為兩個方面﹕或入世而兼濟天下﹔或出世而獨善其身。但無論哪一方面﹐都不離“中和之美”﹐這也是封建審美趣味的主要特徵。中國文化藝術還有某種潛在性情的隱忍和無奈﹐縱使生命之壓抑頻臨絕滅﹐那表達也不失內斂﹑含蓄﹑柔韌的份兒﹔決不張牙舞爪﹑鋒芒畢露﹑咄咄逼人。這不僅是中國人深層心理和精神趨向的自然選擇﹐也是東方式的美學境界包括人生意趣和姿態的一大忌諱。冷不會如冰﹐熱不會如火﹐而是中國式的兩極中和。中國人的內在生命偏靜﹐冷熱兼容﹑不偏不倚﹐取其中性。一切趨於平穩甚至超穩定而免于震蕩。
中國式的“靜”﹐主要不是指宇宙的寂靜﹐而是指社會的肅靜﹐古代昇堂審案衙役舉着的牌上寫的就是“肅靜”這麼兩個字﹐就是讓你鴉雀無聲。中國人講究言說要有分寸﹐禁止隨意表達﹐所以自由見于法度﹑規矩﹑束縛﹑制約之中﹐這也是“肅靜”的不同表現形式。為此﹐還確立有形和無形的意識形態法庭﹐思想不能越軌﹐精神不能超限﹐以“法”度之﹐違者必究﹐以確保全社會政冶超穩定前提下的文化的安全。
北明也論述到中國古代音樂﹑山水畫﹑悲劇乃至實用工藝。關于音樂﹐北明前已指出﹐中國是一個沒有純粹音樂的國度﹐又是音樂無所不在之處。中國音樂早在氏族社會巫術﹑圖騰的背景上出現﹐它和中國原生神話命運相似﹐在封建倫理﹑思想﹑政治的陰影中﹐原始音樂的生命的火光時明時滅﹐幾成灰燼。這裡是指純粹意義上的有別于後來的中國音樂而言。若論及悲劇﹐北明斷言中國沒有本質意義上的悲劇﹐只有中國式的非悲劇的悲劇﹔或者說中國戲曲中只有悲情的表達而沒有悲劇的精神意識。中國戲曲只是個人坎坷與不幸的哀訴﹐沒有社會或個人生命內部尖銳的矛盾和衝突。從古至今﹐只有簡單的人物﹑簡單的性格﹐簡單的心理﹐沒有複雜的多層次的精神揭示﹐沒有騷動不寧的個體生命心靈的奧秘。平淡的觀念﹑木然的理性﹑庸常的政治﹐使中國人在精神層面上遠離本真的靈魂與肉體﹑生存與死亡﹑存在與虛無﹐宇宙生命的個體意識和悲劇意識在深層的意義上歸于死寂。談到繪畫﹐東西方繪畫藝術都離不開感知﹑領悟和直覺。紮根于本土的中國畫﹐它的高峰時期在宋代﹐水墨是它的主要表現形式﹐寫意是它的內在精神隱函。同其它的文藝形式一樣﹐中國畫也同樣與史前浪漫生命絕緣﹐它主體上呈現的仍然是一種陰柔之美﹔也可以說﹐是一種“弱”的生命形式和心理情態的外化。它表現的是理性﹑中庸﹑平和的民族整體心態覆蓋下的隱形的一面。有別于儒學的入世﹑務實的理性精神﹐中國畫以水墨渲染的是超然物外的風神和無我之境的意韻。實用工藝興盛在明清﹐正是源于理性生命苦澀的衰落。陶瓷﹑染織﹑金屬﹑漆器﹑器皿雕塑﹐只是人們實際生活的需要﹐一種室內的擺設和生活的裝飾。實用工藝在明清成為世俗藝術之王﹐與同期的學術情況同出一源﹐前者為社會審美能力和趣味的下降﹔後者為時代思想精神財富的貧困與匱乏。偌大一片遼闊的國土上﹐人們津津樂道于戧金﹑鏤銀﹑琢石﹑髹漆﹐在本質意義上是民族精神的萎縮和心理素質的退化﹐也是藝術及其創造精神的整體墮落﹗
從魏晉南北朝始﹐到唐宋元明清終﹐長達兩千多年﹐世代奉行溫柔惇厚﹑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遠古初民浪漫﹑感性﹑狂浪不羈﹑高蹈自由的精神意識﹐從一開始就被斷裂﹑偏離和受到整體方向性的背叛﹐從而轉換成了後世的現實﹑理智﹑陰柔﹑苟且的性格﹑心態和處世方式﹐這是封建教化和理性精神無可避免的悲劇﹐也是一個民族註定強行吞咽的苦果﹗
