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几個小故事—讀异議人士回國之爭有感

【大紀元8月31日】据說中共又實行新政了，其理由千千万万。最近新出爐的一個理由叫“邀請异議人士回國”。還有人為此感動不已。更有想象力丰富的人將這种做法說成是“中共被被邀請者的人格力量所折服，希望邀請他們回國服務”（為誰服務？）。有人甚至將對此不以為然的人說成為“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本人有幸直接或間接地接触過不少這類事情，也不算“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多少還算有點發言權，因此也忍不住來議論几句，并將發生在身邊的一些故事寫出來与大家分享。我要事先聲明的是，回到自己的祖國是每一個守法的公民的天賦人權，思鄉之情人皆有之，我無意譴責任何人回國，也相信沒有人會對此持异議。我要談的不是應不應該回國的問題，而是應該如何看待這次突然冒出來的所謂“中共邀請异議人士回國”的問題。

先講几個耳聞目睹的小故事吧。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偶爾從一位國安干部那里听到這樣一個故事：長期流亡海外的“反動分子”梁衡希望回國，當局表示歡迎，但提出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在國內的一份共青團主辦的雜志上發表一篇正面肯定中共的執政政策和對過去問題的反思的文章。梁衡原為湖南師大學生，曾因組織校園人大代表選舉活動和學潮而風云一時，后隨自己的夫人來美定居，同時開始“反革命”生涯。据說他是“中國之春”雜志最早的三位發起人之一。可以想見他當時在海外反對派運動中的地位。我不知道他是否應當局的要求發表過類似文章，但我知道他后來确實回國了，而且從此從反對派陣營中消失了。當時我還以為中共挺開明大度的。可是當我來到海外后才知道，梁衡能夠回國的同時，海外民主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那些曾与他一起發起組織中國之春運動的朋友几乎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而被拒之于國門之外。再后來我還了解到，梁衡在中共國安部里的檔案材料一直沒有銷毀，堆滿了整整一屋子。向我透露實情的朋友說：“政府永遠也不會相信象梁衡這樣的老反革命”。。。。。。

九二年我抵達美國不久，原八九學生領袖沈彤找我商量關于他回國的事。我當時認為民運人士尤其是領袖應該盡量回國去從事民運活動。因此二話沒說就答應与他合作。結果不僅沈彤被捕，連与他接触過的人也多數遭到逮捕，比如湖南的潘明棟、天津的？？及原八九學生領袖熊焱的太太錢立筠等（還好我們及時將大部分与他接触過的人營救到了海外，否則被捕的人會更多）。我雖然對中共的狡猾估計不足，但是他們的被捕并沒有讓我感到特別惊訝。令我感到吃惊的反而是沈彤獲釋返美后所發表的一番譴責中共的話。他非常委屈地說，中共公安部部長陶駟駒曾在他回國前公開表示他可以回國，而且還找出了有關媒體的報道原文和他母親听到的原話。我一方面沒有想到原來他早就吃了“定心丸”，而我和我的國內朋友們一直被蒙在鼓里，還以為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另一方面沒有想到有人居然會如此天真地相信靠撒謊起家的中共的話。。。。。。

大約三四年前，有一次我在中華學人聯誼會上遇到了一位我素所敬仰的老前輩、原某藝術學院的院長（他是一位長者，這里就不點名了）。因此我們就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當我問到他居住何處時，他說他差不多是每年一半時間住在美國，另一半時間住在中國。我們的對話到此本來就應該結束了，沒想到他一時性起，就將話題接了下去。他非常得意地說，對中共有利用价值的人還是能回去的，比如學有專長的，那些中共不讓回去的人都是沒有利用价值的人。言下之意好象說那些回不去的人都是廢物。我听完這句話的第一反應是，看來我是沒有利用价值或學有專長的廢物。可是當我仔細一想就覺得不對頭了。難道方勵之、嚴家其、鄭義他們這些學富五斗、著作等身的大家都是沒有利用价值或毫無專長的廢物嗎？如果這樣的人還談不上學有專長，那么中國還有几個人可以稱得上學有專長呢？當我轉身离去時，這位年長的院長還在滔滔不絕地說他享受的福利有多好，既不要工作，也不用教書，卻照樣享受院長待遇，住院長公寓。。。。。。

前年王若望老先生病重住院，國內有人捎話給他和他的夫人羊子，說江澤民親口表示，只要王老答應回國后不再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和從事反對政府的活動，政府歡迎他回國治病。王老明知來日無多，也許這就是他最后看一眼故土和見一面故鄉的親人的机會了，可是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江澤民的“善意”。他失去了最后望一眼朝思夜想的故鄉的机會，卻守住了自己的晚節，使更多的人相信并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活得沒有尊嚴。一年后，我所尊敬的嚴家其先生因為父親病重，希望回國与父親做最后的告別，可是中共仍然要他先將高昂的頭低下。結果他沒有向專制暴政低頭。他在王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梗咽地說，如果我為了回國而向中共低頭，無論是什么理由，都會覺得對不起王老。。。。。。

