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鶴慈：曹天予到底走了多遠

【大紀元10月14日訊】由周國平的自傳到曹天予的往事解讀，問題的關鍵，曹天予是不是告密者，這次我可能再次傾向曹天予的說法，即曹不是告密者，告密是指把已經發生的事情捅上去，但曹天予的揭發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所以準確地說，他應該被稱為誣陷者。要說清這個問題，我也要學一下曹天予，交待一下材料的來源。我的材料來源幾乎全部來自曹天予，即曹的文章《周國平“自傳”與往事解讀》，特別是他從幾百萬材料中選出的幾千字。曹天予在文字的取捨上下了功夫，他的文中引了大量的來信和他寫的信，幾封信幾乎是引用了原文，但四月四號給郭沫若的信卻沒有引一行字，他寫道：“4.4給郭沫若寫了一信。說要找他聊天，談幾件事。當時企圖是：（1）把郭世英的事全盤告訴他父親；（2）表明自己與他有界限。自己一貫想拉他擺脫張影響、讓他搞馬列主義的。（3）他家裏應設法讓他離開張”。沒有信的內容，只有企圖，從他用兩個信封給郭沫若寫信，怕秘書看見，可以證明不是只想“找他（郭沫若）聊聊天”，談幾件事，而是已經把“把郭世英的事全盤告訴他父親”。既然是“全盤”，就肯定包括X。所以，在四月四號，曹天予已經把X的事情捅了出去。沒有引用一個字的另一封信是他六七年五月四號的申訴信：“以及我1967年5月4日寫給中央文革陳伯達申訴信的原件，上面蓋有“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轉來：來信字第529號”及“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待組辦信小組：1967.7.23收。申字第13951號”等紅色公章。看到這封轉發過的信，我若有所悟：1967年7月那次神秘的保外就醫，是否與這封信有關呢？”，但內容一字未提，四萬多字的文章中也沒有引一句，為什麼在你的這篇申辯材料中，不引用你當年的申訴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大量引用你的檢查，是你在“特定的背景”，“被指定的調子”，“被迫成的” 檢查，而對出自內心的，為自己的辯護卻一字不用。

曹提到了給陳伯達寫信的事，使我想到了八零年淩雲（公安部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給孫經武父親的回信，信中提到在文革中，謝富治和李震為X的事攻擊淩雲和徐子榮，說他們包庇了反革命，欺騙了周總理，使這些反革命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因此文革中，加重了對我和孫經武的處理。這兩件事有沒有聯繫我不能肯定，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一是因為時間上的吻合，二是因為你和陳伯達，謝富治的對立面是一致的。你的矛頭指向的是舊北京市市委，舊北大領導，舊公檢法，不知道你的申訴信寫了什麼，得到了“神秘的保外就醫”的獎勵。至於說到包庇反革命，欺騙總理，是不是指當時公安部沒有按你的指控定罪？這些只是疑問，弄清問題的方法就是把你的申訴信的原件公開，退一步也可由劉冰雁（曾為你平反出過大力），林春（你的妻子）出面，請幾個和你我沒什麼瓜葛，又有公信力的人一起看看申訴信。

