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六四精神”捍衛者的真實故事

【大紀元6月5日訊】尊敬的庇護官:

我叫吳為,請允許我用以下的方式來書寫我的庇護聲明。雖然我出生在一個將軍之家,本該享受一番幸福的人生。可生不逢時,一出世就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原因是在我出生的前三天，中國發生了一起惊天動地的重大事件。以至于無所不能的毛澤東也只有發出:“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ö的哀嘆了。那就是當年紅色中國的二號人物林彪的座机在逃出中國進入蒙古領空溫都爾漢被導彈擊落的事件。

但生活在“革命形勢比任何時候都好”的中國人民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只覺得空气驟然地更加緊張起來。這位法定繼承人林副統帥個人的失敗，迅速地改變著他的新舊部下的命運。秘密處決、大肆逮捕、關押与集中審查的行動在全國各地造成了空前的恐慌。整個國家其實已經進入了未經公布的緊急狀態，而我偏在這時來到了人間。

由于父母親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因此我在北京僅出生了几天就和父母突然被軍用大卡車罩在漆黑的帆布蓬里，押送到了千里之遙的黑龍江建設兵團。那時究竟發生了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父母也從不允許提及。可我卻清楚地記得比我大几歲的姐姐常常牽著我的手在明亮寒冷的雪夜中去找媽媽的往事。十多年后我才從姐姐那儿得知當年父母因被隔离審查，几年都不允許見面。所以當審查爸爸時我姐弟倆就隨著媽媽；而審查媽媽時，就只得跟著爸爸了。因當時太小不懂事，每到傍晚就哭鬧著要媽媽，見不著就拚著命地哭，鬧得四鄰無法入睡，影響他們交代問題。所以“專案組”經過反复研究，請示上級后特許每晚由姐姐單獨把我送到關押媽媽的房間去呆上一陣子。專案組組長是一位師政委，他“發現”我的父母之所以安排我在林彪死后出生，是要以此來證明林彪的反革命事業后繼有人，是公然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戰略思想”的現行反革命行為。就這樣，我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反革命罪證。

在我六歲那年一家人終于歡天喜地回到了北京城，因為父母獲得了平反，我也到了該上小學的年齡。當年的老師大多都是靠造反起家的，我的老師也不例外。因此我和另一名同學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上課時別的同學是坐著上，我們倆卻得站著，一站就是45分鐘，而且還不許動，哪里敢動一下就用教鞭抽哪里。還不許哭，越哭就打得越重。有時甚至連午飯都不許去吃，叫我倆好好地想問題。可只有六歲的我們哪里想得出什么問題來，只想得肚子越來越餓。記得那時我已很懂事，從不把在學校里受欺負的事告訴父母，怕父母听了難過。后來那位老師終于被抓走了，我們兩個也就被“解放”了。

不幸的童年使我過早地領教了人類的不平等。我立志要當兵，不，要當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十七歲那年我幸運地成了一名北京軍區的汽車兵。由于刻苦勤奮，當兵還沒到一年部隊就給提干了，并保送進了軍校。正當我躊躇滿志地踏上軍官的第一步台階時，偉大的時刻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學潮終于波及到了我們軍事院校。我們滿怀著對民主自由的激情投身到了這個偉大的運動之中。這种激情是純洁而高尚的，是超越自我且相互感染的。由于同學們穿的是軍服，故所到之處也起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作用，我們年輕的心為此而感到特別的自豪！

想不到前一天還帶著我們整車的同學去廣場聲援學生的鄭教官，在例行訓話時竟宣布說：“服從命令才是軍人的天職，在當前這個特殊的環境下知錯就改的仍然還是好同學，校方決不搞秋后算賬。不過從今天起誰也不許离開學校半步，誰擅自离校去參加動亂，誰就是違抗軍令，必以軍法處置，后果自負。”鄭教官的訓誡与廣場上熱血青年的訴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自私善變靈魂丑惡，后者無私無畏真正愛國！當晚我和五名最要好的同學作出了逃出學校回到廣場的決定，沒想到這竟成了改變我們一生的決定，我們從共產党的專政工具變成了捍衛民主的衛士。為了減小目標我們脫下上裝勇敢地回到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之中。我們告訴那些与我們年齡差不多的戒嚴軍人，自己也是軍人，上級也有命令，但我們還是決定与同學們堅持到底！

