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治國不能沒有政治教練員

【大紀元12月13日訊】李長春在《求是》雜誌二零零三年第十期發表的《從「三貼近」入手改進和加強宣傳思想工作》中提出：「抓緊建立思想庫、智囊團，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提出抓緊建立智囊團不失為一種新思維，但對智囊團的意義的認識，顯然還沒有到位。現在，我就來著重談談智囊團問題。這是甚麼問題？實質上是治理國家的合理的人才結構和制度安排問題。

哲學王和政治王

由甚麼人來治理國家才是合理的？

古希臘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在他構想的《理想國》中，是由具有最高智慧的「哲學王」擔任統治者。他認為，，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應當掌握最高權力，由「哲學王」為社會作決定才是合理的。這是一個抽像的推論，僅僅適用於「理想國」。在現實政治中，「哲學王」成為「政治王」是不可能的。智慧並不能轉化為權力。獲得智慧是認識論問題，掌握權力與認識論無關。通過選舉是否可以選出「哲學王」來掌權？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從來沒有選出一個「哲學王」擔任公職。柏拉圖本人堪稱希臘一代「哲學王」，他在雅典所創辦的柏拉圖學園，聲名卓著，門生眾多。可是沒有人選他為「政治王」，他的理論在自己身上就不靈驗。選舉只能產生代表利益的人，不能發現具有智慧的人。相反，具有智慧的思想家蘇格拉底竟被公民表決判處了死刑。從古到今的歷史，沒有一個「哲學王」成為「政治王」。假如「哲學王」成了「政治王」，一旦握有獨斷的最高權力，必將喪失超人的最高智慧，也就不是「哲學王」了。從「哲學王」到「政治王」是不可能的；從「政治王」到「哲學王」倒是可能的。斯大林、毛澤東明明是「政治王」，卻又自封為「哲學王」。他們奉行的是柏拉圖命題的反題——掌握最高權力的人就具有最高智慧。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一種頗為獨特的制度，不但實行政治統治，而且實行思想統治。因而政治權威兼為思想權威、理論權威，「偉大領袖」就是「偉大導師」。他們的著作成了人民的教科書，甚麼主義、甚麼思想都要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他們的後繼者亦步亦趨，相沿成習。中國的第二代「政治王」兼「哲學王」鄧小平，儘管沒有理論也要叫「鄧小平理論」。最可笑的是江澤民，拼湊出三句話（據說還是別人幫忙），叫做「三個代表」，狗尾續貂，算是第三代「政治王」兼「哲學王」的里程碑。

權力更不能轉化為智慧。「政治王」自封為「哲學王」反而變得愚蠢。因為出於壟斷的姿態，根本不在乎正確與否。毛澤東，固一時豪傑，起自草莽，躍登廟堂。但他一旦成為「政治王」兼「哲學王」，便失去了智慧。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躍進」，完全違背普通人的常識；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毀滅正常人的理性。他犯了一般人所不可能犯的荒唐的錯誤。「政治王」自以為全部真理盡在囊中，獨斷乾綱，堵塞了吸取他人智慧注入政治的渠道，這樣的國家必然專制獨裁。「哲學王」用權力來推行理論，一人滔滔，眾人諾諾，扼殺了獨立思考，這樣的社會必然思想殭化。政治壟斷加思想壟斷（以經濟壟斷為基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制度。

柏拉圖的「理想國」只是以空想給人安慰，但在「理想國」中提出的問題-智慧和權力的關係，卻是現實中不朽的論辯。體現智慧和權力的「哲學王」和「政治王」是不同的角色，應分別由不同的人來扮演。如果一身而二任焉，對本人是不幸，對別人是災難。掌握權力的人和具有智慧的人都是治理國家不可缺少的，既然不可得兼，只有兩相耦合。運動員和教練員優秀的體育運動員是由優秀的體育教練員訓練出來的；沒有世界水平的體育教練員，不可能訓練出創造世界記錄的體育運動員。既然體育教練員能訓練別人創造世界記錄，由他本人直接創造世界記錄不行嗎？不行的。美國NBA的有些籃球教練，能夠訓練出優秀的球隊，但他們本人大腹便便，根本不能上場打球。籃球明星姚明是籃球教練李秋平訓練出來的，李秋平即使能上場打球，肯定不如姚明。運動員少不了教練員，教練員又不能代替運動員。運動員是以運動項目為對像，教練員是以運動員為對象。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才。