封建理性終至萎縮﹐民族生命失去活力﹐北明預言一個新的歷史大循環﹑大轉折的週期已經到來﹗她說這是不以中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它是人類生命自身運動和流變的結果。一個被“理智實用”單一特徵主宰的民族﹐在當代朦朧聽到了歷史的呼喚﹐並且已經感受到了史前生命意識最初回聲的波動。這個大循環﹑大轉折的重大歷史標誌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北明看來﹐這場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革命”是民族心理精神史上變態的怪胎。“革命”無對象﹐“造反”無目標﹐而幾千年封建傳統價值觀念和審美標準被毀于一旦﹐卻未見新的時代價值和審美觀念的確立﹗這一時期的民族風貌﹐從表象上看﹐是觀念意識的簡化和生命力度的強化﹐而其本質就是集體受愚和群體洗腦。
整個文革時期﹐只有群眾大合唱和集體表演唱﹐毛澤東是總導演。十幾億人完全絕滅個人的聲音﹐只有毛澤東的十幾億個分身的聲音。舉國上下只有一個人﹕毛澤東﹗只有一張畫﹐毛澤東畫像﹔只有一座雕塑﹐毛澤東塑像﹔只有一種詩詞﹐毛澤東詩詞﹔只有一種文字讀物﹐毛澤東選集及其語錄﹔只有一種反反復復﹑不厭其煩的報紙和電視新聞報導﹕毛澤東接見外賓或毛澤東登上天安門。中華文化頃刻化為廢虛﹐廢墟上只剩下由一個人駕馭﹑主宰的思想﹑言論﹑動作的整齊劃一的十幾億木偶。十幾億木偶頭腦簡單﹐四肢必然發達。簡化的思想觀念中﹐血肉之軀的力度得到最大的釋放﹐傾盡全身之力起鬨﹑咋呼﹑高呼“萬歲”﹑繼而“打﹑砸﹑搶”﹗除此之外﹐這只是一種力的表象﹐只能對自己和別人的靈肉起到雙重傷害作用。所以﹐這是一種簡單的暴力﹗沒有真正的顛覆力和衝擊力﹐無涉于全民族的精神真正意義上的變革與解放﹗
北明認為﹐社會價值的判斷和心理層次的剖析﹑社會意義的否決與生命潛能的釋放﹐各自不同的角度﹐彼此不能混淆。文革雖有百害而無一益﹐卻是通過無理性﹑無目標﹑無方向的瘋狂動亂使民族壓抑千年的生命潛能得以初次釋放﹐從而尋找到失卻已久的生命的活力。北明這裡所指的“活力”﹐是從人類生命的角度而言的純粹生命的活力﹐而非從社會學角度所作出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北明更關注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待生命和社會歷史現象﹐以求更深入地透過事物的表象觸及存在的本質。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文革﹐或從深層心理學和社會生物學角度研究文革結論各異﹐北明主要持後一立場並將文革同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進行類比﹐以為從先秦到晚清歷次農民暴動都是源于政治黑暗和民生極度痛苦﹐舉旗聚義造反都是迫于飢寒。農民造反目的﹐不是出於什麼理想和信念﹐而是為了現實生存而自發組織﹑自覺投入﹑自主命運﹐它的民眾運動性質十分鮮明。而文革則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文革前十幾年社會民心趨於穩定﹐歷屆人為的政治運動﹐也未引發民眾造反的民族心態﹐它不是自發的群眾運動﹐而是預設的運動群眾。農民戰爭有岌岌可危的現實基礎和民眾自覺意識﹐而北明認為文革則缺乏這兩者﹐它甚至可以說不是執政黨的意志或某個統治者的個人意志﹐而是冥冥中民族歷史大循環﹑大轉折註定的運勢不可更改﹐也不可預測。被運動其中的只有莫名其妙的“信念”﹐卻絕對沒有“思想”。參與者只有熱情﹐沒有方向﹔只有衝動﹐沒有是非。他們是一些“誓死保衛”﹑“堅決捍衛”什麼的人﹐痴迷到把“紅色紀念章”忍痛刺入血肉之軀掛于胸前以表達“紅”心和“忠”心的人﹐但卻不是出於自覺“保衛”與“捍衛”甚至不明瞭為何“保衛”﹑“捍衛”和“保衛”﹑“捍衛”什麼﹖﹗較之農民戰爭﹐這在整體上是完全陷入非自覺心理狀態被人在幕後運動來運動去的數以億計的盲從群體﹐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大規模群氓。