6月4日凌晨震惊世界的罪行發生了。人民的“子弟兵”向著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人民成了自己的儿子“子弟兵”槍殺鎮壓–建立功勛的對象！古人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難道共產党養兵就是為了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一時”嗎？動用訓練有素的野戰軍，駕著坦克來對付在全球最大的廣場上謳歌民主自由的書生們，實在是曠世之惡，不赦之罪！軍隊的存在是為了抵御侵略保衛領土完整，可眼前軍人們喪心病狂地罪惡行徑徹底地粉碎了我對軍旅生涯的崇高夢想！隨著越來越惊恐的人流，我的思緒回到了血腥的現實之中。冒著密集的槍聲与坦克的咆哮我狼狽地逃离了廣場一帶，我的同學們也生死不明。這是一場比真正的戰爭更為冷酷的屠殺，因人們手中沒有任何可以用作自衛的武器，除了逃命就是死亡。也是一場沒有一個俘虜的戰爭，這次屠殺使共產党贏得了仍然還是很強大的聲威。熱血青年失去了最寶貴的生命，逃命的我們卻輸掉了偉大的理想与美好的前程！

當我逃回家時母親正在哭泣，父親竟開口說：“赶快逃命去吧，既然已經開了槍，性質就完全變了。”父親說出這种話實在是很意外，因為他向來都是最擁護党的。我立刻騎上自行車（當時的汽車站、火車站、飛机場及交通要道均已被軍隊封鎖。這是父親估計的），穿小道一口气跑到了一百公里以外的遠親家。兩個多月的亡命生涯仿佛使我長大了十几歲。共產党到底是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廣場上全都是非常愛國、非常优秀的大學生、研究生，哪一個不是父母和老師的驕傲与希望，母親們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才把他們培養成人，而共產党罪惡的子彈及坦克只用一秒鐘就奪去了他們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兩個多月后母親終于來電話說我可以回家了，因為已經被開除了軍籍和學籍，就是說我已經什么都不是了。在當地公安局里有父親的一個老部下，他說只要回去后不亂說亂動就不會有事了。因為參加過學生運動的人實在太多，根本不可能抓完。于是我立刻就回到了家。可是事情并沒有完，作為“六四”動亂份子的我根本找不到工作，連個體戶也不敢用我們，學校更是將我們拒之門外。當初与我同去廣場的同學此時都有了下落：一個進了精神病院成了瘋子，兩個譴回原籍當了農夫，我与杜軍因為是城市戶口才沒被赶出北京市。白白地呆在家里熬時間，天天盼著形勢的好轉。焦急、失望和茫然控制著我們年輕的心。

我們不禁要問千百万學生用熱血和生命究竟換來了什么？李鵬們仍然是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太上皇，全世界的新聞記者及政治分析家們都在他那一張陰森的、不屑于偽裝的臉皮上追蹤揣測著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命運。過去槍杆子里面出過政權，而今在坦克的履帶之下竟碾出了一個強權，鮮活的學生們轉眼間成了肉醬。隨著坦克的鐵蹄在廣場上碾出的道道血跡，不僅民主与自由本身在中國境內全軍覆沒，連企求和談論她也成了對中共的挑舋。失敗的我們將怎么辦？

曾几何時，站在運動最前列的几位學生領袖早已成功地逃离了危險，到了象征著安全、美好与理想的西方世界。因為在死難者中找不到他們，當局才開始了通緝。他們是民主的火种，自由的明星，故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愛護，而我們這些被掃地出門的軍校學生在思考著什么呢？我們認為領袖人物不但要在看到成功時才堅定地站在台前，在面對暴力与毀滅時也應該將自己的血肉之軀置于民主陣營的最前沿。以不爭的事實來體現身為領袖的“人格力量”！領袖人物的生命遠不及人格來得值价！在我們中間出了那么多的領袖，卻沒出一個像王維林那樣孤身抵擋坦克的英雄！他是我們中國人种永遠的驕傲，是全人類反抗暴政的楷模！他所顯現出來的人格力量才是真正永垂不朽的！