體育運動場上，體育運動員和體育教練員的關係是簡單明瞭的；移植到政治競技場，政治運動員和政治教練員的關係也是一樣。運用權力，治理國家，出成績，創記錄，是政治運動員的事；政治運動員也需要接受訓練，訓練政治運動員的人就是政治教練員。優秀的政治運動員少不了優秀的政治教練員。「政治王」是治國的政治運動員，「哲學王」就是治國的政治教練員。「哲學王」代替「政治王」，就像體育教練員不去訓練體育運動員，而妄圖自己創造世界記錄，必定一塌糊塗。「政治王」自封「哲學王」，就像體育運動員自己當體育教練員，等於沒有教練，必定任性胡來。

帝王和帝王師

中國的專制制度之所以能延續兩千多年，它也在不斷完善，愈加精緻。歐洲中世紀的政治制度是簡單粗糙的，所以維持不了多久。專制制度的典型標本是在中國。中國的專制制度有帝王，還有帝王師，這就是一種精緻的表現。帝王是治國的政治運動員，帝王師便是政治教練員。歷史上，有作為的帝王，他們的身邊都有高明的帝王師。秦王贏政的帝王師是韓非，漢高祖劉邦的帝王師是張良，漢武帝劉徹的帝王師是董仲舒，唐太宗李世民的帝王師是魏徵，明太祖朱元璋的帝王師是劉伯溫，如此等等。《史記》中關於張良扮演帝王師的角色，有極為生動的描寫。劉邦為漢王時，韓信擁兵自重，飛揚拔扈，自稱「假王」。「假」的含義，一是不真，另一是借代。「假王」的意思是代王。韓信派人向劉邦報告。劉邦一聽，正要發作，張良在下面踢他的腳。劉邦知道張良暗示他克制，立即隨機應變，說：既要稱王，就稱真王，何必稱假王？劉邦本為市井酒徒，流氓腔是現成的。其實他還沒有領會張良的用意。事後張良開導他：你如果不同意，韓信馬上鬧獨立；與其如此，不如同意，加以籠絡。也有相反的情形。范增本為項羽帝王師，項羽不聽他的，范增拂袖而去。結果項羽反勝為敗，讓劉邦得了天下。四面楚歌，霸王別姬時，項羽猶言「非戰之罪也，天亡我也。」真是死不認錯。

帝王用權，帝王師用智；帝王師用智是訓練帝王更好地用權。但帝王師本人當不了帝王，上面提到的那幾位名師，都不是帝王的料。中國古代不但帝王有政治教練員，官吏也有政治教練員。官吏的政治教練員叫做師爺。紹興是出師爺的地方，以致不管是不是紹興人，人們往往稱之為「紹興師爺」。師爺並無官職，但研究為官之道，本人不是官卻可以訓練別人當官。

專制制度無論如何精緻，最終一定是暴虐。帝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興之所至，生殺予奪。帝王師也是伴君如伴虎。魏徵對唐太宗常常犯顏力諫，有一次唐太宗大怒，居然說出：恨不得殺了這個田舍翁（鄉巴佬）。唐太宗冷靜一想，還是少不了魏徵，沒有殺他。劉伯溫差一點成了朱元璋炮轟功臣樓的炮灰。在專制制度下，帝王和帝王師、政治運動員和政治教練員的關係免不了緊張。

