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賽吉：來自手術刀下的報告（中）

【大紀元10月27日訊】衛生扶貧納入全省扶貧攻堅以後

就青海省而言，城鄉衛生事業的發展狀況是嚴重的，全省80%的衛生資源，集中在西寧市和格爾木市。其中，西寧市80%的資源，又集中在少數幾家大醫院。但是，占全省人口73%的農牧區，卻只有20%的衛生資源、擁有13%的衛生技術人員。在農牧區、特別是遍佈全省的扶貧地區，總體來看，就醫條件差、縣鄉級醫療單位危房比例高。農牧區因病致貧和返貧問題嚴重。據青海省政協委員調查結果顯示：迫貧的占貧人口50%以上；結核、已肝、麻瘋病、性病等重大傳染病，缺碘性甲狀腺等地方病仍然嚴重危害人們健康，制約社會經濟的發展。法定報告表明，青海省有14種傳染病。在醫療條件差的西藏3區，500多萬人不同程度受到地方病的威脅。

青海省尚未實現消除碘缺乏病階段目標的7個省份之1。長期以來，碘缺乏病在青海的興海縣塘乃亥鄉、曲甚安鄉盛行不衰。兩個鄉在60年代初，就有人患有此病。這種明間俗稱「大脖子病」的病因，主要是長期飲用和食用缺碘的人和食物造成。口服碘油丸和食用家碘鹽是預防此病的手段之一。1989年唐乃亥、曲甚安、桑當3個病區鄉接收了普查，普查人數4,965,受檢率47.89；查出地甲病人數25.5%。顯然，從1978～1999年，政府聲稱採取補碘治療，但毫無效果。

除上述傳染病外，還有流行性感冒、流腦、傳染性肝炎、菌痢傷寒及副傷寒等。這些傳染病多年散發性發生，時匿時現。因青海省區域遼闊，運輸線長，運輸方式以公路為主，所以交通事故頻繁；加之人為的自然災害不斷，醫療急救任務就凸顯繁重。但是，目前全省醫療急救工作普遍存在資金不足、設施陳舊、鄉的醫療機構急救能力弱；省、州、縣、鄉的急救網絡不完善，急救指揮平台還沒有形成……這些，都難以應付突發性災害和其它危機事件的醫療急救，難以保證受傷人員得到的及時、有效的診治。政府每年都講：要把保護人民群眾的健康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首位；要把衛生扶貧計劃納入扶貧攻堅計劃之中；要把防病治病與治窮致富結合起來。但是，人類已經進入新的的世紀，而西藏3區，農牧民在千禧年，甚至尚未受到初級衛生保健制。

千禧年「掃蕩式」的免疫

1999年12月，青海省循化縣發生一起「脊髓灰質炎」病例，驚動青海防疫部門，全縣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這真是所謂「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雖然正值新年，縣防疫站以及婦幼保健站主要工作人員，都被抽調到「掃蕩式免疫室辦公室」成了配合防疫部門，搞好這次工作的主幹力量。又如例行的程序，疫苗還沒有到，大會小會就開個沒完沒了。雖然大力著手組織人員，但是，經費方面卻沒有任何保證。工作人員還得自備行李，自掏路費。省防疫部門的代表介紹說：青海省1999年四苗接種率97%（四苗指：卡介苗、脊髓灰質炎、百白破三聯製劑、麻疹疫苗），在今後的兩年內四苗接種率要達到100%。我們私下說：看來這位領導是沒有下過基層，紙上談兵，誇誇其談。到過基層的人都知道，缺乏現代設施、缺乏文化教育……其景況是讓人寒心的。農牧區60%的人口根本就不知道甚麼是防疫，更不知道其效果及作用。而且，有些地方的，人們雖然知道注射防疫針的益處，可享受不到這份權利。原因在於：（一）交通不便利；（二）疫苗的供應短缺（時有時無）不能按要求的順療接種；（三）醫務人員沒有經過政規培訓，無法掌握疫苗使用的安全性（如接種卡介苗時應避光接種，因為不懂得這一原理，雖然接種了，但無法達到應有的效果）；（四）冷藏設備不足，無法保障疫苗的質量。