不管曹怎麼用心地在文字上取捨，他還是露出了一個誣陷者的真面目。看了周國平的自傳，我認為六四年批判曹天予提到的“1963年2月，郭世英和張鶴慈、孫經武等人結成X小組，周國平、曹天予沒有參加。曹天予出席了×的成立會議，提出不成立有形組織、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綱領、訂立保密規則等建議，均被採納”。這些事根本不存在，認為是批判會上的不實之辭，再也沒想到是曹天予自己編的。當X被視為洪水猛獸時，一般情理，人們該躲得遠遠的才是，曹天予為什麼要給自己編這些謊話，這的確大出我的意外，但現在分析一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曹天予的陰險狡詐。在X問題上，曹天予充其量也只是知情不舉，經過謊話改裝後的他，罪名也大不過是知情不舉，他沒有多大損失，但這些謊話卻能使他撈到不少好處，一是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請他，求他威脅他，他不為所動，沒有參加X，二是他勸我們不要搞組織，不搞刊物，不搞政治等等，這些都是他在公安人員處可以表功的，三是他可以在周國平，方小早類似的人中吹吹牛，自詡為X的靈魂，最重要的是，他這些謊話是對我們殺傷力極大的誣陷，X只是四個年輕人辦的一個文藝的手抄刊物，根本談不上什麼組織（受愛倫堡《人，歲月，生活》的影響，一群反叛的青年藝術家聚會在巴黎的洛東達酒館），二月十二號在我家後的小樹林，聊天似的商定了X的成立。經曹天予的編造，變成了一個有正式成立會，有宣誓，要制定全面保密計畫，對洩密者進行威脅，要訂立攻守同盟等等，說白了，就是成立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曹天予對成立會有詳細的描述：“在五道口餐廳開所謂“成立會”輪流表示態度（宣誓？）時，我也在場。（共五人：孫、張、郭、葉、我）。最後輪到我，我表示我不參加，不幹。張火了：你不參加你來幹什麼？我：那我就走。張：你走也不行，出了事也跑不了你。 你是幕後軍師，是主謀！我：要是那樣，那我先去交代（當時弄僵了）。我後來又說：我只希望你們出了事別連累我，我是不會去檢舉的。張也表示這可以，說：把你牽出來，你是出過問題的，我們也沒好處。只有使問題嚴重。於是，事實上訂了攻守同盟”。第五個講話的他和以後的對話都寫得很清楚，但前面四個人的話（或誓詞）沒有提一個字。現在他可以不提，但六三年他在公安部的揭發就不能不提，他既然編了個成立會，編了一個五個人的表態（或宣誓），他就必須為公安部編上具體的內容。這裏曹編的每一個字都是誣陷，在他的八個口袋，幾百萬字中的材料中應該能找到。二月二十號的成立會是不存在的，除了郭世英死了，還有孫經武和葉蓉青可以證明，帶公安部大印的材料上也很清楚，X成立於二月十二號，曹天予的二月二十號的成立如果是真的，只有兩個可能，一是公安部故意改動了時間，把二十號說成十二號，但二月十二號不是什麼特殊的日子，公安部的改動沒有任何意義，改動是為了要做文章，公安部沒有在二月十二號這個時間上有任何發揮。第二個可能就是我們四個人一起騙了公安部，在周恩來親自過問，公安部七十多天的審訊中，有關X的案情，公安部是全部清楚地掌握的，更何況有你的成立會宣誓，保密條例等等的具體指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可能滑過去，最後公安部的結論仍是X成立於二月十二號。這證明了公安部對你的這一揭發是否定的，就是說，這是誣告。

這些還都是他自己講的，實際上，他向公安部的揭發中應遠不止如此，他對他自己都可以鬼話連篇，對他所謂的摯友郭世英和沒什麼交情的張鶴慈，孫經武，想來是很難不發揮些創造力的。

再談關於外逃的事，在五一郭世英想自殺，失蹤，家裏四處找人的混亂中，曹天予看准了時機捏造了我們企圖外逃，而對他幸運的是，在他的陷害後。使形勢變得異常緊張，郭家有武裝巡邏，我們背後有盯梢，這使我們真的想起了外逃。

現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時間，曹告發時我們並沒有想到外逃，他看了我的《誰是誰非》的文章，引用了些對他有利的說法，但卻沒有引用最關鍵的一條，就是我在質疑周國平時說，五月初以前，郭世英沒有外逃的想法：“實際情況是, 郭世英過去從沒有想過出國, 但他對我和孫經武的出國表示支持. 最初的想法, 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後, 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必須犧牲少數人的發展. 所以他認為我們不適合留在國內. 後來這個想法雖有變化, 但是他還是想在國內有所作為. 他是我所知的最早的所謂”體制內改革者””。另一個關鍵一條是，曹天予不應該知道我們想外逃的事，這一點他承認了：“周說他找陳是因為我告訴他郭張“試圖偷越國境，被發現了”， 這純屬無中生有。我已在4月23日與世英“絕交”，他們的意向怎麼能知道？有什麼管道？”。那麼再看看曹天予文章中的另一個說法：“4.19中午，遇見郭。郭告訴我，他給我寫了好多信，都撕了。於是就出去了。我要他樂觀些。他說過去學外交不想幹是傻子。