政治家和智囊團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政治運動員和政治教練員才能避免緊張，建立和諧的關係。

民主制度是分權制衡，又是定期輪換，誰都不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不可轉移的權力，治理國家的重要人物是一大批政治家。如美國，光是總統級幹部——在世的前任總統、現任總統以及準備競選的未來總統，起碼有一二十人，不像專制制度下，帝王一人，太子或皇儲也一人，頂多再加太上皇一人，總書記一人，接班人也一人，頂多再加「核心」一人。別的不說，僅從出人才這一點來看，民主制度肯定比專制制度興旺。民主制度下，訓練政治運動員的政治教練員，更是一大批。政治教練員的群體，就是智囊團。智囊團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官方智囊團是以顧問、助理等名義活動的政治教練員；民間智囊團是活躍在各種諮詢機構、研究機構中的為數眾多的政治教練員。政治教練員不光是出主意，有時抨擊時政就像老子訓兒子一樣。

當今美國總統布什，論個人才能，乃平庸之輩，作風「牛仔」，講話「口誤」。決定他上台的不是智慧，而是利益。在總統競選中，人們明顯地看到高爾的智慧遠勝於他，至少不像他說英文還有文法錯誤。是布甚背後的利益集團把他哄抬出來的。好在他的周圍有能人，高級顧問卡爾．羅夫在華盛頓政界甚至被稱為「總統製造者」。決策過程也不是布甚一個人說了算。重大決策都是產生於從民間到官方的智囊團的研究報告和聽證會。前提是政治問題自由討論，社會輿論充分表達民意。智囊團的作用是對民意進行加工、提煉，形成方案。智囊團提出方案，政治家進行選擇。如果在五個方案中知道選擇一個最佳的方案，只要有這點才能，總統就能當下去。決策的全過程是從民意到智囊團，再到政治家。定了方案，還要在分權制衡中通得過才行。所以，總統才能的高下，並不能完全左右國運的興衰，這就是制度的力量。

民主制度的原則是多數決定。民意測驗、公民投票體現了多數決定。多數決定可以避免最壞的方案，但不一定產生最佳的方案，甚至一定不是最佳的方案。因為多數人在智慧方面的平均水平只能達到中等程度，說不定是集體的平庸。最新真理、先進思想總是首先佔據個別人、少數人的頭腦。在智慧方面，高於和低於平均水平的都是少數。一部分是因為低於平均水平而為多數所無法接受；另一部份是因為高於平均水平而為多數所無法理解。如果堅持簡單的多數決定，在拒絕低於平均水平的庸人的同時，也排斥了高於平均水平的精英。由精英參與決策過程，才是科學決策。智囊團體現了精英的作用。民主決策可以避免最壞的方案，科學決策可以尋求最佳的方案；兩者結合，趨向完美。壓制大眾的精英政治是不民主；排斥精英的民主政治是劣質民主。台灣的政治舞台上就看不到精英的作用，只見專職政客和兼職政客吞雲吐霧，口水氾濫。我訪問台灣兩次，還觀摩了第一次總統直選。我對台灣政治的觀察是，專制搞不成，民主搞不像。號稱「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其實是很想搞點專制的。蔣經國是借專制搞民主，李登輝是借民主搞專制。落花流水春去也。李登輝的不光彩下野，說明在台灣搞專制畢竟不是時候了。常人以為，不是專制就是民主。專制和民主是可以分別打分的。一九九四年，「第三政體」這一民間組織的贊助者科羅拉多大學對一百五十七個國家進行分析，按民主和專制的程度別進行打分，兩類均為最高10分、最低0分。結果，六十五個國家的專制為0分，民主則分別為8、9、10分。得8分的為「民主邊緣的國家」。１台灣不在六十五國之列。如果對台灣單獨打分，專制也是0分，民主不會超過8分。世界上有不少地方，雖然擺脫了專制，民主僅得「邊緣」，風雨飄搖。

