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作家會被歷史感激？－－讀王開嶺《跟隨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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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31日訊】元旦的夜晚，我一邊聽中央電視台轉播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一邊讀王開嶺的新作《跟隨勇敢的心》。王開嶺在這本書中講述了一些偉大的心靈、一些偉大的著作，這些偉大的心靈和著作像星辰一樣照亮我們，像火燄一樣溫暖我們，“他們是銳角，暗夜中最嘹亮和驚險的‘銳角’。像矛刺、像號筒、像鋼釘、像蒺藜，鋒芒所向、劍氣所指，無不是黑夜中最黑、最毒、最兇、最險的東西……他們是詩人，是作家，更是鬥士和良心；是知識分子，更是真正的愛國者和人道者。”我被打動了，我覺得書中的文字仿佛在與音樂會中最動人的交響樂一起呼應、傾訴、回旋和吶喊，與金色大廳一起閃爍和榮耀。《跟隨勇敢的心》副題為“我最難忘的讀書之旅”，而我一直以為，了解一個知識分子在閱讀什麼樣的書籍、在咀嚼什麼樣的精神糧食，就可以洞察他擁有一顆什麼樣的心靈。這一次，王開嶺沒有讓我失望。
當許多中國文化人都在煞有其事地呼喚“有體系”的、“原創”的“思想”的時候，王開嶺卻通過講述索爾仁尼琴、奧威爾、加繆、伯爾、克里瑪等作家的故事，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事實：今天中國最匱乏的並不是貌似高深的“思想”和“學術”，而是直面現實、言說真相的良知與勇氣。說出“常識”並不需要多麼深奧的思想，卻需要開罪於權力者的勇敢。對於那些“勇敢的心”，王開嶺選擇的是跟隨而不是迴避，是景仰而不是拒絕，是讚美而不是嘲笑。然而，今天大多數中國作家卻已經淪落為《皇帝的新裝》裡的弄臣和小丑。在我們的書籍、報刊、電視和網絡上，充斥著滔滔洪水般的假話、謊話、套話、空話、歌頌的話、獻媚的話、言不由衷的話、自相矛盾的話和自欺欺人的話。連提倡說真話的巴金老人也並沒有說出多少真話，更何況那些以“躲避崇高”自詡的後輩呢？多年在一間陰冷的地下室中讀書和寫作的王開嶺，卻正告這些在現實生活中左右逢源、名利雙收的文化人說：如果沒有一顆勇敢的心，你們就不可能被歷史所記住、被歷史所感激。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經歷了與俄羅斯一樣深重的苦難，我們卻沒有誕生一個我們自己的索爾仁尼琴。在面對那無邊的苦難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否配得上承擔這種苦難？”而“龍的傳人”們卻在揣摩“如何坐穩這奴才的位置？”
是做“深水魚”，還是做“淺水魚”？是在黑夜中尋找光明，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索爾仁尼琴把自己比喻為一條“深水魚”、一頭固執地去頂橡樹的“牛犢”。黑暗是存在的，然而最可怕的並非黑暗，最可怕的是習慣黑暗並歌頌黑暗；鐐銬就在身上，然而鐐銬並非最痛苦的折磨，最痛苦的折磨是什麼呢？“不能浮出水面，不能公開發表作品，不能用一支筆去影響周圍的生活，尤其不能去影響成長中的青年一代──而是把他們白白拱送給敵人去毒化、去‘培養’──這是包括索爾仁尼琴在內的‘深水魚’們每天都遭受著的炙烤和煎迫。他們幾乎聽得見靈魂□□冒煙的焦糊味……”有多少中國作家會感受到這樣揪心的痛苦呢？“多乎哉？不多矣。”在同樣的絕望中，中國詩人食指寫下了《魚兒三部曲》，其中有如下幾句──
“當魚兒完全失去了希望
才看清了身邊猙獰的網繩
春天在哪兒啊，它含著眼淚
重又開始了冰層下的旅程”
食指瘋了，索爾仁尼琴卻目睹了帝國的崩潰。當聖火復活的時候，黑暗只好倉惶逃遁。石映照在《蘇俄流亡者的復活》一文中寫道：“俄羅斯為什麼這麼黑暗?現代極權統治如何輕易地就毀滅了這麼偉大的國度?作為觀光客的羅曼﹒羅蘭說不清楚，研究權力異端的茨威格也說不清楚，它需要一批來自這個國度的真的勇士和警世者的努力，《日瓦戈醫生》這樣做了，索爾仁琴尼的《古拉格群島》緊隨其後，然後還有紮米亞京，他的流亡成果是《我們》。”確實，自由只屬於那些有勇氣追求自由和捍衛自由的人，自由從來不會自動降臨到那些企圖“守株待兔”的人身邊。當年，在克格勃特務們陰毒的目光下，索爾仁尼琴義無反顧地宣稱道：“我不屬於我自己，我的文學命運也不屬於我個人的文學命運，而是所有那千百萬人的命運，他們沒來得及寫完、低聲說完、用喑啞的聲音訴完監獄裡的命運，和自己過於遲了的勞改營中的發現。”是的，他的筆就是一把鐵鍬，撬動了帝國用花崗石建造的基座。