我：你要出國，那機會不是很好嗎？他：那時我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只覺得搞外交拘束。要現在，那是求之不得了。4．21、4.22，我見郭與張一直在一起。我懷疑他們已經幹了什麼事了，於4.23 把郭的書籍等等以及書信全還給郭，以示絕交。郭的臉色白了。但第二天又送來一本張鶴慈的“存在主義簡史”。我看了，直到4. 29才還郭。那以後，郭成天不在校。我一想我這“絕交”可能更會激郭亂幹（叛國），心中驚慌，但又不知如何措施”。既然他承認不知道我們計畫外逃，但從文章中看“我懷疑他們已經幹了什麼事了，可能更會激郭亂幹（叛國）”。我真想知道他有什麼特異功能，僅從我和郭世英一直在一起就能推斷出來我們一直要叛國，這次總不能又推到周國平身上了。如果我們在五月一6號以前真有外逃計畫，我們第一個要瞞的就應該是那個告過密的曹天予。四月份曹天予說我們企圖叛國的根據是什麼，所以五月五號曹天予告訴周國平，我們外逃被發現，這個說法是成立的。因為他四月份就認為我們要叛逃，或說就編造我們要叛逃。曹說四月二十三號跟郭已經絕交，他已經不知道我們的意向，再看他五月七號找於立群：“當她聽到我說從周國平處得知他們要外逃（不是一般地說說要“出去”，那是郭與我時不時掛在嘴上的，而是真的、馬上要幹、會被視為“叛國”的那種“外逃”）時，神情十分緊張，仔仔細細地問了前前後後。當她確信此事為真時，表情絕望悲憤”。於立群是仔仔細細問了前前後後，而為了讓她確信此事，你也應該是仔仔細細地回答了前前後後。但你都回答了什麼呢？回答了什麼能使她確信，能使她絕望悲憤呢？你對外逃前後有兩個說法，一是說你說你不知道我們要出逃，只是周國平告訴了你一句話，這一句話再仔仔細細，前前後後也不能使於立群確信此事，另一說是你又說“四月份郭與張一直在一起，我懷疑他們已經幹了什麼事了”和“我一想我這“絕交”可能更會激郭亂幹（叛國）”。你自己都是“懷疑”，“可能”，又怎麼能讓於立群確信呢？那麼，為了使於立群確信，你仔仔細細，前前後後又編了些什麼謊話呢？五月六號後，我和郭世英有企圖外逃的幾天，我們沒有任何動作，只是說了說，孫經武回京後，大家一商量，就放棄了外逃的打算。你又怎麼能夠仔仔細細，又何來的前前後後呢？

第三個主要陷害就是地下政治，曹說：“張嚮往英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並有搞地下政治的衝動”，他又說：“我把自己定位在搞學術、在哲學上、理論上進行思想鬥爭的學者，對地下政治不感興趣，對他們的衝動也一再勸阻”。他在給公安部的揭發中，如果用的是“地下政治的衝動”這種詞，公安部肯定會退回去讓他重寫。更重要的是，他沒說清楚我們的地下政治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對他們的衝動也一再勸阻”，那麼是哪些衝動？證明這是誣告也很容易，象他陷害郭世英和我偷機密檔一樣，公安部在給我們的定案中，對曹天予揭發的這些，公安部門都沒有收單，這就是誣陷的最好明證。

你的誣陷在你自己公佈的材料中，已經夠說明問題了，在你未公佈的材料中，應該更多。在你的文章中，你把一個年輕藝術愛好者的聚會，一個溫和的的X，變成了一個極端的地下政治組織，你把幾個在思想言論上離經叛道的年輕人，變成“抓進去也不怕，只要能發生社會影響就行”的激烈的對抗者，你把一個外逃的企圖變成了“而是真的、馬上要幹、會被視為“叛國”的那種“外逃”，你使問題變得尖銳，變得迫在眉睫，使公安部門必須馬上出手制止，就是你這些陷害，誣告，把你的所謂“摯友”，郭世英推向火坑，使不滿二十歲的我在勞改隊度過了十六個春秋。

你在文革後，利用人們對文革的痛恨和對受害者的同情，把自己裝扮成X案中的唯一受害者，事實是，我們進公安局後，你仍在大學讀書，在追求女生。六四年你的被批判，起因也並不是因為X。平反中，你說X中真正惹事的，因家庭背景而未受處罰，你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反而受到牽連。平反中，你用X一案撈了不少好處，事實是，郭世英為此付出了年輕的生命，我和孫經武付出了人生中最寶貴的十幾年，而這一切，源於你的捏造陷害，這惡毒的一擊。

喜歡走法律途徑的曹天予，你想不想再走一回呢？我是不會主動提出的，因為你不配。撥開畫皮，對你進行道德審判，我想已經足夠了，但你如果想試試，不論在中國，美國或者澳大利亞，我都會奉陪到底。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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