現代民主和現代專制

現代民主不同於古代民主，第一是以憲法和法律保障的民主，第二是大眾和精英平衡的民主。在美國，除了智囊團參與決策過程，還有大法官制度也是體現大眾和精英的平衡。

中國的現行制度是與現代民主相對的現代專制。現代專制一方面是古代專制的延續，具有巨大的歷史的慣性；另一方面又與現代民主共時，對民主產生了抗體。現代專制比古代專制更頑固。但反對現代專制的人們也站在新的歷史制高點。對於反對古代專制的人們來說，民主僅是理想，不知道民主究竟是怎麼回子事；對於反對現代專制的人們來說，民主已經是看得見的現實，以現代民主為藍圖，自然是胸有成竹。古代專制是帝王專權的家天下，現代專制是一黨專權的黨天下。黨天下比起家天下，似乎有所革新，甚至還有某些民主的外觀。實質上，黨天下比家天下的統治網絡更為嚴密。它承襲了古代專制，為了對抗現代民主，又拋棄了古代專制內部的某些制約機制。這是一種沒有任何制約的極權專制。

古代的帝王專權，在高明的帝王師的諫議下，還可以有所制約。「政治王」兼「哲學王」的現代專制，無人可奈其何。毛澤東自己說，他就是無法無天。

古代的御史制度是專制中的監察機制。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中央政府設監察部，省、市政府設監察廳、局。在反右運動中，各級政府的監察機構均受到嚴重打擊。你要監察？請當右派。有些省，監察廳的機關幹部竟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被打成右派。反右以後，乾脆撤銷了「右派成堆」的監察部和監察廳、局。從此，政權機構就沒有任何監察機制。

古代的科舉制度是專制中的選拔機制。科舉取士，可以從統治機構外部吸收人才。英國的百科全書說，文官制度起源於中國的科舉。現代專制所實行的是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統治機構內部輪迴，就像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沒有雜交優勢。當權者不會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總是武大郎開店，一代不如一代，逐級矮化。

孫中山很重視繼承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和考試制度，把它們作為西方的三權分立的補充，形成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五權分立的政治學說。中國的現代專制從三權分立到五權分立一概反對，只承認獨一無二的共產黨一黨專權。

這一套制度實在是太不合乎潮流了。前蘇聯維持了七十多年，在歷史上只能算是短命的朝代。中國已維持了五十多年，還能撐多久？海外人士在談論「中國的崩潰」。中國是不會崩潰的。五千年國史，沒有任何一種力量，無論外族入侵還是天災人禍，能夠使中國崩潰。將要崩潰的是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是固守這種政治制度的共產黨一黨專權，是共產黨一黨專權推行的現代專制。

人民不會長久忍耐。現代專制繼續下去，不但國內人民不答應，國際環境也不允許。這種制度是在封閉的條件下形成的，一旦打開國門，自由風、民主雨飄灑過來，就像木乃伊接觸到空氣，不能不日見風化。負責任、有遠見的政治家，以及關心國運的知識份子，都應當想一想，現代專制崩潰之後的中國，將是甚麼樣的情景？如果出現的是劣質民主，對於十三億人的大國來說，也不是幸事。亂象不止，人民厭惡，就會呼喚一個鐵腕人物出來擺平一切。結果，又回到專制。法國大革命之後，因為民主搞不像，寧可擁戴拿破侖。寫作《論美國的民主》的法國人托克維爾，在對比他自己國家的政治進程時，探討何以革命追求民主而革命後又消滅民主？那是因為，國家的首領從來沒有想過為革命做些準備工作，任憑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掌權之前似乎還不知道民主的存在；掌權之後又把它崇拜為力量的象徵。當它由於舉止過分而削弱自己時，立法者便設計出魯莽的法案去消滅它。２中國人比法國人更加追求轟轟烈烈，任憑狂野的本能支配的民主更加危險；而且中國不會缺少軍閥、土皇帝，他們之中的梟雄也不會不想當拿破侖。