面對英雄人物的气概，談什么軍籍、學籍實在是太小气。我們這些逃兵一直在探討，爭論我們自己為什么沒能成為站在坦克前面的人？哦，原來我們是真正的“龍的傳人”。盡管在我們體內也确實存在著向往民主与自由的沖動。可一旦遇到了真正的危險，龍种的求生本能就開始自動地發揮作用，那就是抱頭鼠竄，立刻拋棄了偉大的理想，回到了現實當中，恢复了所謂的“理性”。這种真是可恥的“理性”基因代代相傳，成了解釋貪生怕死的高尚理由。這种所謂的“理性”，更是歷代統治集團都要大力提倡的，專門用來維護其罪惡秩序的一大法寶。所以我敢斷言中國永遠也不會廢除死刑。貪生怕死成了中國人喪失人格尊嚴的總禍根，只有從我們骨子里徹底地殺死了這种基因，中國人才有資格獲得西方人民每天都在享受的人權、民主与自由。但怎樣才能殺死這种至少活了五千年的“可恥基因”呢？不知道，我只是冒天下華人之大不韙，把它給抖了出來。

工厂不要我們，學校不收我們，整個社會都拋棄了我們。但我們不怕，因為我們是無愧于時代的、正直而且勇敢的青年，我們有著遠大的理想，有著迎接新世紀的犧牲精神！我們意識到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光活著，而在于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怎樣地活著，不該給一點所謂的人權（吃飯權）就活好一點，不給就活賴一點，那么人就真的還不如動物有种了。老虎吃光了肉，決不會為了活命而改成吃草。我們將傲視生命的存在，跳出現實環境与五千年文化及當今潮流的羈絆，實行自我淨化、自尊自修及自我完善的生存原則，挺起年青的胸膛，決不再當天安門前的逃兵！

我們開始常年呆在圖書館里查閱和討論爭執政治、經濟、哲學、法律、秩序、歷史、宗教、人种、民族、習俗、道德与罪惡、高尚与下賤的原始起因及后果等一切与人類行為有關的問題。學到了很多在課堂上絕對不許涉及的知識，并形成了一個專門探討“行為与后果”的小文化圈子。因而得出在中國社會急需開辟一個一目了然的新學科，那就是“后果學”。即以顯而易見的“后果”來闡明罪惡及其滋生的根本原因，以及鏟除的辦法。毫無疑問，在這個星球上中華民族已經异化成了共產党人犯罪的溫床及堡壘。

文化圈是由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教授及我和杜軍兩位自修，及組織者等多人組成的。由于“后果學”的敏感性，我們在保密的前提下每周輪流在有條件的成員家里聚會。曾專題討論了個人、單位、党及其政府的行為与后果，特別是法律后果的問題。其實所謂單位及“政府行為”只不過是個人行為的惡性膨脹。舉例說：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敢跑到天安門去公開的殺人，原因是有必被處死的法律后果。可是党和政府任何時候只要是殺了人，非但不存在什么法律的后果，反而總是宣稱“我們的党和政府越來越經得起考驗，越來越強大了”。這是什么邏輯？活生生的事實一再證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句特別可恥的謊言。共產党一旦感到其肌體病入膏肓時就開始以殺人來代替“強心針”。也就是說任何人殺了人都必須承擔法律后果，而党卻要靠著殺人來“起死回生”。

這個于1921年組建的党已經是七八十歲的垂死老人了，常常會有深感不适病入膏肓之慮，不靠殺人來打個“強心針”是活不下去的。半個世紀以來，共產党人仗著其爛命一條及其光棍式的玩命精神，不僅奪取了政權，且靠著殺害了几千万中國人的“政績”變成了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政党，形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強盜利益集團”。該集團以國家的名義，動用巨款將光棍們的儿孫們派往所有的發達國家去留學深造。等于用無數個下崗工人家庭的苦難、鮮血和生命換來了光棍子孫們的博士頭銜，然后便以其鍍過金的資歷及權威之身价再返回祖國去現身說法。大談：“還是咱中國好啊！”（言下之意“還是共產党好”因為党會賞給他們在國外只能是“干瞪眼”的東西）。殊不知這幫“愛國者”個個都花大价錢雇大律師搞定了外國身份，一旦有個風吹草動他們早就不動聲色地回到其“第二祖國”去了。