在《跟隨勇敢的心》中，若隱若現地存在著這樣的一個主題──“你是怎麼熬過來的”。這個主題是由一個小故事引發的：蘇聯東歐的專制制度崩潰之後，在加拿大一所大學的課堂上，有人就當年的“布拉格之春”詢問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兒，好奇的局外人大概想知道，這二十年的光陰大多數捷克人是怎樣熬過來的？這位平時嘻嘻哈哈、性格活潑的女生先是一陣沉默，然後突然失聲痛哭。這哭聲引起了遠在萬里之外的王開嶺的思索：是的，“你是怎麼熬過來的”既是一道同貧困、飢餓、監視和各種威脅打交道的嚴峻生存課題，更是一記人格、尊嚴、良知面臨詰問與挑戰的精神性質疑，因為它還有另一層潛台詞：“那時，你在幹什麼？”這是一場無法迴避的問答。正像文革結束後，每一個知識分子都面臨的慶幸與尷尬：除了“受苦”，你還幹了什麼？這是我們所有人的問題──無論是加繆《鼠疫》中那些僥倖的倖存者，還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生活在“老大哥”陰影下的人們；無論是寫下了《不合時宜的思想》的高爾基，還是寫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昆德拉……
與“你是怎麼熬過來的”密切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留在祖國”。王開嶺認為，對該問題作出了“最有力和最讓人信服的回答”的是捷克作家克里瑪。克里瑪是這樣說的：“我可以重複向她解釋：因為這是我的祖國，因為在這裡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們正如他們需要我一樣。因為這裡的人們和我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更因為我願意繼續寫下去，作為一位作家更意味著緊密關注人民的命運，不能漠視它，應該為那些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人辯護……對國外能享有的那種自由生活，因為我並沒有參與創造它，因此也不能讓我感到滿足和幸福，正如我不可能感受到他們國家的悲哀一樣……我還可以對她說，我喜歡在布拉格大街的鵝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讓我想起這座城市的古老歷史，我熟悉並理解它的歷史……”正如丹東所說的“我不可能把祖國放在鞋底帶走”，克里瑪選擇了留下，並承擔由此帶來的一切後果。以勇氣為寫作的源泉，以信仰為生命的支柱，他不懼怕更為艱難的“內心的流亡”。克里瑪不願意離開，是因為愛；他不願意說謊，也是因為愛──愛街道上的鵝卵石，更愛走在鵝卵石上的每一個堅忍不拔的同胞。對此，王開嶺評論說：“‘因為我沒有參與創造它’，這是最令我感動的。也就是說，之所以選擇留守而非流亡，就因為‘我’想親手參與自己國家的‘創造’，之所以沒有率先踏上自由之路，就因為‘我’有一個夢想：要把生命和信仰的種子，最直接地埋植在這塊土地上，要親眼看到貧瘠的它是怎樣一點點升起自由、尊嚴和力量……就像一位農夫，只有吃到親手栽的蔬菜、親手烤的麵包，他才會欣慰而笑，才會獲得價值和意義，才會真正地器重自己。”讓人欣慰的是，克里瑪和哈維爾都迎來了這一天，自由像陽光一樣撫摸著他們皺紋深深的臉龐，“親手創造”的幸福充溢著他們的心房。他們用生活和寫作證實了人身上存在的高貴性，他們用生活和寫作申明瞭一個永恆的信念：雖然不是每一個農夫都能夠吃到自己種植的香噴噴的糧食，但是收穫的那天最終會來臨，你的朋友、親人和子孫都將享受到你的福蔭。他們都會對你的勞動和奉獻充滿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願意與王開嶺一樣，成為那些勇敢的心的不悔的跟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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