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選舉】之三：管理士族 維護精英

九品官人法的出現和存續，是適應了當時的社會要求。皇帝把士族看作人才庫，猶如對待御苑裡的寶馬良駒，既給予高規格優寵，又得備好鞍轡、打上馬釘兒，以保證能駕馭馳騁。朝廷不斷加強管理規範，以保證士族的精英優品不墮。

鑑識人才有指南

九品制建立後，魏明帝為解決因鑒人標準不一而產生的爭品現象，就讓大臣劉邵撰寫了一部鑒人著作《人物誌》。劉邵兼通儒道玄學問，博學有德。《人物誌》是一部有名的玄學著作，可以說是一門指導鑑別人才的相術。劉邵在天人合一的基點上出發，認為人的筋骨肌血氣與五行相應，表現為五德，展現出不同的外表特質與不同的「才性」。他把才德並列作為選人標準，以中和為最高，也就是有才華而能平和淡泊的人最好。這一審美主張對形成魏晉風度深有影響，人們普遍重視才性和容止。這一點從《世說新語》的人物故事中可見一斑。

此外，民間流傳的相術對選才也有不小影響。中國自古有相人術，漢魏時更以善於識人為貴，魏晉南北朝時，一些懂得識人善惡吉凶的人常被說成是識「風鑒」或善「人倫」。選官的必要素質是要懂得識人，如果薦選的人失職或犯罪，他們也有失職之過。因此，研學相術等識人術就勢在必行。此外，當時人研學佛經、道義或易經玄學的大有人在，根基好的人就會隨著心性的提升而出現一些功能，善於辯人料事也不奇怪。這些都對選人起著不可小覷的作用。九品官人法的創制者陳群善於識人，他博學多聞，恐怕也學習和研究過古籍中的相術。據《三國志注‧夏侯尚傳》，陳群懂相印術，即從印章篆文等狀況就能預知人吉凶。魏書法家韋誕得到陳群口傳後又口傳下去，後來形成十多家《相印法》。歷史上一般真機祕訣都是口傳心授，不為外人所知。但我們從一些歷史人物故事中常看到這一時期的人善於識人，可見那個時期的人靈性十足。那樣的人出現那樣的制度，也是合理。

約定俗成的士族紀律

兩晉南北朝時，對官吏的規範有明顯的時代特點，士族如果不合規而對教化產生負作用，就會影響做官。西晉突出強調孝道，因此如有人悖逆孝道、違背喪紀，則往往成為清議懲罰的對象。如陳壽在為母居喪期間讓婢女為自己丸藥，違背喪紀，終身不得再為官。士族官宦尤其注重書法修養。到南朝時，書寫有錯或字跡不美的「穢書」，尤其是在婚喪祭祀等書札中沒有法度的筆跡[1]，都要受到清議處罰，甚至不得為官。

在婚姻上，朝廷嚴禁世族與寒門通婚，包括與地方土豪結親，觸犯者都會因「婚姻失類」而受懲罰，甚至被士籍除名。當然，一般士族可與庶出的朝廷宰輔之類人家結親。中國社會「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在當時非常突出，並影響後世。

士庶不婚，既有對「尊卑有序、良賤不婚」的傳統禮制的遵循因素，更兼君王推行教化所需。比如有些貴族貪財愛色，苟合私好，不擇尊卑，促使低層人為提高門第而攀龍附貴，敗亂社會人倫秩序。因此，朝廷嚴禁貴賤通婚，有清整教化、禁止貴門不法之意[2]。北魏文成帝、孝文帝等對此都有明文規定。只是，當士族子弟素質下降，把門戶看得高於才德，刻意追求門第對等，那就成了弊病，違背了貴族精神實質。到了今天，道德大滑坡，原本是為維護家族道德不墮的門第觀，被講究利益金錢的腐朽門第觀混亂，因此現在的人用自己的觀念就容易誤解古人的「士庶不通婚」。