試問：連共產党的最高層都對“党和國家的命運”沒有底！唯恐殃及其子孫后代，紛紛以各种借口溜到西方法制國家去安排了后路，那么十几億中國老百姓的后路在哪里呢？如今為党辛苦了一輩子的那一代人的公費醫療已被“改革”掉了，住房、退休工資以及過去一再鼓吹騙人的“養老送終”也被“深化”得“不合理”了。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從身外之物到生命本體，從嘴上說的到心里想的，甚至連靈魂深處也完全被共產党給牢牢地控制住了。

党的高層一面在國內拼命地玩弄法律，踐踏人權，瘋狂地榨取民脂民膏；一面卻可恥地在國外為其子孫后代們尋求法律保護。因為他們個個已腰纏万貫，坏事做絕，沒有西方保護私有財產的价值觀及其法律的雙重保護是十分危險的。老外并不管巨額財產是從何而來，只知道它們都“顯示”在私人的名下。如今國家的巨額資產就是借著國企改造、股份制及境外投資等五花八門的“新詞”順理成章地“登記”到了革命后代的名下。

93年10月20日我們在杜軍家開會時便衣突然沖了進去，所有人都被關進了警察局，罪名是“非法集會”，罪狀是“別有用心地惡毒誹謗攻擊偉大的中國共產党，煽動人心，破坏安定團結，企圖動搖人民群眾對党和政府的依戀，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

原來我們的會議記錄還沒有國安局戰士手里的詳細。這真是太可怕了！我們几個人已經相處了四年之久，不單是志同道合，且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除了那個特務，其余的人在人類的情感上都遭到了重創，這比被捕本身的打擊還大。我們統統被關在一個大號子里，人人都表示肯定有特務，且作面面相覷狀，最后還是不知道究竟誰是特務。共產党的特務實在是太可怕了，他們最大的特點是善于偽裝、永不知悔改，壓根就不相信人類還有什么良心、善意、慈悲和高尚，更不相信還有一個上帝和天理最終一定會懲罰他們的罪惡！公義的劍必將報應在其子孫后代的身上！他們有學識，有抱負，卻無理想；想成功，卻不高尚。他們不但是人格低下，細看之下連長相都有些畜生化了，他們吃定了厚顏無恥是成功的鑰匙，心狠手辣乃前途無量的根本，肮臟的靈魂、下流的行為才是革命事業的可靠保障。

經過長達一年多的審訊及秘密審判，九人中的六人被判刑，三人緩刑和免于刑法處罰。免刑者居然是發言最多、觀點最新、看問題最尖銳的周教授。當局稱他“坦白”得好，故免于處罰。据說早在審訊一開始他們就自由了。我和杜軍被各判五年，因違反監規又加了一年。至此我從一個“后果學”的暢想者，經過兩千一百九十天的鐵窗生涯而煉就成了一個具有發言權的實踐者。這實踐是度日如年的、痛苦的、寂寞的、被置于死地的，是一种對肉體及精神的雙重、輪番的摧殘与毀滅！不過，一旦你挺過了這一切，你就無愧地成了咱中國人里的一條漢子。

首先你得學會專門去想那些人類最黑暗、最殘酷和最倒霉的事來穩住自己，并且從中挖掘出我們當代青年的“幸運与喜悅”來！比起四百年前哥白尼的追隨者布魯諾時代，今日的中國不是要文明得多嗎。畢竟還沒有一個學生是在天安門廣場上被劊子手們用火活活地燒死的。而火焰噴射器我軍是有的，但我們沒有用，只是被迫使用了“常規”的槍械及坦克而已。因為党中央已經注意到自建立新中國以來，我党不僅以各种各樣的方式揭露，而且痛批、聲討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政府暴行及其野蠻行徑！而我們的人民軍隊是一支真正的“正義之師、文明之師和胜利之師”，是必須与一切罪行區別開來的。遵照這一原則，“軍委主席”立即采取了斷然措施，叫全世界都親眼看到了我中國人民解放軍与一切反動武裝力量的根本區別，看到了鋼鐵長城的“文明与軍威”！