2000年1月，我被分派至興海縣大河壩鄉日干村接種疫苗，防疫站有1位大夫分派臨近的黃青村。當時，發放脊髓灰質炎疫苗，我倆根據統計的人數，到防疫站領取了疫苗。因這次是全省大規模的「掃蕩式」免疫，所以防疫站裡增加了6台冷凍箱，然而興海縣有60多個村，這6台冷凍箱該如何分配呢？經過研究決定，這6台冷凍箱放在了縣城的幾個疫苗供應點。總之，也算是顧及到了這個「窗口」單位的體面，至於國際或省上的工作組來視察，看起來也比較正規、雅觀。而下到鄉村的醫務人員，只能把疫苗裝在行李包裡，又經過一路上的汽車的顛簸……到達村莊時，疫苗的質量又可想而知？一般要求，疫苗應冷藏儲存，但我們實在缺乏這種條件。事後，防疫站的1位老大夫透露：因時任中國總理李鵬向世界承諾，中國在2000年消除脊髓灰質炎；而這次恰巧並到了這則病例的發生，在這緊要關頭，自然引起上級單位的格外關注。這次「掃蕩式」免疫，使得7歲以下兒童，80%以上都服用了這種甜味的疫苗藥丸，然而，疫苗不按常軌儲存，效能喪失。結果，就像這位老大夫說的：「快到新年了，這次勞民傷財、挨家挨戶跑，等於給每個孩子發了1塊糖」。

領到疫苗後，我花費180圓人民幣僱了1輛「北京吉普」。因臨近新年，每兩天1班的巴士，早已停開了，所以找車特別困難。到達日干村後，找到了這裡唯一的村醫，經我們合計後，準備風頭髮放，這樣就能加快進度，因為上面催的非常緊，要求在5天內返回，後續的匯報、總結工作還在等待。兩年前我來該村給幾個婦女上過節育環，所以對這裡的情況還比較熟悉。村醫去遠一點的地方發，我呢，就到附近的人家。實際上，所謂「附近」，有時要走6、7個小時的路程。我對村醫表示，做計劃免疫工作我沒有任何經驗，請他多多指點。同時，我也向他轉達了上級部門對這次工作的重視程度，縣防疫站、婦幼保健站以及衛生局的主要工作人員，都被抽調到縣「脊髓炎掃蕩式免疫辦公室」，有關人員甚至還堅定了目標責任制書，他聽後感到驚訝，說自己在這個村做了近12年的鄉村醫生，還沒有遇到這種情況。說起來，鄉村醫生報酬也是1個大問題。前兩年，村裡還給他們1年300圓人民幣補助，但從96年開始這項補助也被取消了。說實在的，他沒有心思再幹這一行。不光是日干村的村醫有這種想法，其他村醫也普遍存在著這種想法。所以每發放1顆糖丸，讓他收0.50圓人民幣。這也是上級單位規定補助措施。因為除了這種辦法外，沒有別的資金來源。至於上級單位的項目驗收人員，出則乘「桑塔納」、「沙漠王」等豪華轎車；入則賓館、酒店，珍饈佳餚；工作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兩者相比，真可謂天壤之別。那麼，造成基層資金短缺的因素，也由此可見一斑。對這種現象，人們也見怪不怪了。

遠近聞名的「貧困村」

1998年3月的1天，雖然正值春分時節，但青藏高原的春天卻遲遲的沒有到來。我和1位同事搭上1輛車，前往興海縣曲卜藏村，準備在那裏為育齡婦女做皮下埋植術。鄉上的領導和計生幹事比我們早到1天，因為他們在那裏增設1項扶貧調查。這個村是遠近聞名的貧困村。前些日子獲悉，該村村民宗德1家5口人，均患有纖維容洞性肺結核。短短半年內，1家5口人相繼死亡，除遠嫁他方的妹妹外無一倖存。雖然他們的親戚朋友都知道得的是甚麼病，但是誰也幫不上忙，唯一可做的就是把死者運到天葬台料理後事。患病時他們想盡辦法治療但是借錢無著、貸款無門，最後只能聽憑命運的擺佈。

這個村在興海縣而言是個比較大的村。全村共有育齡婦女409人。89～93年間，我們就會給該村的部份育齡婦女做過絕育手術。近幾年，連續不斷的雪災、旱災，使這個村本已稀少的牛羊，愈發減損，所以人們連吃飯都成了問題，何談醫療保健。但計劃生育政策是所謂的「國策」，目前又處於中國人口出生的第3次高峰。省上領導曾多次強調：計劃生育問題不容忽視，不能麻痺大意……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貧困事小，計劃生育卻要狠抓不懈。

像往常一樣，召集全村的育齡婦女進行了姓名、胎次、孕次的登錄，建立了育齡婦女卡，還為14名婦女做了皮下埋植術。原計劃要做49例皮下埋植術，卻因為大部份人交不起手術費而無法實施。120圓手術費不是甚麼天文數字，但對於在一個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牧民來講，這筆錢也絕對不是個小數目。面對這種情況，只好給他們寬限時間來湊足手術費，以後由村支書帶領她們，按指定的日期在縣衛生站分次手術。

