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政治SARS制造的又一大冤案

【大紀元5月29日訊】今天下午四時整，中共官方再次發布SARS的利好消息，新增病例僅為4人，為抗SARS以來的最低，似乎顯示著胡溫體制的果斷決策所產生的顯著成效，也為國內外輿論對胡溫的善意期待平添了新的證据。

然而，從央視看到這一利好信息，我和妻子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另一條災難信息猶如悶雷炸裂在頭頂。而此刻，窗外正是電閃雷鳴，大雨滂沱。莫非通過糾正制度人禍而使天災SARS逐漸趨緩之后，就注定了政治SARS病毒的瘋狂發作？

電話鈴響起，是楊子立的妻子陸坤。

“劉老師，今天上午，子立他們被判了重刑，誰也想不到這么狠”她在電話里哽咽著說。

“几年？”我急切問。

“十年、八年﹔徐偉和海科十年，子立和宏海八年。劉老師，政府為什么這么狠？”陸坤說不下去了。

“劉老師，徐偉是好人，我能擔保為什么這樣對他”這是徐偉的女友王英的哭音。

听二人的哭訴，我也惊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十年？八年？

盡管對“新青年學會”案的結局，我早有心里准備，知道這個制度的本性是，既然抓了人，就決不會善罷甘休，不管有罪無罪，也不管證据是否充足，結局一定是判刑，以此顯示獨裁權力的威懾力和偉光正。然而，四人都是來底層并關心底層的青年，他們沒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反而盡做實實在在的大好事：為民工子女的教育做義工、下基層農村搞調查，為農民的悲慘處境吶喊；四人湊在一起討論現實問題，楊子立創辦思想网站，也是在為中國的和平轉型籌划，希望中國能夠走向自由民主。四人在被捕前也沒有中共眼中的“前科”，不是中共所定義的“异見分子”，徐偉還是中共党員，在北師大讀書時主持過的“農民之子”活動，還上過央視。 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大多數朋友的估計：至多判上三年五年。近些天，我也估計到了，趁著國際社會聚焦于SARS之机，中共在5月9日已經對姚福信、黃琦等人進行了宣判，也很可能接著宣判“新青年學會案”。然而，如此重判，實在超出我的最悲觀的估計。之后，馬上与几個一直關心此案的朋友通電話，沒有一個人不感到震惊和憤怒。看來，就連我這個与專政机關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异己”，對這個制度的殘忍仍然估計不足。

如此优秀青年，卻接連遭遇野蠻制度的迫害，先是秘密逮捕、超期羈押和兩次開庭，已經是欲加之罪了。現在又趁SARS之机重判四人，更是肆無忌憚的迫害，且盡顯其机會主義的狡猾。

晚上，陸坤、王英和張宏海的哥哥張宏圖來我家。因為平日里不太愛見客的妻子，今天卻執意要請他們來家里吃飯：非常時期的非常災難的承受者，多需要一次傾听、一句安慰、一頓晚餐、一种家的溫暖。

一邊吃著簡單的飯菜，一邊听三人輪流敘述法庭上的痛心見聞，自然伴隨著含笑的淚。

他們說：四人被帶進法庭后，其他三人比較鎮靜，只有徐偉顯得激動。法官剛剛說話，徐偉就高聲說：“我要控告北京市安全局，他們用電棍打我的太陽穴”當法官和法警企圖制止徐偉時，誰也沒有想到，徐偉高喊著“我死也不回去”，一頭撞向法官席的桌子，當場倒地。三個法警蜂擁而上，企圖將徐偉帶离法庭，徐偉死死抓住桌子，直到五個法警一起把他抬出法庭。之后，四人被帶出法庭一段時間，等再次開庭，既沒有律師的辯護，也沒有被告的最后陳述，只是法官飛快地跳躍式地宣讀了判決書。

出庭的家屬們還未從惊恐中醒來，四人的青春年華被漫長的監獄生涯所剝奪的命運就被決定了。整個過程只有几分鐘。

“我實在不忍看徐偉那么絕望的表情，知道他真的死也不想回看守所。他在里面一定吃盡了苦頭。”王英抽泣著說。

是呀，曾經作為优秀學生會干部和党員的年輕徐偉，怎么能夠想到自己會成為這個党的“敵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處以十年重刑！

“我不敢正視弟弟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對身患癌症的母親說”宏圖也終于抑止不住淚水了。

我無言。只在心里對宏圖說：去他媽的“男儿有淚不輕彈”吧？誰規定的？如果哭出來會讓痛苦緩解一些，讓壓抑釋放一點，哪怕僅僅是暫時的，那你就哭吧。陸坤和王英一直在哭，你為什么要強忍著？

這個專門踐踏人權和讓良知者受難的制度，只能建立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任何個體都無法保證自己不淪為“政權敵人”。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那种“我會例外”的心理，純粹是一种懦弱的僥幸，而要讓這僥幸變為“幸福”，人性就必須与野蠻進行有辱尊嚴的交易：用出賣自己的人權和甘當順民來換取溫飽和安全。也就是在政治SARS的威懾之下，心甘情愿地戴上“精神口罩”。即便如此，一夜之間淪為“敵人”的例證仍然比比皆是。“新青年學會案”的冤屈，就是政治SARS的最新犧牲品。

這出以天大的鬧劇開幕的怨案，終于在SARS危机中以慘劇悍然落幕。SARS病毒封住了個體的肉體咽喉，政治SARS窒息了群體的精神咽喉，使一個民族無法自由呼吸。天災SARS是突然降臨，也不會延續太長時間，而延續了數個世紀的政治SARS，釋放出無所不在的恐懼毒素，精神之肺的纖維化已經由來已久，持續地引起精神高燒和表達干咳，深中毒的國人甚至不敢呼吸。而那些敢于爭取自由呼吸的良知者，僅僅為了抵抗精神之肺的纖維化，就被政治SARS的暴力口罩封住了咽喉。

“新青年學會案”的殘酷結局，應該令國人清醒：如果自由呼吸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那么，抗拒扼住咽喉的政治SARS就是每個人的天賦責任。与其寄希望于明主清官的良心發現，不如從每個人的拒絕政治SARS的毒化做起。

政治SARS滅絕之日，才是我們自由呼吸之時。

2003年5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觀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