最近听說越來越多的异議人士公開或秘密地回國了。有的回國后棄政從商了，如楊斌、沈彤、丁健等，有的人回國后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如回到清華大學擔任教授的傅新元、陳丹青、回到复旦大學擔任教授的孫哲等，有的据說還回去做官了。。。。。。可是，就是沒有听說有誰在當局許可下的情況下回去后而繼續從事民主人權活動或象從前一樣毫不留情地抨擊當局（曾短期出國又返國的劉曉波和沒有得到當局許可而回國的楊建立等除外）。對此我們應該心里有數。老實說，人各有志。如果有人不愿意繼續從事民主人權活動，我們不應該批評。只要他（她）不做違背社會良知的事，我們應該為每個人的人生選擇祝福。沒有人天然就應該承擔反對專制、批評時政的責任，也不應該有人自視為救世主。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回到自己祖國的權利，中共不能剝奪公民的回國權，我們身為民主人權活動人士，不應該為難任何人回國，更不應該對此加以譴責。這些年來，一些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出國后想留在國外，我還不知道勸過多少人回去呢。因為他們回去還能為社會做點什么。可問題是，我們無論過去是否從事過反對專制的活動，都不應該為專制制度辯護和涂脂抹粉。中共掌握了全國的媒體宣傳工具，這些喉舌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机會宣傳當局所做的任何一件“善舉”。他們的聲音已經強大到讓中國的老百性都感到厭惡了。作為民間獨立知識分子或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我們唯一需要做的是加大我們的分貝，來指出當局的錯誤和呼吁他們改邪歸正。更何況，現在我們談論的所謂中共邀請异議人生回國的“仁政”和所“披露”出來的“善舉”多數屬于捕風捉影的事（如中共愿意出机票和公費安排觀光？游等）。但是，它卻很容易給公眾一個錯誤印象，以為當局對我們這些异議人士實在是寬容大度，反而是我們小被寵坏了的小媳婦在無理取鬧，漫天要价。因此，當我眼見一些過去批評政府比誰的分貝都高的人，突然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贊嘆起中共的仁慈來，而全然不顧會傷害千千万万遭中共迫害和拒之于國門之外的沒有机會說話的人，我除了瞪大眼睛磋嘆不已外，內心深處又多了一份悲哀，也對民眾越來越不信任和支持以這些人為代表的人權民運活動多了一分理解。因為他們居然可以以很底的价錢將支持他們的民眾輕易賣掉。。。。。。

上面几個故事是發生在我身邊的事，都与我沒有直接關系。不過，我要講的也差不多“盡在故事”中了。我也許應該就此打住。可是，還有一個故事直接發生在我身上，也許更具有說服力。因此我決定將它披露出來。我無意傷害任何人，但是，如果不幸有人受到了傷害，請原諒。

大概是三四年前吧，有位中國政府居外使館的領事（就不點名了）通過一名中間人認識了我。他与我見面后單刀直入，表示希望能幫助我回國。我于是說，几年前我申請過回國，他們為什么拒絕，而現在卻又主動表示要幫助我回國？他無法回答，只好說當時他不在那個部分工作。我接著又問：你們為什么現在又要幫我回國？他又找了一個奇怪的理由來應付。他說因為听說我太太是中國政府開國元勛的后代，所以希望能幫助我回國。我跟他說，我如果這樣回國顯然什么也干不了，沒有多大意思。如果你真要幫我，就讓當局給我年邁的媽媽放行，讓她能來美國与我團聚，共享天倫。他說盡量去爭取。我們的對話沒有涉及任何回國條件問題，其中只有一處似乎跟這個問題有點扯得上關系。他曾說，“据說你要上哥倫比亞大學了，以后你是不是就會很少有時間從事民運活動了呢？”我知道這是一個坑，我不能往里面跳。于是，我直截了當地回答：“是，我准備上學。到時候可能會比較忙。不過，我還是會參加民運活動。過去我比較多的是組織一些集會等活動，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將來我可以改變一下方式，比如多寫一些文章來宣言民主和批評時政，也許這樣影響力會更大。”我補充說，“六四”一天沒有得到公正處理，六四遇難者們一天沒有得到安息，我是不會放棄為他們討還公道。他見沒有縫可鑽，也就做罷。于是我們天馬行空地聊了一會儿中國未來的發展，他也許是出于統戰工作的需要，對我發表的高談闊論頻頻點頭。此后他又給我來過几次電話，每次都東拉西扯，卻唯獨不提幫我媽來美國的事進展如何（其實當局要真愿意給她護照，一天就辦好了）。直到有一天，他在電話里似乎是不經意地問到我這樣一個問題：“听說你們准備在江澤民、李鵬來美國時舉行大型抗議活動。能不能聊聊你們准備的情況。”我知道這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因此毫不含糊地回答：“是，我們是在籌備舉行大型抗議活動。你要想了解情況可以看最近的報紙。因為我們各自的角色不同，報紙上沒有刊登的我不能跟你講。請你諒解。”從此以后，他再也沒有給我來電話。對于幫我媽媽的事似乎也再沒有興趣了（順便說一句，我媽媽申請來美七年了，至今也無法成行）。后來一位新上任的領事又試著給我來過几次電話，我知道這位新上任的官儿不過是不甘心，想再試一次看看他們的糖衣炮彈是否真的無效。于是我既沒有接他的電話，也沒有給他回過電。。。。。。

