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道德真空

【大紀元6月20日訊】大紀元編譯自6月17日澳洲金融評論刊物(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從數以千計的出版物中可以知道，人們正在談論中國經濟及政治制度潛在的崩潰危機。那麽中國人的道德又何去何從呢?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著名的激進書 “天安門文件”(Tiananmen Papers)編者林培瑞(Perry Link)，在接受澳洲金融評論採訪時指出，中國道德大崩潰，並指責文化大革命帶來的道德真空狀態。

倫理及道德觀的問題不僅在中國，在許多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也引發相當大的爭議。近10年來，美國寬鬆的公司管理法和輕而易舉的賺錢機會，讓一些著名大公司高層管理人員鑽了控制， 接二連三的貪污案所産生的副效應使美國疲于應付。

林培瑞清楚地知道，談論中國的道德問題，就如同采了地雷陣，會被指責爲“這是西方的僞善和說教”。

他指出，“沒有人可以獨霸思想界。西方社會某些國家也存在嚴重的道德真空問題。”

林培瑞表示，雖然他被禁止進入大陸，但身爲中國通，他知道當他談論道德時，他不是說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有更好的模式可以借鑒，他是指他在談論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通過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領導人所追從的價值觀和所崇尚的強權的分析觀察，他得出了 “中國公共道德崩潰”一說。當然了，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他們死死要守住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每年經濟增長8%，就象過去二年那樣。

這種對財富的追逐的風氣已經彌漫整個社會，並且導致了一系列政客及商人的貪污醜聞。談到公共道德，許多中國人不以爲然，聲稱九十年代和當今二十一世紀應該是崇尚個人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爲了達到個人利益，你可以欺騙他人，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

有這樣一種說法：50年代大家彼此幫忙，60年代人們互相批評，70年代衆人愚弄他人，80年代雇用別人。那麽接下來的年代是何種說法呢？這就取決於文化大革命後出生和成長的那代人，他們將主宰中國未來的商屆和政界。

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那代人，目前已經20餘歲，除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動蕩外，幾乎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的起起伏伏。

林培瑞表示“那些出生在城市的新一代人生活在金錢至上的環境中，這使重塑道德的希望變得渺茫。”

中國日報，即共產黨的喉舌報，在最近一篇對文化大革命後出生的一代人的特別報道中，試圖點燃這場有關道德觀或者說是擺脫這些道德觀的辯論。這代人因對電子玩意有強烈興趣而被稱爲 E世代，也就是西方世界說的Y世代。

中國日報引述一20余歲的女孩張毛毛（音譯）的話說，“如同其他E世紀的小孩，我沒有經歷過諸如饑荒之類的困境，但是我很寂寞，我想擺脫這種孤獨感。我渴望一些摸得著看得見的東西以證明我的存在，所以我崇拜偶像，大喝可樂，陷入性愛之中，我一直不間斷地在追求一些東西”

林培瑞將這種追求視爲對社會價值觀的需求、對他人有責任感的渴求、和對建立一個有好壞是非曲折之分的社會的渴望。他把這種追求與中國基督徒和法輪功的興起及自殺人數的增加聯繫起來。自殺是中國目前第5大死亡原因，僅次於支氣管炎、癌症及肺炎等。

他指出：“毛思想的試驗帶來對道德高度的期望。人民被要求從內到外從新的改造，變成道德非常高尚的人。”

毛主義垮臺，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隨之出現了道德真空。但林培瑞認爲：“文化大革命雖然帶來理想的破滅，但仍有基本的觀念存在。”

這個觀念便是“公衆道德是重要的”。這一觀念深植於孔子儒家思想中，是公衆的行爲準則。

林培瑞指出，如果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領袖出現，叫醒這些新世代的人類，他們就會蘇醒過來，現在他們處於道德漂浮期。”

中國的道德價值觀不僅對內部的政治經濟重要，而且對外部世界，尤其是國外商人和對外事務中，形成對中國的看法亦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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