難道不是嗎？根据“戰爭法則”在這种場所使用常規武器本身就明顯地體現出了人道主義色彩！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做到《世界人權宣言》里所說的那樣。那實在是太肉麻了，居然出現了：“休息和閑暇的權力”，還要“維護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已經都“免于失業”了，竟然要“保證使他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胡說“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分明是鎮壓的起因）。并要求通過普選來達到“定期的和真正的選舉”。而且還在《聯合國憲章》、《國際人權憲章》、《國際人權公約》及《日內瓦公約》等人權文件中，對世界各國政府的權力及軍隊行為搞出了諸多明确的限制和叫人笑掉大牙的內容。

早在半個世紀以前（一九四一年）美國有個叫羅斯福的總統就异想天開地發表過一個有名的“四大自由”的演說（我們中國人民只知道“四項基本原則”）。他說要建立“一個有四項基本人類自由基礎的世界”，即所謂“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不僅僅要“免于恐懼”，而且還得“免于匱乏”。看上去簡直就是一篇教唆刁民們向政府勒索的“思想指南”和一份使人“憤怒的菜單”。幸虧我們的宣傳覆蓋工作一向做得扎實，才成功地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唯恐天下不亂的罪惡圖謀。當然，任何一個還沒有喪失理智的中國人決不會去相信那些洋人的鬼話。那些東西根本就不符合我國的國情。

況且，根据我軍最權威的“死亡學家”的報告指出，“一個被子彈擊中要害或被坦克大面積碾過的人是絕對來不及痛苦的”。因此以人道主義的原則出發，我軍首先要突破的是一個异常關鍵的技術性問題，那就是怎樣才能确保“擊中要害及大面積碾過”的問題。我們人民軍隊吃的是國家的“皇糧”，體現的當然是“當家的”意志，決不不是聯合國里的什么“人權文件”。所有人權條款除了使我軍感到幼稚可笑之外，不具有任何的約束力。減輕死者的痛苦、增加活人的幸福不正是人類“文明”的本質及其最高境界嗎？至于那些對此硬是要大呼小叫、說三道四的人，純粹是蜀犬吠日，平日所見甚稀了。

在監獄陰暗潮濕的、彌漫著尿臊和霉味的空气中，我常常會想象那几位把祖國的“未來与希望”關在牢里的老一輩的革命家們此時此刻都在干些什么？在日理万机的搞“江山設計”，還是在彌漫著“熊貓牌”的煙霧中悠閑地打著橋牌呢？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奴化与异化擔懮，還是恰恰相反，嫌奴化的還不夠呢？他們為什么那么熱衷于已經實施了几十年的“奴化我中華民族”的事業呢？哦，原來還是沒有跳出中國人的老傳統，一切都是“為了孩子”。

那么他們的孩子們是不是比一般人及我們這些被“他爹”關在牢里的人更愛這個國家呢？當然不是，他們只愛党。因為國家在他們眼里從來就不是什么“國家”，只不過是連一聲“芝麻開門”也用不著去喊的“寶庫”而已。這可是一個絕對貨真价實的、永遠也吃不完用不盡的“寶庫”！而党本來就是他們自己家里辦的。盡管國是可以任意操縱的，但由于人性的貪婪，危險還是蠻大的，因此家不能光安在國家里面，万一國一亂，這家也就泡湯了。兔崽子們還知道給自己多打几個窟窿，何況人呢。看來至少也得有几手准備，趁老爺子還在先頒一道詔書下去，“穩定壓倒一切”！然后把老百姓們做夢都不敢想的巨額外幣存進瑞士那种依法為存款人保密的銀行里去，再到國外去找几個安全的地方多搞几個家，最后把那些最貴重、最能增值的古董也帶點出去，這樣就基本上万無一失了。因為歷史早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從來就沒有長久的安全保障可言。絕對沒有一家人的財產是可以保留几代人的。這恰好刺激了中國人夢想把自己的產業留給后人的強烈愿望。當一切都搞定之后，我們就可以盡著性子踏踏實實地來享受一番人生了。當然“穩定”一定要一直壓倒一切才對，這樣一來我們的日子實在是“沒得說”了。