億萬人群整體盲目行動﹐這在數千年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這也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們從未領略過的風騷。這種場面巨大的瘋狂和騷亂﹐使人頭涌涌﹑鋪天蓋地的歷代農民運動也黯然失色。農民運動有既定的革命目株﹐明確的造反對象﹐並受約束于特定的軍規法紀。流為草寇﹑亂行燒殺搶擄者也難免﹐但不佔主流﹐而越至封建社會後期﹐這類情況反而越來越少。因為農民運動從根本性質上來說﹐不是假“革命”﹑“理想”之名行政治煽情之實﹔也不是潛在生命能量尋機無制約發泄和群體狂亂﹔而是農民為改變生存條件﹑尋求自身解放的真正的群眾運動。而文化大革命則不同﹐被運動其中的“造反”的“革命”群眾﹐徒有“革命造反”的愚昧熱情﹐卻無任何基本行為準則和具體“革命”目標。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深層心理中的集體無意識存在﹐也會釀成一場社會動亂﹔因為整個中華民族歷史此時正值一個總體性的巨變時刻﹐從生命潛能到心理意識正處於躍變關頭﹐早已斷裂﹑失傳而無從為繼的民族感性浪漫生命形式在無理性中突然甦醒。在集體大破壞的痛快淋漓中﹐人們曠日持久乃至無數世代深藏在生命深層的那個“本我”﹐再不堪繼續壓抑﹐於是肆無忌憚地以“革命”的名義瘋狂擴張﹑發泄生命原始的獸性。翻閱文革史﹐就是一部“紅衛兵”群體施虐史﹔群體心理病變和畸形變態史﹔現代皇權的紅色侍衛們自覺迫害和不自覺受害的荒誕史。
種族集體無意識﹐如壓抑于深層心理的岩漿地火﹐漫長的種族生存歷史中﹐從未有過噴發的機遇﹐也從未死亡。幾千年封?地層覆蓋﹐使高壓貯存的民族陽剛之氣趨於超飽和狀態﹐一觸即發。這是一個具有巨大張力的心理力場﹐聖旨欽定的文革“造反”是引發它的導火線﹐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卻為它的猛烈爆發提供了一次契機。民族史前遙隔無數世代隱形沉澱積蓄的初民意識﹐終於穿越封建中庸的潛意識和近現代劣根性的顯意識驟然爆炸﹗北明斷言從深層心理學角度來說﹐文革無疑是種族集體無意識的陽剛之氣一次能量巨大的釋放﹐這是文革得以在一個奉行“溫柔惇厚”的中庸之道的民族爆發的深層心理基礎。
北明對文革從深層心理學和社會生物學的角度觀察﹑研究和剖析﹐其精神視角和觀點無疑是獨特的。但若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看文革﹐我不以為文革是“一場無目的﹑無目標﹑無方向”的盲目大動亂﹔而是一場清醒的﹑預謀的﹑人為設定的“革命”﹐是統治者心術和權術的外化。它不但有目的﹐而且有目標和方向﹐那就是延續專制體制和個人獨裁。文革中的民眾是被動的群氓﹐其中絕大多數人並無個人具體的政治目的和野心﹐但這個盲目群體的駕馭者卻是出於居心叵測的﹐其政治目標清楚﹑方嚮明確﹐並且急功近利。其政治運作中絕無“種族集體無意識”可言﹐也找不到任何詩化的“感性﹑浪漫﹑高蹈自由”的精神蹤跡。社會群體的心理張力﹑生命潛能在文革中得以釋放是不自覺的﹐同史前初民的深層心理意識和生命能量的自由舒展和釋放在性質上是兩回事﹐不可同日而語。史前“初民”和文革“盲眾”性質上截然有別﹗史前初民深層生命潛能釋放是無害的﹑自我本能的渲泄﹔文革盲民的深層生命潛能釋放是有害的﹐是為人所放縱並任其盲目發泄﹑以滿足其破壞心理的。前者體現的是自覺的原始自由精神﹐後者純屬盲從和盲目發泄。兩者有表象的某種類似性﹐但其深層內質卻是相異的。