不需要每秒幾億次的電腦，就用每小時一次的遲鈍的人腦，不到半天工夫也能算出結果。第一，歷史的事實和現實的趨向都證明，現代專制不可能長久；第二，現代專制的崩潰不一定直接進入現代民主；第三，劣質民主不可取，對於人口眾多、教育欠佳的國家特別是緊接著一個腐敗的社會之後出現，尤其可怕。結論出來了：在現代專制崩潰之前，必須為避免劣質民主準備條件，為進入現代民主預設條件；這兩種條件是同一的。有人說，先摧毀專制，再建設民主。從邏輯上來說，專制不滅，民主不生。但事實上，前後進程並不能一刀兩段。民主如何生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專制如何毀滅；也就是說，摧毀現代專制的道路，可以通向現代民主，也可以通向劣質民主。

既然現代民主是憲法和法律規範的民主，是大眾和精英平衡的民主，摧毀專制的道路就應當循此方向前進。如果不擇手段摧毀專制，也不會有正當手段建設民主。

技術官僚和知識精英

從現今中國領導層的技術官僚的人才結構來看，學會以憲法和法律規范民主，非常需要政治教練員；在大眾的支持下，發揮知識精英的作用，對於中國的制度轉型尤其重要。

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名義上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委九名委員中，無一例外都是學工程技術的。此外的十五名政治局委員中，還有九人也是學工程技術的；其余六人，有四人是在黨校、軍校混得大專學歷的；倒有兩人是學經濟的，一個是函授，另一個是在世界上經濟搞得最糟的地方、最不懂經濟的金日成綜合大學學的經濟。總之，沒有一個是正經學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各別來看，每個人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內可能都是合格的，但湊合在一起形成領導集團，只能說是知識殘廢的人才結構。在西方民主社會，政治家大多是學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主要是政治學、法學的人。托克維爾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觀察到，美國的政治充滿「法學家精神」。３中國就沒有一個學政治學、法學的人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打天下的人過了一兩代，都是技術官僚當家。技術官僚的知識領域狹窄，政治眼光短淺。這是現代專製造成的通病。蘇聯解體以後才出了一個學法學的普京當俄羅斯總統。

學工程技術的人，他們的專業訓練和職業精神養成的優點是務實、肯干，腦子裡又沒有多少抽像的理論問題引起煩惱。這樣的人，在強權統治下，最便於充當「馴服工具」；「馴服工具」當好了，又被指定為「接班人」；接班的時候挨到了，就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清華大學本是工程師的搖籃，搖呀搖，卻搖出眾多的政治明星，當今九個政治局常委中就佔了四個。北京大學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院系應是培養政治家、思想家的「香花」園，卻成了出產「右派份子」、「自由化分子」、「動亂分子」的「毒草」地。現代專制的的怪異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非「政治動物」成了國家的政治資源，而「政治動物」的政治抱負反而是政治風險。

最近就有一位在清華大學學水利工程的政治明星洋相出到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講到「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關係新秩序」時，第一條就說：「我們應該促進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不僅有權自主地決定本國事務，而且有權平等地參與決定國際事務。在國際事務中，只有遵循平等協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擴大各國的共識，深化共同利益，應對共同挑戰，實現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４大概意在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只是民主用錯了地方。

