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玄：軍政權力二元化及其潛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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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在中共這次應付薩斯疫情危机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為什中共軍方在這次如此重大的突發事件中一直只作壁上觀，几乎毫無作為？直到官方正式承認薩斯疫情之后近一個月，中共軍方才在外界的壓力下才有所動作，而且僅限于北京。軍方所派出的一千二百名醫護人員，對有一万多人被隔离，有數千名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北京疫區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

　　不僅如此，北京的薩斯疫情發展到如此難以收拾的地步，北京的軍隊醫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北京的軍隊醫院卻始終自立政府的醫療體系之外。政府系統的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分別因為早期瞞報薩斯疫情被免職，而三○一醫院在嚴重瞞報疫情遭到蔣彥永大夫揭露之后，軍隊及該醫院主管卻無人遭到處罰。當中國大陸全民抗擊非典的時候，軍委在此時此刻的最大任務，居然是組織將士們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軍委的負責人最近講話，都只提「堅決听從江主席的號令」。

　　中共軍隊除擁兵二百五十万外，還擁有最發達的醫療急救系統和強大的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如果軍方能夠參与處理薩斯疫情，他們將有很大的作為空間。

軍方置身事外

　　如果由軍方工程兵和軍方的戰地救護系統來搭建大規模的臨時野戰醫院用于收治薩斯病患者，不僅能夠避免擾民，也能檢驗軍方救護系統适應大規模戰爭的能力。最近几天，北京市當局征用大量的民用醫療設施、賓館酒店、甚至風景旅游點來收治和隔离薩斯疫情受害者，但是卻未見征用設在北京的數十家軍方醫院。

　　中共軍方也需要薩斯疫區這個戰場去操演其醫療人員的動員力和技術，特別是提高其應付生化戰能力，檢驗軍方設備能否應付一場大型戰爭的需要。

　　從橫向比較看，台灣發生疫情不久，當局就准備動員防化兵參与應付危机，而中共軍方中的防化兵至今沒有露面，而且沒有將會露面的跡象。如果由共軍的防化兵來參与北京的隔离与消毒，不僅事半功倍，而且對防化兵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實戰演習的机會。

　　從縱向比較看，在五年前的洪災中，軍方傾盡全力，出動數十万人，負責對險堤嚴防死守，軍方在這次抗擊薩斯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比在一九九八年抗擊洪水的作用中大得多，在抗炎大戰中，解放軍絕對可以扮演一個比九八年抗洪時更重要的角色。中共軍隊在九八年洪災和這次薩斯疫情中的表現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究竟是因為什緣故呢？

党指揮不了槍

　　從表面上看，這是因為負責在第一線處理薩斯疫情的胡錦濤、溫家寶完全沒有軍事指揮權，而牢牢捏緊軍事大權的江澤民又遠遠地躲在上海，沒有絲毫打算放權的跡象。從深層次來分析，這是由于中共體制中軍事權力与政府權力的二元化造成的，按照中共目前的內部權力結构，軍事指揮權屬于江澤民，而本人沒有任何党政職務。另一方面，胡錦濤作為中共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擁有党政最高職務，卻沒有絲毫的軍事指揮權，徒有軍委副主席的空名，結果，需要因政務而動員軍權的胡錦濤溫家寶沒有軍權，而壟斷軍權的江澤民又不負責政務。

　　由于這樣的軍政二元化，中共國家与党的最高領導人無權指揮軍隊。胡錦濤指揮不動軍委，溫家寶指揮不動國防部，北京市政府無法管理軍醫院，所有解放軍、所有解放軍的軍醫院，均听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的。而江澤民為了牢牢把握手中的軍權，又根本無意与政府系統分享，沒有江澤民的同意，政府系統調動不了軍方的一兵一卒。

　　造成軍政權力二元化的深層原因是中共的垂帘听政制度，在這种制度下，听政者通過占据軍方來獲得操控政權的權力，結果導致政權与軍權的分离。「党指揮槍」的原則是對民主國家通行的軍隊國家化（即軍政一體化）的背离，而垂帘听政下的軍政二元化更是對「党指揮槍」原則的背离，使得中共的政治制度更加遠离文明社會的准則。在目前的這种軍政二元化的格局下，不是共產党和政府在指揮槍，而是一個沒有任何党政職務的個人在指揮槍。

隱伏內斗危机

　　目前的這种軍政二元化有几种可能的結局：一种是因听政者的亡故而回歸軍政一元化，像鄧小平去世后，江澤民集軍政權力于一身一樣；還有一种結局是執掌軍權者与執掌党政權力者攤牌，后者敗北，听政者任命新的前台人物，就像鄧小平分別与胡耀邦、趙紫陽攤牌并任命新的接替者那樣。在現行體制下，出現其它結局的可能性不大。

　　對中共而言，軍政權力二元化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后果，會增加中共高層內部的猜忌、傾軋、內斗和分化，大大降低了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使中共政權的民望進一步嚴重受損，導致政府無法調動軍隊來處理關系到民生的重大突發事件。如果這一重大制度缺陷不能盡快得到修補，總有一天會為這一缺陷付出沉重的代价。

(5/7/2003 11:21)

來源：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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