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紅：政治家是幹什麼的？

【大紀元7月31日訊】孫志剛被活活打死的事件曝光後，舉國上下十分震驚和義憤。筆者來自社會的最底層，對底層民眾謀生的艱辛和在舊制度下倍遭歧視的痛苦際遇感同身受；同時，筆者卻又有幸接受高等教育從而了解社會中上層的揮霍無度和霸道行徑。在社會轉型時期，一系列不合時宜的舊制度，既是既得利益集團公開勒索財物的合法工具，又是弱勢階層忍受敲詐和奴役的不二法門。它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人間悲劇。在21世紀的今天，孫志剛以自己鮮活的生命慘死在舊制度之下，令筆者的心靈在震撼悲痛泣血之際，掩飾不住對喪盡天良的無恥暴徙和罪惡的舊制度的討伐怒火。

一個人為悲劇的發生，能不能喚醒國人的警醒，折射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反省能力、決策層能否及時改革和廢除不合時宜的舊制度，反映了這個政府是不是尊重和體現民意。最高領導層有沒有膽識和勇氣作出順天應人的宏觀決策，是衡量他們有沒有政治家的標尺。

孫志剛事件發生後，筆者先後寫了《孫志剛之死與制度之惡》、《恢復遷徙自由正其時》兩篇文章，公開呼籲廢除罪惡的「收容遣送制度」，提出「在邁向政治文明的大道上，對收容遣送制度，決不是改革和完善的問題，而是必須儘快予以堅決廢除的問題。」說實在的，當我寫上這句話的時候，我只是盡到了一個心懷良知的知識份子對違憲而又不正義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抨擊，至於充滿血腥的「收容遣送制度」何時能被「廢除」，筆者實在心中無底。因為創制和廢除制度之權不在學者手中、而在決策者手中，而歷史的經驗又告訴人們：

一切非民主的政府，除了口頭上掛著「人民」的招牌外，是不太真心在意「民意」的。

不過，這次溫家寶總理給了筆者和所有關注孫志剛事件的人一個重大的「計劃外之喜」：廢止收容遣送辦法。2003年6月18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廢止了1982年5月國務院發佈實施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城市生活無著的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這標誌著實行了20多年之久的沾滿城市外來工鮮血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壽終正寢」。中央政府以超乎人們想像的快捷速度，回應了孫志剛事件所引發的有關收容遣送的討論。這標誌著本屆政府對民意的異乎尋常的關注和尊重。

這件事的深層次意義在於：中國的文明進步迫切需要偉大的政治家，需要偉大的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和英明果斷。長期以來，中國在政治建設上的停滯不前，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現的舊官僚政客太多、而現代政治家奇缺。秦始皇、斯大林、薩達姆這些殘害民眾的獨裁暴君不是政治家。華盛頓、孫中山、曼德拉這些造福於民眾的民主領袖，才配得上政治家的美譽。

在當代中國，做一個政治家，並不需要像歷史上傑出的人士那樣具有反對封建專制的大無畏犧牲勇氣，也不需要具有走出專制主義而創設民主共和的政治智慧。因為，前人已經為我們構建了一個「人民共和國」。

執政黨宣稱自己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執政為民已成為領導幹部的口頭禪。共和國憲法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知道公民享有憲法保障的各項自由和權利。政治家只需將這些白紙黑字的東西落到實處、落到每個公民身上就足夠了。但我們對此卻十分缺乏。人們看到的大多是勤於下基層調研、官腔十足、空話、套話、假話、謊話連篇而真話都少有耳聞的「領導幹部」。

那麼，政治家是幹什麼的呢？

200多年前，在世界上建立一個王朝作終身制皇帝的人不是政治家，而建立一個民主的美國只擔任兩屆總統的華盛頓才是政治家；90多年前，抱著皇帝輪流作、今日到我家的袁世凱不是政治家，而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孫中山才是政治家；10多年前，認為種族隔離制度是南非的「基本國情」、只能聽天由命的人不是政治家，而在南非宣佈廢除延續300多年之久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曼德拉才是政治家。

在今天的中國，僅僅在報告中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的不是政治家，因為這是常人之識而非政治家之舉；在孫志剛事件上，僅僅譴責犯罪、審判犯罪也不是政治家，只有廢除實行了20多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才體現了政治家之舉。溫家寶總理在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上的果斷和勇氣，使人們在新世紀依稀看到了久違的政治家風范在神州大地上噴薄而出。

如果說，孫志剛之死拉開了中國人以憲法的眼光審視舊制度的帷幕，那麼，我們希望這次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能夠敲響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出台的一切違背憲法、限制和剝奪公民自由權利的舊制度的喪鐘。下一個，應該是正式宣佈廢除歧視農民近50年之久的《戶口登記條例》。

飽經磨難的中國人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這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是一個呼喚政治家的時代，也是政治家大顯身手的時代。

（2003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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