如果我們把初民的深層生命潛能放在今天的歷史背景下﹐它仍然是原質的還是變質的﹖把紅衛兵們被釋放的生命潛能放在史前的時空中呢﹐它的性質會變化嗎﹖我想﹐史前初民生命潛能無論在何種時空條件下﹐它仍然是它自己﹔紅衛兵的盲目發泄無論是置放史前或當代﹐其性質也不變。生命深層心理潛能是一種相對恆定的生命內質﹐它不因時空條件變化而變化。所以﹐紅衛兵與初民生命潛能的自由釋放﹐在精神意義上既不是同一性質﹐也不是同一層次。文革並不是一次精神躍變﹐而是一場精神動亂。在文革中紅衛兵的行為是獸行﹐其慾望是現代文明社會的獸慾﹔反之﹐初民的生命潛能的原始釋放恰恰是人行﹐其深層心理基礎是生命天然人欲的自由釋放。將它們之間相互比較﹐初民生命潛能的表達是純粹的﹑本真的﹔而文革中紅衛兵行為卻是畸形的心理扭曲和獸性的盲目發泄﹐在一個文明的﹑法度的社會只具有破壞性﹗個人越欲求從任意自由獲得快感﹐越企望在為所欲為中達到空前的慰藉和滿足﹐他人和社會越不具安全感﹐所受到的傷害越慘烈。所以﹐文革盲民的獸性﹑私慾的發泄和史前初民的心理潛能的自由釋放﹐兩者完全是南轅北轍。文革中紅衛兵的“社會主人翁”﹑“紅色接班人”﹑“世界的希望”﹐完全是人為授予的種種虛幻頭銜﹐以利用﹑欺騙和玩弄為前提﹔絕不是一種本真﹑天然﹑純粹﹑與人和社會無害﹑高蹈混沌天地的生命的自由與自覺﹗
文革也不是“朦朧”的政治熱情和個人迷信﹐而是“皇恩浩蕩”的頂禮膜拜。文革中“紅衛兵大串聯”也不能理解為徹底破壞了中國人小家巢居﹑安居樂業﹑足不遠行的生活方式﹐是改革開放後旅遊之風的先導﹐因而具有歷史意義﹗這種“串聯式”的旅?只是一種紅色暴行的氾濫﹐因而是“獸跡”﹑“獸行”﹐是“丑”而非“美”﹐其中絕對無從感受到人復歸大自然的生命交融與和諧。文革也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缺乏獨立思考”﹑或僅僅是影響了“終身制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這些浮泛歷史表象的問題﹐它本質上是專制體制內部危機的暴露。文革之“革命”是個人欽定和權力駕馭﹐它是一場空前的民族浩劫和災難。從歷史和社會學角度看文革﹐北明顯然受到某種程度的社會體制條件的局限﹔但文革對於北明而言﹐卻主要是將其置于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生物學的廣闊視野進行觀照並作出自己獨具特色的剖析。北明說﹐我們對初民有文化和文明進化意義上的超越﹐就象現代科技有別于石器時代的生存能力﹔但卻不具有生物學意義上和人類遺傳意義上的根本超越。人類生理機製和先天素質受人體發育系統慣性的制約﹐使其不因時代發展和生存環境變化而產生變易。今人和古人變化的是心理而非生理。人類的生理特徵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的情感方式﹐而理智和情感相悖的人類心理矛盾和壓力日劇。特別是中國人﹐數千年來長期處於心理和生理雙重不平衡﹑不穩定狀態﹐這種情況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只要遇有適當的歷史機遇﹐隨時有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引發盲目和暴烈的破壞性衝動。北明論定﹐這就是產生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的種族心理基礎和生理因素。