我們做手術的地方是鄉村醫生家。他家共有4口人，大兒子出家為僧，小兒子在家裏放牧。用他自己的話說，所謂受到放牧，其實也只是掛個名罷了。牛在前年的大雪災中幾乎全部完蛋，現在只剩幾頭。至於羊，家裏1只也沒有，全家唯一生活來源是靠他給病人看病。我觀察了他的「診所」，僅僅有一些感冒藥和常用的消炎藥；不過藏藥卻有很多種，是他和他的兒子在山上採挖的草藥，回家自己研磨製成的，因為他本人嚴格掌握藏藥劑量成分等，所以藥效不錯。我們在他家住的幾天內，看到這裡就診的病人除了他們村子外，還有其他鄉的病人。鄉村醫生的妻子卓瑪告訴我們，像他家裏這種生活情況，在村裡還算是好的。有些人家可是吃上頓愁下頓，日子過的令人心寒。再加上兩年前的雪災、災旱，境況就更是淒慘。我同事問他：「政府每年不給救濟嗎？」他說：「救濟是沒有見過，不過幹部倒是經常來調研開會，這不又來了嘛」。交談後得知，卓瑪嫁到這個村已快20年了，認識縣上的很多大夫，因為這些大夫下鄉時都住在她家，她也認識我們單位的以前的工作人員。89年她抽中籤，在桑當鄉做了絕育手術。同她1天做手術的還有13個婦女。「當時醫藥費不算太貴，每人150圓人民幣左右。而現在做絕育手術的話聽說要在1,000圓人民幣左右，而且必須在指定的日期年做」當時與卓瑪一同手術的人，都不是自願的，「但是村支書有話在先，抽中了簽，誰也沒有辦法改變。

在中共的侵佔和統治下，我們藏人沒有權利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貧困是社會的落後現象，中共統治下的西藏，70%的家庭處於貧困。中共宣稱：計劃生育政策是人們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但我認為，要改變一個社會的貧困面貌，應該從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質的角度著手。這才是人們脫貧致富的關鍵。計劃生育，對於佔據世界人口的1/4的大漢族來說，也許是適意，但對被統治下的1個小民族而言，計劃生育無異於滅絕性的一著棋路。

《甘孜藏族自治州計劃生育辦法》對超生的征收標準、核定辦法是：「凡是工資收入的幹部職工，可按夫妻雙方當年正常工資總額（含基礎職務工資、地區補助、工種工資、活的工資）15%至20%，征收超生費7年」。這樣，按此比例征收，收入越高交的就越多，也算是比較合理、易於兌現。《辦法》還規定：「對幹部職工超生、無計劃生育、非婚生育者，除《辦法》第21條、第22條處理外，還要降低1級工資。5年內不得享受困難補助，不能升級、升職、當先進，還要停發產假期間的工資」。據稱，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使人們受到教育，改變那種有錢就能多生的錯誤認識。

《辦法》地21條有如下規定：

一，「不接收教育，違反辦法地7條規定的，所征超生費從幼兒出生之日起計算，按夫妻雙方工資或年收入的15%至20%，征收超生費7年。可以1次征收也可以分期征收，其總額不得低於900圓。繼續超生的，加重征收超生費」；二，「計劃外懷孕的，懷孕期每月分別收取男女雙方計劃外懷孕費15圓。妊娠終止的所收費用原數退回；堅持生育的，連續征收至本辦法規定的生育間隔期滿為止」；三，「非婚生育是違法行為，除批評教育外，非婚生1個孩子，1次征收男女雙方非婚生育費1千圓，其中父方負擔部份不得少於60%」；四，「符合情況之一的，經過批准，可以生育第2個孩子：1,少數民族職工、城鎮居民；2,漢族農牧民、菜農；3,在高寒邊遠山區工作8年以上的漢族職工，或有8年以上常住戶口的漢族居民」。