那么党与國之間究竟是一种什么關系呢？這么說吧，一伙手持武器的光棍沖進了一個富裕的村庄，并槍殺了所有的富人及其反抗者，將全村的財產全部据為己有，再把用不著和不想要的部分來個“重新分配”。當村民們終于發現這伙強盜比先前的富人還要狠毒百倍時，就聯合周邊的村民們一起來攻打，無奈怎么打也打不過他們。原來他們有兩個非常玩命的口號叫：“活著要享受，死了去個球”（這是光棍們內部的口號），對外的則是“解放全人類，建立新中國”！因此打起仗來根本就不顧死活，非常勇敢。村民們一看惹不起他們，只好投降認輸了，承認了光棍的統治地位。于是乎光棍們便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庄主”，但他們心里比誰都明白這村庄畢竟——終究不是他們的，總有一天會被憤怒的村民們奪回去的。這就是共產党為什么那么仇視和懼怕人民，堅持“奴化我中華民族”的政策，拚命地把持著國家權力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壟斷資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腐敗、最殘酷和最反動的階級，那么，共產党的壟斷無論是從本質上、現象上、政治上、經濟上、還是以社會的角度、不管從哪個層面上講，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它殘酷地壟斷并剝奪了十几億中國人民的一切！甚至生命權。

我被遺忘在牢房的黑暗里，父母因為生了我這樣的一個不爭气的儿子而臉上無光，唯一的姐姐在托人送東西進來時還特別強調“那是老同學的一個兄弟”。

我們的“行為与后果”的小文化圈變成了中國青年探索者的陷阱，成為大教授為党再立新功的机遇。我們在中國最大的圖書館里，在高水准的討論會上，在無數個思考的不眠之夜中所獲得的全部知識，都無法合乎情理地解釋周教授所扮演的無恥角色！周教授本人對我們心靈的打擊与傷害遠遠地超過了專政机器本身。因為你們瞧：“堂堂大教授們也只得乖乖地替我党賣命，何談你們這等無名之輩呢。”所以中國的教授權威們比照西方的又多出了一种特殊的使命及職能，這是西方的專家學者們無論如何也搞不懂的。

如今我來到西方近一年了，跑過几十所大學，了解分析過了一些大陸背景的學子、學人、學者之所想所為。結果悲哀地發現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的使命感及職能作用非但毫無削弱，反而自覺地強化了，大有憑借在美國都沒有“變心”的忠誠向祖國（其實是向‘主子’）討個說法之概，來一個錦上添花，名利雙收，這就是“知識”的妙用。在美國知識只可以換几個美元，而且還不多；在中國不僅可以換到錢，還可以得到党的賞賜和頭銜，可以光宗耀祖，可以品足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感覺及女學生們的美貌与無知，總之他們在各种頭銜包裝之下的那個丑惡的靈魂，那顆貪婪的心實在是太需要一個這樣的“祖國”了！

毛澤東說得好，世界上既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可他沒打個招呼，說明一下他的“愛和恨”都是經過精心偽裝后才公諸于世的，而且絕對是來反的。舉例說：他愛好“和平”，熱愛老百姓，而事實上他一生都在打仗斗爭，踐踏和平，天天都在殺老百姓。他說“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調戲婦女”，那就是說不要只有那點一針一線的眼光，气魄要大一點，來個徹底拿走“消滅私有制”走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婦女是半邊天調戲不得，要是看上了干脆把她男的拿去槍斃算了，她一個女流之輩找不到著落自然就跟著党走了，何必要去搞那些低級趣味的事情呢。

要記住我們所干的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號下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我們來了哪一天沒有殺過人(如果哪一位專家學者能夠證明，在半個多世紀腥風血雨的中華大地上，确實出現過某一天沒整死人的日子，那么他一定是一個比袁木還要能干的同志，無愧于載入史冊的愛國學者了)。全世界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我們可以任意處置的孬种。放心!不要以為他們人多勢眾的就會團結起來，只要“錢”和“刀”始終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手里，孬种們必然會自己去找理由不起來反抗。我們的新老干部一直都在違背婦女們的意愿，天天都在強奸她們，但是并沒有罪，有罪的是她們，那些賤女人！如今我們泥巴腿子已經站起來了，殺死了她們那些膽小如鼠的孬种丈夫和兄弟，她們卻時刻還在妄想复辟，幻想著重新躺到反革命、地主資本家的怀里去，實在是該殺！如今時過境遷，她們已為我党生儿育女，從血統上改良了土里土气的革命接班人，當視為革命的功臣，給予醫療等福利照顧。這充分的說明：時間不但可以淡化，而且還可以改變一切。這就是一個例證，就是革命的法則。