民主的主體是社會的人、國家的公民。國家不是民主的主體。如果在世界範圍內實行民主，它的主體是世界公民。沒有一個世界政府（聯合國不是世界政府），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實行民主；有了世界政府就沒有國家，談不上「國際關係」；存在著「國際關係」的時候，又不可能「民主化」。民主的原則是多數決定。「平等協商、友好合作」恰恰不是多數決定。胡錦濤還說：「我們應該尊重和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重要作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議事規則就是協商一致，不是多數決定。協商一致的反面是一票否決。四票贊成、一票反對，決議就通不過。結果成了多數服從少數，完全是不民主的原則。但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原則，雖然不是民主的，卻是相對合理的。現在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原則也應當隨之改變。要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必須以《聯合國憲章》為根據。該憲章規定的宗旨是四條：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發展國際間的友好關係；促成國際合作，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協調各國行動。沒有一條是「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聯合國憲章》的七條原則同樣沒有涉及「國際關係民主化」。《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提出的國際法原則也是七條，沒有一條與「國際關係民主化」有關。任何一個國際法文件都沒有提到「國際關係民主化」。「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主張違背了國際法的常識。演講稿可能是外交部炮制的，胡錦濤至少是缺乏判斷力。不論演講稿是不是外交部炮製的，現任外交部長李肇星以及跟隨胡錦濤出訪的前任外交部長唐家璇均難辭其咎。他們主持一國的外交，但國際知識是何等的貧乏、思維能力是何等的低下！我更是慚愧。我曾經是唐家璇的哲學老師，教出這樣不合格的學生，令他誤國欺民。

泱泱大國，悠悠歷史，如今卻由這樣一幫蹩腳的政治運動員來治理，十三億人將何以堪？中國不是比別國更需要政治教練員嗎？一方面，現代專制拒絕任何政治教練員；另一方面，在現代專制的毒害下，也沒有多少知識精英願意當政治教練員。中國古代的知識份子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這是何等豪邁的胸懷。現在的知識份子的風氣卻是忙於抄襲、剽竊，爭當教授、賄選院士。前幾年，有人批評李澤厚想當「帝王師」。我沒有問過李澤厚本人，不知是否真想？如果真想，應當鼓勵。當今的知識份子中，具「帝王師」抱負者能有幾許？不要以為「帝王師」帶有封建色彩，按現在的說法就是「總統師」、「總書記師」，就是「政治教練員」，為甚麼不可以？

智囊團不是如李長春所說的給領導「當參謀」，而是當政治教練員。一般來說，政治家和智囊團的合作是民主社會的常規，在中國的條件下，更需要發揮智囊團的作用，請人來調教，改變領導層的人才結構。智囊團也不是「給領導出主意」，而是參與決策過程，體現精英的作用。如果弄一幫人「給領導出主意」，還是由技術官僚決策，這就不是智囊團，而是秘書班子、寫作班子、調研班子。

救國和救黨

由智囊團參與的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至少必須具備幾個條件：政治問題的自由討論，不是黨和政府控制媒體；民意的自由表達，不是黨和政府決定輿論導向；民間機構和在野政黨的活躍，不是壓制結社和組黨；公民社會的形成，不是權力籠罩一切；分權制衡的確立，不是一黨獨攬大權；如此等等。建立智囊團以及其他重大的改革措施，無不涉及權力建構和制度變革。也就是說，領導要向自己開刀。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嗎？所以有人說，改革就是亡黨，不改革又是亡國。亡國，不至於；亡黨，很可能。中國不會亡，但陷入停滯、衰退，出現暴亂、動亂，概率不小。救中國於敗落，救共產黨於危亡，似乎發生了矛盾：救國不救黨，救黨不救國。

共產黨也好像到了清朝的末世光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要求「開議院，立憲法」，就是一次改革運動。慈禧太后實為愚氓，起初她拎不清變法要幹甚麼。保守派大臣的一句話使老太太頓時開了竅：變法是「保中國不保大清」。這還了得，哪怕中國洪水滔天，大清不能不保。於是「老佛爺」動了殺機。僅僅過了八年，即一九零六年（光緒三十三年），清朝政府自己頒布「上諭」，要「預備立憲」了。鎮壓戊戌變法的人又成了戊戌變法的遺囑執行人，歷史真能捉弄人。但為時已晚，人民不要立憲，要革命了。又過了五年，大清果然不保。其實，戊戌變法正是為了「保大清」，康有為到了民國還是保皇黨。他們的主張不過是勸說朝廷放棄一些特權，以便「保大清」。保守派的邏輯是，向特權挑戰就是向大清挑戰，他們把特權等同於大清。一步不退，結果全軍覆沒。害怕「保中國不保大清」而保特權，則大清不保；不怕「保中國不保大清」而不保特權，則大清保。歷史辯證法巧妙如斯。