（該辦法1989年5月8日起實施）

宣傳與手術同步進行

1994年4月，興海縣共青團委、婦聯、婦幼保健站3家單位，聯合在大河壩鄉進行《青海省計劃生育條例法》宣傳。這也是我參加工作第1次隨隊下基層，當我們一行4人（團委1人、婦聯1人、婦幼保健站2人）來到鄉上，正遇上1年1度的賽馬會。整個草場上洋溢著濃濃的節日氣氛，草場周圍打起了許多大小不同的藏式帳篷，餐廳、商店、錄像廳……鱗次節比。我們的工作站就設在離鄉政府不遠的地方。鄉領導和工作人員熱情款待了我們聽取了我們此行工作任務的匯報。這次，我們要在大河壩鄉對18～35歲的育齡婦進行統計，還要對10%的育齡婦女實施節育手術（上環）。我們希望鄉領導給予配合，幫助我們召集明天的全鄉婦女動員大會，會址就定在我們的營帳前。鄉領導欣然應諾，並委派各村的包點幹部分頭通知，明天早上10點召開動員大會。我和單位的同事回到帳篷裡，準備好了明天所需要的器械和藥品。之後，卻因為沒有手術床而發愁起來。我們只能所打地舖，在加上夏季草坪潮濕，如果在這種條件下進行做手術操作，對節育婦女的身體是極為不利的。但是，我倆又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好硬著頭皮步行4公里，在1個認識的老鄉家借了1張床，返回後，又去附近水渠找來幾塊大石做支架，才總算湊合出了1張床。第2天一大早，已陸續集聚來300多人。其中很多婦女領著孩子，帶著口糧。我聽見她們不斷抱怨：「現在真是我們忙的時候，哪有時間趕這個會，再說手術後家裏的活誰幹？」但是鄉上的包點幹部有令在先：如果不參加大會，將處於200圓的罰款。所以她們是迫不得已趕來，只求我們抓緊時間、儘快完結。動員大會開始後，婦聯的代表宣讀了《青海省計劃生育條例法》細則。隨後我單位的同事也作了動員講話：宣傳晚婚晚育、優生優育；鼓勵牧民群眾改變傳統陳舊生育觀念；樹立新的生育觀念，使計劃生育成為廣大群眾自覺自願的行動……。大會結束後，我們為所有18～35歲的育齡婦女建立了檔案；此外，還為33名婦女實施了節育手術。節育環的安置期為5年。按規定，節育婦女在未取得計生單位的書面許可下，任何醫療單位或個人，不能擅自摘取節育環。《青海省計劃生育條例》第26條規定：「禁止非法摘取節育環，違法取環者，除沒收全部收入，並處於500圓以上的罰款，屢犯者加重處罰」。

這次任務規定，要對總數10%育齡婦女進行手術，而實施手術的33人，只占總數的5%。最後我和我單位同事商量決定，先收取其餘29人的手術費，讓她們1個月後到縣城婦幼保健站上環。收取手術費20圓，工料費2圓，再加上一些消炎藥和止血藥，總共是36圓人民幣，費用由節育婦女自理。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很擔憂，因為放置節育環的婦女，有的家住偏遠，只有靠騎馬走1、2天的路程。過重的體力消耗，很容易引起大出血。所以我在放環，跟她們再三說明應注意的事項。我想，手術後這些婦女如果真的出現甚麼併發症，醫院又相當遙遠、鞭長莫及，那時她們該怎麼辦呢？也許是第1次下基層的緣故，我總是憂心沖沖。我單位的同事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勸慰說：「不用擔心，沒有關係的。我干計劃生育工作已近10年，年年如一日。這些婦女的體制很好，抵抗力特別強，不會有甚麼問題的……」聽了她的一番話，我覺得壓力頓消。伴隨這位有經驗的大夫，我還有甚麼放心不下呢？這是我第1次下基層工作，至今記憶猶新，但是，筆者在印度看到對狗進行醫療和葬禮以後，回首西藏境內婦女們無法享受此等醫療待遇而感到不解？也頗覺納悶？

充滿收穫的八個月實習生活

1992年10月，我分配到在貴德縣人民醫院實習，分別在兒科、婦產科、內科、外科4個科室學習兩個月。學習的主要內容是：（一）病歷診斷；（二）臨床手術操作。雖然貴德縣所屬海南藏族自治州，但全縣對多數人口的為漢族。就整個青海而言貴德在氣候。環境等方面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堪稱「青海小江南」。

在婦產科實習期間，婦產科共有5名大夫。但全都是漢族，沒有1個人聽懂藏語。那時我們班有幾個會說藏語的同學，到那個科室實習成了「寶寶」，恰好給大夫們當翻譯，因當時有很多做結紮手術藏族婦女，所以我們在當第1助手時，還要充當翻譯。通常，那個醫院在一、三、五安排手術，急症除外。有時還1天做10例絕育手術。有這麼好的實踐機會，當然是不肯放過任何一次的，所以我們的心情是有些「樂不思蜀8個月實習生活結束後，我覺得自己在婦產科臨床實踐方面的收穫是最大的。在婦產科實習期間，除了觀摩過很多例手術外，由我親自操作的手術大概也有30例。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作出如此成績，對於我來說還真是個奇蹟呢！在其它科室學習時，一旦有空閒時間，我和朋友就老往婦產科跑。因為在婦產科手術機會多，所以臨床實踐的機會也多。當時，其他同學開玩笑地說：「是不是在婦產科做手術上癮了？可要刀下留情喲！………」