人類自由的本質是創造而非破壞﹐文化大革命是人類社會行為的一次整體倒退。但北明所持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生物學立場和觀點﹐視文化大革命為種族無意識的初次解放﹐她所看見的是破壞性行為產生的巨大心理張力和強悍的生命力﹐是壓抑和窒息處於飽和狀態的人類一次強烈的發泄和解脫﹐也是對萎縮﹑死寂和靜止的生命狀態的衝擊和反叛。中國人必須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另一種心理性格和人生姿態。文化大革命是歷史慣性的一次巨大的反彈﹐是理性制約對感性生命的一次讓道﹐是一切傳統文化﹑價值系統和行為規範在民族深層心理意義上的一次總崩潰和大滑坡﹗整個中華民族在自我壓抑中無可選擇﹑無路可走﹗唯有無理性的瘋狂和無限制的渲泄﹗文革研究者和一些社會學者看到的是文革肆無忌憚的野蠻﹔北明卻不僅如此﹐她對文革的剖析透過社會表象直接抵達的是民族潛在精神意識。就就是說﹐北明並非無視文革的災難性質﹐而是從文革中民族整體意識的深層﹐隱隱聽見了潛伏已久的史前意識的回聲﹐感受到中華民族心理特性和審美意識嬗遞和躍變的預演和最初嘗試。
對於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余華也曾發表過議論。余華在與一位意大利記者談及文革時說﹕“那段時間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場災難﹐但現在看來﹐它同時也是一筆財富。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今天的我們希望創造偉大的思想﹐把自己從過去中解放出來﹐毛澤東也抱着同樣的目的。只是他沒有明白﹐中國人民那時還不夠成熟﹐無法實現他的理想。”（《我能否相信自己——余華隨筆集》。見流傳網上的高氏兄弟《余華是無恥還是無知》一文）。無論從社會學﹑政治學還是神學角度看﹐余華的說法顯然是不成立的﹔拋開社會政治層面﹑僅從神學角度看﹐毛澤東卻不是“真”神而是偽萬物主宰﹑偽萬王之王和偽先知﹐並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世間魔頭﹑也就是魔鬼撒旦﹗如果從個人角度看﹐我也願意相信毛澤東有詩人氣質﹐他身上不乏遠古初民的感性﹑浪漫精神﹐我甚至懷疑這個出生古代楚國地域的湖南人﹐遍布全身的血管裡是否騷動着蚩尤的血液﹖但是他個人的詩化心理氣質與他的行為後果是極其矛盾的﹐兩者不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因為這種感性﹑浪漫的精神氣質特徵﹐一經扭曲和異化﹐就成了極其有害的政治妄想和狂暴的政治激情﹐也就無可避免地衍化為一個時代的社會暴虐。這已經從他一生中的行為得到證明﹐他一生中所頻頻發動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就是他自己為自己作出的無可更改的歷史註釋。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北明與余華的觀點在精神表象上似有貌似之處﹐但其實在本質上卻有天壤之別。因為對於北明而言﹐她之所以視文革整體上為先民感性﹑自由﹑浪漫的無意識在當代意義上的回歸﹐所表達的是一種極其純粹的重塑一個民族靈魂﹑改變民族心理氣質的期盼與渴望﹔或者說是對中華民族歷史總體性大循環﹑大轉折時刻﹐一次詩化的描述和深心的祝福﹗特別是她所指文化大革命民族深層心理層面﹐十分強調的是其ۚ}壞性爆發﹐而非建設性拓展﹗而視毛澤東為“偉大的理想主義者”的余華﹐其言說對文革和毛都有自覺或不自覺的違心美化和粉飾之嫌﹐同兼具獨特歷史眼光和超前精神意識的北明角度﹑層次和性質都迥然相異﹐難免不引起同時代人如高氏兄弟者的義憤﹐作為一個正直的社會公民﹐理應尊重時代和歷史的真實並勇于維護自己應有的ڐpd知﹖﹗
