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余杰：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大紀元9月30日訊】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學各學院的學監們以二百五十九票對二百一十四票的表決結果，否決了沙特阿拉伯億萬富翁瓦菲支塞義德的提議。後者建議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萬美元，讓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級的工商管理學院”。

過似乎是天方夜譚。哪有拒絕送上門來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還是瘋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認為，教育是讓學生對公眾服務，而不是對賺錢有所准備。他們擔心，工商教育無非是講授如何在六個月內賺取五十萬美元。所以，校監們決定：“有著古老傳統的牛津大學應該遠離沾滿銅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義德對牛津的決定迷惑不解，新聞界也有指責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則認為：這一決定是“牛津大學歷史價值觀念的勝利”。在某些問題上，牛津確實像固執堅韌的“老牛筋”，決不作半點退讓。現在，連某些非洲國家剛建立的大學也設置了規模龐大的工商管理學院，但有著近千年歷史的牛津，卻依然不為所動，將“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學院拒之於門外。在牛津，人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What do you think？”他們把思想創見看得最為重要。這裡產生過星光燦爛的、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大學者：托馬斯摩爾在這裡寫《烏托邦》、亞當斯密在這裡寫《國富論》、艾略特在這裡寫《荒原》、湯因比在這裡寫《歷史研究》……作為世界學術的聖城，“牛津本來就是為傑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學”含義。“大學”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種通才教育。令人能夠應付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環境之下都有價值，使青少年過求學求仁的生活，促使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使人人獲得機會參與討論其本國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類消除成見，並奠定理智的基礎。這樣的大學，方成其為“大”學，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蔡校長真正理解了大學之“大”，他發展了前校長嚴复的思想，“大學理宜兼收並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進一步提出“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資格而已。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事機關”。

令人遺憾的是，八十多年後，教育界仿佛沒有人懂得什麼叫“大學”了。北京大學一位地位顯赫的負責人如是說：“北大要面對經濟建設的主戰場”。照他看來，辦大學同辦工廠、辦商店、辦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並沒有多少優勢和底蘊的實用學科紅紅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礎學科卻江河日下，文史哲、數理化奄奄一息。面對這樣的狀況，教育官員們居然還拍手稱快，其短視程度，令人不寒而慄。與牛津大學的“牛筋”脾氣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態多少有點不堪入目。

美國加州的教育部門制定了這樣的人才計畫：要求中學畢業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學生，要培養成真正的專家和研究人才，所以這八之一的人可以進入加州大學；從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的學生，則進入加州州立大學，成為一般的律師、醫生等腦力勞動者；最後，三分之一以下的學生就進入加州機械學院這類的學校，成為機械工、電工等技術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經費時，綜合性大學比專業學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兩者相差超過二十倍。

然而，我們教育界有的人卻糊塗到了連“大學”與“學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時間，“郵電大學”、“建工大學”、“體育大學”、“化工大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匆匆忙忙地摘掉“學院”的舊帽子。雖然有了新帽子，它卻顯得不倫不類：不具備學科的“廣譜性”、沒有雄厚的基礎學科的設置，也算是“大學”？與其名不副實，不如實至名歸。

牛津的執拗背後，是對現代教育出現的偏差的糾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著製造技術人員的特定目標前進。結果，教育趨向功利義務，教育所產生的“智識分子”逐漸淪為技術團體唯命是從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復是啟迪人類智慧，揭開人心茅塞的偉業。它不再引人入勝。它的結果也不難預測：教育只是附和依從的例行課業，教人在工藝世界中當學徒，學習精巧的設計而已。”喪失了銳氣的北大，正在沿著這條危險的道路大步邁進。

牛津大學拒絕的不僅僅是金錢，而是某種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學生可以由貴族向平民轉化，但牛津的精神絕不放棄“貴族化”的精髓。它為英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貢獻的，不是熟練的技術工人、精明能幹的老板、長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科學家與藝術大師。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這種魅力豈是金錢所能買到的？牛津人最可貴的是有牛脾氣，因而能夠堅守受到攻擊的傳統；北大人卻學會了捨棄本就不多的傳統，自以為能輕裝上陣，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柳湘蓮曾經說過，賈府里除了門前的一對石獅子乾淨，再沒有別的乾淨東西了。我則發現，今日，北大除了門前一對石獅子沉重，再沒有別的沉重的東西了。作為一名正隨著大潮變得越來越卑瑣的北大人，我只能對像“老牛筋”一樣的牛津大學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後，我想起了杜威的一段名言：“在今日，一種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會將任何程度的職業訓練，與社會、道德、科學方面的教育隔離，因為各種高尚的職業，倘若管理完善，必須在具有社會、道德與科學意義的環境中從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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