在貴德縣醫院實習的，除我們外，還有海北州衛校、青海省衛校、青海醫學院的許多學生。有的學生分配來這裡實習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聯繫的。自費的學生為何托關係來這裡呢？主要是因為這裡的大夫們比較放手。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剛來的1位畢業於青海醫學院的女醫生，據說她時婦產科唯一的大學本科畢業生，上班還不到1個月。有1次，我和她一同在門診上班，這時來了1位上還的婦女，是從牧區來的。這位大夫向她做了問診，我在中間當翻譯。很明顯患者當時非常緊張，一直不敢正視我們。最後，這位婦女按規定交了手術費，我就讓她上手術床。我一直用藏語跟她說話，可不知為甚麼，她手腳忙亂。這位大夫便在一旁不耐煩了，叫道：「這些『藏民阿老』（漢人歧視藏人的稱呼）怎麼，說藏語也聽不懂，跟牛似的橫衝直撞。現在有翻譯還這樣，以後該怎麼辦呢？」我聽完這話後心理極不舒服。但是礙於情面，不好說甚麼，何況她又是我的代教老師。知道以婉言的口吻對她說：「到這裡來的患者都是農牧區的，她們不懂漢語，恐怕會給你今後的工作帶來難度。想學藏語嗎？」聽了這話她一再說「不……我們科室的其他同事都不會說藏語，有的在這裡幹了20年的工作，不會說半句藏語，工作還不是照常不是幹下去了嗎？」接著她補充道：「不想浪費時間，現在我正在複習功課，準備考研，不想浪費時間」。她甚至說：「在這個地方長期和這些愚昧無知的人打交道，我會發瘋的……」。聽完她的話，我的心如刀割。從次，我清楚地看到了「藏中」2個名詞的不同點，也許，這是藏中無法共處的障礙之一，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受到的這種歧視已是司空見慣了。更何況，在實習的8個月裡，處處能遭遇到這種非禮的待遇。比如說，有1次從長牧鄉來了1個產婦，因胎位不正和過期妊娠，大夫給她進行了剖腹產。產婦的丈夫和媽媽為了表達感激，特地送來了石磨糌粑（這是西藏上等的糌粑）、酥油、干牛肉，將這包東西放在了大夫辦公室，一再道謝後離去。當前，值班的那個大夫學生說：「這些東西不衛生，科室的大夫都不喜歡吃。如果你們想吃，就帶回宿舍，不想吃就扔了吧。天熱，放在這裡味道大。」同學們將這些好吃的東西帶回了宿舍，中午聚在一起，飽餐了1頓。誰也沒有提及這些美食的來歷。對每個藏人來講，都知道這些食品所包含的感情價值。醫生對病人送來的錢是百般喜歡的，這些錢又是如此衛生嗎？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青海省衛校、醫學院設在西寧，那裏學生實習的話，經濟開支相對要少。但是西寧的醫院都是規模大的，裡面的病人有應該是些地位的吧！這和基層醫院的普通百姓、農牧民當然不能同曰而語。經過8個月的實習，無論在病診斷或手術操作方面，基層實習生與省城實習相比，自然有很大的差異。在基層醫院，婦產科的病人相對較多。產婦、婦科患者、接受節育和絕育手術者……種類複雜。一般來講，我不向病人仔細詢問為何做絕育手術，只記得許多的婦女都是由村長、村支書或鄉幹部帶隊來做絕育手術的，手術集中的時候，每天可達10例，少則也有2～3例。醫院的婦科手術日從東溝鄉帶來了4位婦女，交了住院押金後，護士為她們4人做了手術前準備，並通知她們明天進行手術。但是到了第2天，其中的1個人偷偷跑了。事後，村幹部又設法把她找回。我的帶教老師和科室主任都狠狠地批評了她，說她的這種行為是不負責任，還浪費大家的時間……。當時我沒有認真考慮過：為何有這麼多婦女做絕育手術，並且還會有逃亡呢？現在想來，這都是不僅行政指令和強制措施造成的。而且1個弱小民族在抗衡種族滅絕政策而採取的掙扎。對此我只能默默祈願，早日結束這場劫難。（待續）

（轉載自《民主通訊》）(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