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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御用文人竟也發出悲嗚: “中國即將崩潰”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8月7日訊】据《看中國》8月6日報導, 王紹光和胡鞍鋼是“六四”屠殺后成名的大陸學者。他們和另一個學者丁元竹是“國家長期戰略研究小組”的成員。從其“長期戰略”的冠名可見三人已對中共賣身投靠,為中共“長期”的一党專政獨裁效力。這种“御用”性質的研究机构,所謂的“研究”一般都是文過飾非,粉飾太平而已。王紹光和胡鞍鋼平時言論相當左,被認為是極左的御用文人。

胡鞍鋼王紹光一反常態

王紹光、胡鞍鋼及丁元竹在《戰略与管理》今年六月號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題目叫《經濟繁榮背后的社會不穩定》,予人一种“誣蔑大好形勢”的意味,但更惊人的言論還在文章里。他們說:

當前中國社合。形勢極其嚴峻,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其突出表現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构調整;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數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世界最大范圍的生態環境破坏。

胡鞍鋼們引用沈致遠等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國的許多突發性事件大都屬于“能量積累型”,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前,有一個“能量”積累過程,也出現了許多明顯的前兆,而且問題積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顯。目前存在的諸如腐敗問題、干部作風亞心劣問題、社合?治安問題、拖欠工資和養老費問題等等,不解決或拖延解決,甚至對上“封鎖消息”,將最終“一触即發”。國際經驗表明,如果不能處理好這些“能量積累型”的突發性事件的話,這些事件可能會轉化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無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統崩潰(政府突然間垮台)。印度尼西亞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胡鞍鋼們認為,大陸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有如下四點:

一、九五期間全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下崗工人總計四千八百零七万人。

二、農民因農產品价格下降損失了三千億至四千億元,但多种稅費卻加重了。

三、腐敗造成經濟損失,從一九九九年至二00一年,每年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四點五至百分之十四點九。

四、貧富不均擴大,基尼系數超過零點五。

以一九九九年到二00一年平均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償約八万億計算,三年因腐敗造成的損失達三万六千億元人民幣。另外,基尼系數超過零點五即百分之一的人擁有逾半社會財富。

兩億城鎮居民不滿現實

胡鞍鋼們說,根据零點調查公司二000年對十個城市居民調查,對市民生活不滿者(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達到百分之二十六點七,二00一年這一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點六,即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不滿意。就全國城鎮人口而言,約有一億五千万人……在“我國社會穩定研究課題組”過去三年的調查中……大約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表示不滿意。就全國城鎮人口而言,約有二億人。這兩億不滿現實的城鎮居民,是埋在大陸底層的乾柴烈火。

胡鞍鋼們最后又說:

已經有學者強烈意識到,中國可能將發生嚴重的杜會危机。例如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早在一九九九年就發出嚴重警告,未來十年,中國發生社會不穩定狀態的可能性要比過去二十年大得多,國民經濟因社會失穩而突然陷入負增長的概率也較高。他指出,當金融體系崩潰,失業和下崗勞動力規模太大,城鎮日益擴大的貧困階層的不滿情緒不斷高漲,社會將陷入動蕩狀態,國民經濟將因負增長而蒙受巨大損失。

胡鞍鋼們的文章羅列了許多事實和數据,說明大陸社會正處于火山口,但是他們耍了一下“滑頭”,并不把“政府垮台”和“社會將陷入動蕩狀態”用自己的口說出,而是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令人覺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乾柴遍地只欠火种

清華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的康曉光也在《戰略与管理》今年六月號上發表了《未來三──五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其對中國社會面臨動亂的分析,与王紹光、胡鞍鋼不相伯仲。康曉光說:

中國大陸處于危險的平衡狀態,未來充滿了不确定性,保持“穩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當出現深刻的、全面的經濟、政治或社會危机之時,將触發全面的、持續的動蕩,如果這种形勢不能得到迅速控制,那將導致政府不穩定。金融風險、不公正特別是腐敗、不平等特別是貧困、流動人口等等都是“乾柴”,而引發危机的“火种”可能是經濟衰退、銀行擠兌、台灣危机等等。

康曉光如此描繪對社會強烈不滿的勞苦大眾:

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是經濟不平等、貧困和腐敗。如今,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面對精英們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日益不滿。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中國大陸,大眾的不滿不僅源于地位的絕對下降,也源于地位的相對下降。改革不僅帶來了急劇的社會分化,還帶來了群體地位的“大顛倒”,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賤民,而如今的大眾卻是過去的領導階級。這种翻天覆地的變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机。目前,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威脅最大的大眾群體,不是處于最底層的城鄉貧困人群,而是失業或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由于他們的地位同時出現大幅度的絕對下降和相對下降,因此他們的不滿最為強烈。同時,相對而言,他們也最具有破坏力。這是因為一般情況下,他們集中居住在工厂附近,便于組織集體活動,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居住在大、中城市,与各級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取便”發起針對政府的集體行動。

但康曉光認為政府完全有能力鎮壓此類“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集體大行動”。他認為,如下的情況才是致命的:

銀行坏賬、國有企業低效率、國內需求不足、世界經濟疲軟導致的出口和投資疲軟,這一切隨時都會触發嚴重的金融危机和經濟衰退,而金融危机和經濟衰退將引起全國性的大規模失業、嚴重的貧困、銀行擠兌、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引發遍及全國的大眾反抗。金融危机和經濟衰退之所以會成為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因為它們的影響波及到每一個人,而且短期內几乎無法扭轉。缺乏大眾的制約、廣泛的錢權交易、党政系統內部的官官相護、代理失靈、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又使得孕育危机的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而有效的緩解和解決。這意味著,在近期內,引發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存在著被點燃的可能性。

內部消息令御用文人感到不妙

胡鞍鋼、王紹光、丁元竹及康曉光只能算是后知后覺者,早在二OOO年底,因替“六四”屠殺辯護而聞名于世的何新就斷言中國“各种不可測的不安定因素正在積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釋放出來。”

在有些人的眼中,“中國即將崩潰”的言論一向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海外敵對勢力”聳人听聞的“惡毒中傷”。現在由中共一手豢養的文人說出,看來局勢是相當“嚴峻”了……

為甚么御用文人一反常態呢?大家都知道,中共在民間對信息的流通控制得相當嚴,不讓百姓得到任何不利于統治者的消息,以利控制人民,但內部則通過各种渠道,匯集了許多社會信息。只要看一看、《中國“六四”真相》,就可以知道,中共的特務搜集信息無孔不入。這些信息編成多种“密級”的內部資料,發給中共的高干和一些御用學者。胡鞍鋼之流可能看到一些內部資料,這些內部資料當然不能像公開出版物那樣“報喜不報懮”,必須比較客觀地反映社會現實。胡鞍鋼們從這些內部資料中可能感到中共已沒有甚么希望,因而才發出“中國即將崩潰”的悲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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