北明稱﹐民族深層無意識心理覺醒受惠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後﹐音響藝術在這片音樂的荒漠奇跡般出ۺ{﹐一批音樂藝術作品擺脫文字糾纏﹐以嶄新的姿態獨立成類。也就是說﹐中國終於產生了成熟的純粹的音樂﹐中國音樂家開始受到世界注目。在繪畫領域﹐傳統寧靜致遠的意境消逝﹐一代美術新潮涌現。繪畫作品中﹐色彩對比強烈﹑線條﹑色塊衝撞﹑構圖充滿動感和張力﹐顯示了藝術與生活一體化的趨向和生命膨脹擴張的野性的力量。北明也談到新詩﹐它的總體面貌究竟是陽剛還是陰柔﹖是隱忍﹑含蓄﹑纖和﹐還是獰厲﹑狂浪﹑囂張﹖它是魏晉靡綺﹑絢麗的遺風在當代的再現﹐還是遠古初民自由生命原始的激情和衝動﹖大感性和大浪漫源自生命的純粹和本真﹐新詩是哪一種生命氣質決定于它的血液。中華民族最本質的陽剛之氣就是浩瀚的自由﹐在形式玩味和精神內質兩者之間﹐我以為新詩更多地向前者傾斜。在對小說的論述中﹐北明談到了湖南作家群﹐以為他們的文學特色和主體素質具有文化地理學意義上的特徵。湖南是楚文化的家園和故鄉﹐楚文化是保持中國遠古神話和浪漫生命形式最多的文化﹐它直接承傳于史前意識﹐是史前意識遭受封建理性文明壓抑之時和之後不滅的載體。在面臨時代的大轉折中﹐我們從湖南作家群體中隱約看到了遠古感性﹑浪漫生命的曙光微露。
北明還論及影視﹑舞蹈及造型藝術。各類藝術有平行發展並呈多元趨勢﹐共同構成當代人文發展的一個總體的序曲或前奏。她所論及的只是呈現在地面上的一面﹐還有繼續壓抑在底層的隱蔽的社會精神的巨大的潛能﹐這一面至今未有可能浮出地表並受到公開的發掘和公正的對待。文革引發民族深層無意識覺醒﹐只能就某一層面和某一范圍而言﹐因為文革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參與的一場“革命”﹐它包括了天然的“革命者”和天生的“被革命者”兩大部份人﹐其中另一部份人包括他們的親屬﹑子女是作為被革命的對象不能參與“革命”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是“無意識覺醒”的“革命者”直接傷害的對象﹗作為這一部份人﹐他們自身的“無意識”是否覺醒﹐並不決定於是否“受惠”于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而是決定于其自身與生俱來的生命的質量﹗中國需要真正的“東方文藝復興”﹐這種文化藝術的全面復興不可能受孕于文革這種畸形的母胎﹐它必須借助于性質完全不同的自由的時空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說﹐由於體制性的原因﹐史前精神意識的當代回聲﹐只是一種尚未在中國轉換成“洪鐘大呂”的轟嗚前的寂靜。因為當代歷史所面對的﹐並不是新的精神意識在地平線上崛起﹐而是從遠古斷裂至今的獨具自身特徵的東方文化﹐其深層內傷從未受到精神診治並得以愈合﹗
生命運動的形式﹐是文化最初和最終的原因。我們不僅丟失了遠古感性﹑浪漫﹑高蹈自由的精神﹐也丟失了《聖經》﹑丟失了整個地球上人類偉大文明淵源的紅海文明及古埃及人類的原初文明。人類最早的大遷徙﹐總是朝向太陽昇起的東方﹐朝向原始的太陽崇拜﹐而不是朝向日落的方向。我們是置身東方大地的太陽之子﹗作為一個種族﹐我們將面對什麼樣的文明和文化前景﹐北明同我們一起寄希望于全球一體化的新的世紀並共同為之默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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