有人說了，古代也可納妾，妾出身低微啊。是這樣，但納妾不屬於婚姻，身分不受此限。妾可以買賣，即使生了兒女，如果正妻死亡，丈夫也不可以從妾中扶立正室，只能另娶。但古代法律對納妾也有具體規定，不可亂制。按晉律規定，各親王置妾八人，郡王、公侯六人，一二品官四人……也就是說，不得超過那個數字。同時，什麼情況可以納妾也有規定。如明朝的《萬曆會典》規定：郡王婚後如果二十五歲還不生育，可以納妾兩個；如果三十歲還不生育，可以再納兩個。到此為止，共四人。妾僅是生子的需要。一般人家，妻不生子，可以納妾。明朝規定，只有到了四十歲無子，才可以納妾。因為在婚姻的管理上責權利很清晰，所以歷史上大多數時期人們都是各守其禮、諧和相處。今天影視劇等文藝作品中渲染古代社會達官顯貴妻妾成群、爭鋒吃醋，完全是對歷史的無知和歪曲。

譜牒士籍專管士族

譜牒，源於對帝王家族世系的記載。周代已設史官修譜，確保宗法秩序不亂，即「奠世系，辨昭穆」。到兩漢時，私人家譜也出現了。魏晉實行九品官人法之後，官修譜牒隨之出現。

為便於穩定選用和管理士族人才，自東晉開始，朝廷專設譜局，編修士族的譜牒簿狀[3]，即列出士族的姓氏、郡望及其家族成員的血緣關係、官位等。譜籍成為選官的必要依據，「有司選舉必稽譜籍」 「考之簿世然後授任」[4]，婚姻也是如此。為防止假冒世族，歷朝都非常重視修譜，譜牒學成為一門重要學問。

東晉時，賈弼之好簿狀，廣泛收集百氏譜記，撰定繕寫了十八州士譜籍，共七百多卷。其孫賈淵（字希鏡）精通家傳譜學，受到重用。齊永明時，王儉抄次《百家譜》時，與賈淵參懷撰定。於是，王家子孫也傳承王儉的譜學。賈氏和王氏成為社會公認的兩大譜學世家，後人也把譜學稱為「賈王之學」。

譜牒的學問如何重要，從一個故事就能看出來。劉宋孝武帝時，有青州人（今山東淄博市境內）發掘古墓，墓銘上寫「青州世子，東海女郎」。當時武帝問遍朝中大學士，沒人能說清。賈希鏡說：「這是司馬越之女，嫁給了苟晞兒。」[5] 一核對果然如此，賈淵從此受到孝武帝器重。

梁武帝時修譜再現高峰。由於南齊末鄉舉里選不考核才德，晉升以官婚士籍為先，當時士人都厚結姻援，奔忙造請成俗。梁武帝認為立簿選官[6]，既有秩序，又可做品行褒貶、升降品級，杜絕庶族造請之風。於是加強九品制，重設中正， 搜薦人才不再區別士庶門第[7]，規定「九流常選」（九流即九品），不到三十歲不通一經之人[8]不得為官。詔王僧孺改定了《百家譜》，並為東南各族專門編寫了一部《東南譜集抄》。王僧孺的譜學著作以及王姓自己的家譜，被後世奉為天下修譜者的藍本。

九品制在隋唐時被科舉制所取代，不再有官修譜牒，但重視家史記錄的修譜文化卻成了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家譜、族譜或宗譜等具有文學、史料等價值，是歷史研究的有利補充。

結語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衣冠士族是否強大是文明程度的一種體現。以九品官人法為軸心的士族制度，在大分裂的動盪歷史時期極大保護了中國傳統文化，使得山河破碎之後，文化依然能夠迅速重光，也極大影響了文化的自由多元發展，促進了家學的興盛。世族往往是書香門第，家學淵源，人才輩出，在文學、書法、醫學、天文等各領域都蔚為可觀。品鑑人物的風氣也延伸到品鑑詩文、繪畫等的風格，帶來文藝理論或曰古典美學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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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書要錄》卷二庾元威《論書》： 「筆跡過鄙，無法度」

[2] 《魏書‧文成帝紀》：然中代以來，貴族之門，多率不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今貴賤不分，巨細同串， 麈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 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3] 《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載沈約語

[4] 《太平御覽》卷二一四引《晉陽秋》

[5] 《南史》卷72賈希鏡，《南齊書 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文學》

[6] 《通典 選舉二》，南朝梁武帝《立選簿表》

[7]《通典》

[8]《南史‧梁武帝紀》：「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九流即九品人物。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