而龍种的無恥与貪婪則是革命的原動力，是与生俱來、与生命共存的，恰如人體的私處，既是天生的又是絕對要加以掩蓋的。即便是窮到極點的人只要他們還沒有失去理智，就必然會弄到一兩寸布把私處給遮起來。為什么呢？因為這是天性。那一兩寸布片的名字叫著遮羞布，而用什么樣的布來遮羞這學問可就大了。生活中的小人們總是用“君子”來遮羞；孬种們則一向以“好漢不吃眼前虧，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來遮羞；強盜們便以“深化改革，國企改造，股份制”等等來遮羞；共產党雖然已經殺害了几千万中國人，但始終以“為人民服務”來遮羞。橫直是百年老店招牌不能倒。

因此當党欲利用海外學者來欺騙老百姓，作政治宣傳的“標本”時，各路的專家學者們便到了抓住這個机遇,兌現其在美國只能是望梅止渴之宏愿的時刻。這便是他們為什么始終不忘要“報效祖國”的根本原因。至于什么人權，什么下崗，什么正義感等与“學問”無關的東西，作為獨立的正派學者是向來不過問肮臟政治的。我們被僅僅是“坦白”得好的大教授獻給了他“親愛的媽媽”。所以我立志要以這鐵的事實，并運用“后果學”的觀點及方法來揭穿顯現出那些“愛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們，他們到底有沒有中國人的“脊梁”？并以這首篇的揭露來申請政治庇護。

當人類歷史不可逆轉地必將跨入更加文明与進步的二十一世紀之際，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那些中國有“良知”的高級知識分子們在党的怀抱里究竟充當扮演過什么角色。這群軟體動物們除了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幫閑們，就是以袁木為首的幫凶們，剩下的便是失落，而且怀才不遇了。他們從來沒有人格，根本就不想做自己的主人，只陶醉在能夠為其主子當奴才的得意之中。厚顏無恥地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不停地向主子搖著尾巴，對老百姓們卻拼命的狂吠。“六四”使中共的本質再一次大暴露后，我以為大小知識分子們再也不好意思去為惡棍們奮筆疾書、賣狗皮膏藥了。可事實呢？事實是這些狗娘養的眼看著共產党還是垮不了，主子到底還是主子，就都搖著尾巴跑到主子腳前賣乖去了。由于“六四”，知識分子們及其家屬子女得到了八、九万張美國綠卡，有的已經成為熱愛共產党的“美國公民”（盡管他們在星條旗下含著熱淚，并親口說出了效忠美國的誓言）。在悼念“六四”死難者的任何形式的活動中，都無法找到那些六四屠殺的“受益人”。然而，在中共使館的歡宴上，在迎送江澤民、李鵬們的“幸福時刻”，他們卻是沖在鏡頭最前面的一群。仿佛“親愛的母親”親赴美帝國主義的巢穴來拯救可怜的孩子了，某些“海外學者”甚至還禁不住落下了“幸福的眼淚”！這与“六四淚”是很不一樣的。“六四淚”使“母親”不悅，而“幸福的淚”則可以攝入鏡頭，拍成照片引起“母親”的注意，乃政治資本，從而換來賺錢的机遇，因此，這淚絕不會白流！

上述种种，難道都是個別和偶然的嗎？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長不出脊梁骨，良心也被狗啃了嗎？當然不是，是因為他們太聰明，太理智，太識時務而且善變了；以至于忘記了作為人類与動物的根本區別，喪失了最為神圣的人格，良心和正義，出賣了靈魂。我只想提醒美國政府和善良的美國人民注意一下這种平常的、似乎看不見的，但确實就發生在我們眼皮之下的惊人事實。這些從來都不以背信棄義為恥，反而為榮的“美國公民”對你們的“國家利益”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希望移民局根据共產党歷來不惜動用一切陰謀手段來鏟除异己，利用其活躍在美國各個領域的走卒在海外搜集民運人士情報的事實核准我的庇護申請。

吳 為

2000年7月1日

附注：本案与2000年7月中旬呈移民局，8月下旬問話，9月上旬獲最終批准。因安全考慮﹐本文名字為化名﹐其它為真實情況。由律師提供。(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