各位讀了這几個小故事后，大概不會再認為邀請异議人士回國是中共的新政了吧。事實上，中共從五十年代建國到現在，什么時候停止過公開或私下邀請与他不同陣容的异議人士回國？人們都說中共的統戰是一流的，難道我們連他們反复使用的這點小伎倆都讀不明白，還要為此感動？遠的不說，如果中共真有誠意要實現大和解，難道他們不知道最直接、成本最少的辦法是將楊建立和劉荻們先放出來嗎？至少釋放他們不需要為他們購買机票和安排？館等。他們目前一方面將楊建立和劉荻們關起來，無論你怎么呼吁也不釋放，另一方面又向某些海外异議人士頻送秋波的看似矛盾的做法，只有能做這樣的解釋：他們認定將楊建利和劉荻們放出來等于放虎歸山，他們會繼續從事反對派活動；而將另外一些人邀請回去則等于招兵買馬，他們會反過來服務于党和政府。至于說有人將這种邀請想象成中共被某些人的人格力量所折服，則要么是無知，要么是別有用心。如果中共也會被別人的人格力量所折服，那么就不會有遇羅克案、張志新案、魏京生案、劉青案、喻東岳案、楊建立案。。。。。。的發生了。也更不會有王若望客死他鄉及戈陽、劉賓雁、蘇紹智等老先生落葉不能歸根的人間悲劇發生了。當然，說別人“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則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過去我在大陸時還遇到過妓女嘲笑別人沒有好身材可賣的事呢！

我們應該記住：所謂人權活動人士，是為公眾和他人爭權利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有權為自己爭取人權，這一點毫無疑義。但是，并非每個為自己爭人權的人都能被稱為人權斗士。如果這也算人權活動人士，則全世界除了臣服于獨裁暴政之下的人都成了人權活動分子。因此，我提醒那些自栩為人權斗士的人不要將眼光只放在為自己或自己的小圈子爭取權利身上。具體落實到回國權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不僅要為自己爭取回國的權利，為民運人權人士爭取回國的權利，也要為其他所有被剝奪了回國權的朋友如法輪功學員等爭取這一權利。為了爭取到這權利，我們首先應該呼吁當局停止對不同意見者的迫害。否則，我們這些所謂的异議人士豈不等于認可了中共將我們与國內為民眾爭權利而遭到迫害的人區別對待的做法？說得嚴重一點就是將國內受迫害的同仁出賣了。因此，我蔑視那些打著人權斗士的恍子，一旦為自己爭取到了一點小小利益就与中共握手言歡忘乎所以的人。在我看來，正是這樣的人將中國社會撕裂成千万個毫無抗爭力量的小塊，令到當局可以任意欺壓凌辱普通大眾。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觀和价值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意識。不過，我也相信，每個人的价值觀和對自己的人格要求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從來不去譴責他人的人格——哪怕你選擇從狗洞里爬進去。但是，我不能對那些以道德君子自居，動輒將別人押上道德審判台的人去干從道德良心之事坐視無睹。否則這個世界的黑白就可能完成被顛倒。過去中共統治者就是這樣，不允許別人談情說愛，自己卻花天酒地，荒淫無度，要求老百姓拾金不昧，自己卻貪贓枉法，極盡巧取豪奪之能。總之一句話，不許百姓點燈，只許州官放火。我們要從這种糟粕政治文化中解脫出來，重新培養出一种既寬容又有原則的健康社會文化。

有媒體曾報道說，當年沈彤在被釋放前曾經向當局這樣要求過：除非你們將同我接触過的人都放了，否則我不會答應离開國門。無論他是否真的說過這番話，但他至少意識到了他應該這樣做。我在想，如果我們的人權斗士們也能象沈彤所說的那樣去做，要求當局象對待他們一樣地對待受到他（她）們關注的劉荻和其他异議人士，給予他們同樣的自由，則中國的人權民主運動就必然會有成功的的一天。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就有了希望。當然，當劉荻們被釋放時，我們自己完全可以組織一個歡迎車隊去迎接她的歸來，而不必索要或接受當局的“小恩小惠”，然后作出感恩戴德狀。

作者為原湖南學運骨干，現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居紐約

──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