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2003年6月參加麻州米爾頓學院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演講，他建議學生保持記日記的習慣，并說自己正在根据以前的日記撰寫自己的新書。他還強調辯論和不同的觀點是重要的，他希望學生思考、討論和辯論、并稱自由要求思考、辯論和行動。
讀到這段話時，我想起大約二○年前，二○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的一個先輩知道我喜歡記日記時對我的忠告：“記什么日記呀，運動來的時候，都變成了罪證”。他說的很對，為安全起見，我停止了記日記，并把以前記得日記也當做垃圾處理了。我的這個先輩的父母都是省一級的革命老干部，我不知道他的父母在歷次的政治運動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因為平日的一個言語或所記的只言片語受到過迫害，但是我知道很多很多普通的中國人因為日記、因為平日里隨便寫的一點東西而遭受了下獄之災，甚至失去了生命。我的鄰居的同事在一夜之間被打成了反革命，原因是他的儿子的一個同學（他的儿子上初中）來他家玩時，無意中看到了他的日記，匯報給了有關人員。其實都是些日常小事，可是給這些人一分析，問題就嚴重了。日記是人最之心的朋友，任何人都不能說的、難以傾訴的事情都可以跟日記說。但是收藏日記卻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既要防止外人看到，也要防止家里人看到，既要防止大人看到，也要防止自己的孩子看到。因為政治運動是殘酷的，在政治運動中，几乎每一個人都不能幸免，不能消遙于政治運動之外。任何人，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要接收各种方式的教育和洗腦。你要是個大人，你逃過了政治學習，可是你要听音樂、看電視、讀小說吧，就算這些你也逃過去了，可是你得上街、乘車吧，好，那些能夠啟發你階級仇恨的標語在等著你。你要是個學生就更可怜了，教科書就是政治教材，小小的年紀就被教育的具有很高的階級覺悟、變成一個六親不認的机器人。我的小學老師就經常給我們講一些地主的儿子大義滅親、檢舉揭發自己的父親之類的所謂优秀少年的故事、號召我們向他們學習。在這樣的教育下、親人反目為仇、六親不認的例子數不盛數。這樣的環境下怎么能夠安全地收藏日記呢？
我是一個喜歡文學的人，在學生時代，我的作文是很好的，經常被老師當作范文讀給其他同學听。但是在高考的時候，我卻違心地放棄了文科、選擇了理工科。因為很多人說：相比較而言搞理工是安全的、搞文學是危險的。在中國文學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可是無產階級政治又是經常變的，文學家的筆杆子得圍著無產階級政治來轉動，方向轉偏了或者轉慢了，都會倒霉的。即使是當時轉對了，以后風向變了也會倒霉，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走紅的文人，文革結束后也都悄無聲息了。
多年來，很多人都在關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也有很多杰出的文學家，為什么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有人分析這樣的原因、那樣的原因，依我看根本的原因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標准和中國政府的標准不一樣。在中國真正表現人性、真理、表現社會動態的，也就是真正為人服務的作品不等它出版就被槍斃了，這個作家也隨之而倒霉。而那些經過重重管卡審查通過，能夠名揚全國的作品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那儿就行不通了。因為那些評委們需要的是為人服務的文學作品，而不是為中國政府和中國的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作品。
克林頓還強調辯論和不同的觀點的重要性，這在中國要讓學生們這樣做，無疑是讓學生們走上一條通向監獄之路、通向死亡之路。
記日記是一個很好的習慣，它可以幫助人記住曾經經歷過的趣事、經驗和教訓，為以后的工作提供必要的真實的素材。可以培養一個人的寫作能力，對文學的愛好，很多文學家都是從記日記開始的。但是對于在大陸生活的中國人來說，也是很危險的。君不見現在中國的警察抄法輪功修煉者的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就是要找有關的筆記、資料。
什么時候，中國人也能毫無顧忌地用日記記下自己真實的觀點、意見，自己的心路歷程、生活的酸甜苦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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