現在共產黨反改革的邏輯還是這樣。他們也認為，向特權挑戰、向黨指揮槍挑戰、向一黨專權挑戰就是向共產黨挑戰，因此只有挽救一黨專權才能挽救共產黨。只怕清王朝滅亡的歷史辯證法將在共產黨王朝身上重演。

為了挽救一黨專權，開過許多藥方。鄧小平的藥方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靈。江澤民開了兩個藥方，先是「建立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連鄧小平都不滿意。後來使出在全世界共產黨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絕招：「吸收資本家入黨」。他以為，把有錢有勢的人都網羅入黨，共產黨的統治就穩固了。這樣一來，徹底砸了牌子，資本家都可以加入的黨還能叫做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共產黨嗎？即使把全部資本家都吸收入黨，在社會上還是少數。統治的穩固，在於社會上佔多數的被統治者是否接受統治。金權勾結壓制被統治者，只能加深統治的危機。

有人向共產黨獻計獻策，勸它「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只要按執政黨的規格來執政，於是就可以永遠執政，長治久安了。這是一個虛假命題。現在共產黨還是在干「革命」嗎？共產黨已經執政五十多年，怎麼還要向「執政黨」轉變？早在五十年代共產黨已經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因為不是民主執政，執政黨同時是特權黨。八十年代又完成從特權黨到腐敗黨的轉變。如果共產黨要實現甚麼轉變，應是從特權黨、腐敗黨到民主政黨。

從一黨專權的特權黨、腐敗黨轉變為民主政黨，世有先例。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絕處逢生。正好是共產黨走向腐敗的同時，國民黨開放言禁、黨禁，在人民監督和政黨競爭中執政，從而實現了向民主政黨的轉變。某些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共產黨，蘇聯解體時被趕下台；通過選舉，又重新上台。經過民主化的洗禮，共產黨轉變為民主政黨。更多的共產黨是下台以後上不了台，因為沒有完成向民主政黨的轉變。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三種選擇：在執政期間完成轉變；在下台以後完成轉變；下台以後也不轉變。在執政期間完成轉變當然是上策。

中國共產黨固守「黨天下」，除非建立「中華共產黨王國」，否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號永遠矛盾。追求長期執政，不是錯在目標。民主社會的政黨能夠長期執政也是求之不得，事實上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日本的自由民主黨都是長期執政，連美國的民主黨也曾有過二十年長期執政的歷史。但他們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實現自己的目標的。中國共產黨如能脫去「天然尊長」的黃袍，參與政黨平等競爭，通過選舉連續執政，也是無可指責的。如今共產黨一黨獨大，其實在民主程序不難實現自己的目標。由人民批准的「黨的領導」與共產黨自封的「黨的領導」是大不相同的。人民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黨的領導」也才能從提心吊膽地維護「穩定」的緊張狀態中得到解脫。朝著這個方向走去，不但國家的民主化有了希望，共產黨自身也得救了，政黨競爭是消除腐敗的洗滌劑。

可見，救國和救黨並不矛盾，中國的民主化和共產黨轉變為民主政黨是一致的。救黨和救一黨專權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救黨不救一黨專權，救一黨專權不救黨。只要放棄一黨專權，既救國又救黨。

註：

１見羅伯特．達爾《論民主》，第208-209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

２《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9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

３同上，第302-311頁。

４新華社莫斯科5月28日電，2003年。

2003年5月27日於哈佛大學

原載《動向》2003年7月、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