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慕綏新被誰推著走到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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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前瀋陽市長慕綏新被判處死緩，因患癌征悔恨死去，人們對他的種種評說、反思並沒有隨風而逝。《中國作家》發表了擅長反腐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家一合的《紅與黑––一位“兩面市長”的悲劇與自白》，被譽為揭示了這位高官演變成為腐敗分子心路歷程的“力作”。第190期上海《新民周刊》，以突出篇幅摘錄這部長篇紀實文學，並發表陸幸生采訪一合的特寫《貪官不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

陸幸生寫道：

一合住在公安繫統的招待所裡，房間陳設簡陋。他說：報告文學作家寫東西，是沒有賓館住的。

一合本姓趙，一合是他筆名，典型的燕趙漢子。６７屆大學生，後來到新華社河北分社當過記者。

記者：幾年前你寫“當代包公”姜瑞峰的報告文學《黑臉》，當年你寫了一個好官，今天你又寫了一個“壞官”。

一合：《黑臉》得了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我寫作這樣的題材，有個便利的條件，就是我在河北省紀委工作，現在是紀委副廳級檢查員、監察專員。我有這個政治責任。還有，我個人的感覺，現在的報道太“新聞”了，一事一報，一事一議，要麼好人申冤，要麼壞人槍斃。也有相反的，好人蒙冤也是新聞。不過，好人怎麼就變成壞人也算是“新聞”吧？現在我們反腐敗，殺了胡長清、成克傑，還有瀋陽的馬向東，報紙上的報道大家都見到了。我們選撥干部的時候，挑選出來的大部分是好的。誰都不能給某人打一輩子的“包票”，但是，“高官出大事”，出現這個問題的背景和過程，要比敘說一個單純的政治結論，復雜得多。

記者：我對《紅與黑》的理解，就是政治定性不等於人物臉譜化。我們談三個問題：一，你這個河北作家怎麼會“想”寫瀋陽的“慕馬案”。二是“慕馬案”中一人斃了，一人病危，你的具體采訪如何進行。那些詳盡的材料，不是一般性的采訪能得到的。三是，作家發表文章，當然有你的“意思”在裡面，你認為慕綏新案給我們的“教訓”又是什麼呢？

一合：今年３月，中紀委宣教室找到我，要我寫一部電教片的文本，中紀委的同志帶著我到了瀋陽，讓我看錄像和閱卷。馬向東斃了，慕綏新病危，我沒去見。他現在的妻子，稿子裡用的是化名。一個多月就看錄像。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采訪素材，得看好幾個小時。還有其他的，比如庭審錄像，別的相關錄像。總共加起來足有好幾十個小時。你想，就是見到這些個當事人，要問的東西，也就都在這些錄像裡面了。材料相當豐富。

這些錄像，都有場記的文字在旁邊，我在文章裡運用的文字，相當嚴格，都有出處。

記者：作為記者和作家，你幸運地遇上了一個“富礦”，而且隻特許你一個人開發。

一合：在采訪和寫作中，我還接觸了辦案人員。

這黨內的腐敗已經不是某一個具體人的問題，而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社會風氣”。 這瀋陽官場上的“送錢”，在當時當地成為了一件人情式的“禮尚往來”。很自然，很合群，你為我辦了件事情，我就真感謝，感謝你是應當的。你不收那就是見外了，就不夠朋友，就不是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說明你不是咱們一伙的，你得滾蛋”。也就是說，在那個政治舞臺上，你得出局。 在今天官場的某些地方，收或不收錢，“不簡單是個廉潔不廉潔的問題，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送錢的人沒事，收了錢反而覺得安全，不收錢倒是有些麻煩。你反潮流，你是個異類”。這種彌漫的社會風氣，毒害干部，危害極大。

記者：慕案的出現，有著慕綏新個人的主觀意識問題，但是更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背景。這也就挑明了現在我們黨面臨著的重要課題：如何在新的世紀新的形勢面前，更好更堅定地保持我們執政黨的政治素質。

一合：有這麼個情節，慕綏新已被查出經濟問題，他自己也被查出來生了癌征，他躺進了醫院。應該說，上面已經掌握他問題了，下邊的人、旁邊的人該躲躲嫌疑了。再者，他患上癌征，再活也活不了幾天，他也辦不了什麼事情了，巴結他也沒有用處了。這兩大因素擺在那裡，別人該“消停”點了吧。可就不，慕綏新住院的日子裡，人家還硬送來１００萬元。

這１００萬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有人還在以老黃歷辦事。慕綏新有兩次提升機會，都沒被通過。然而，後來，他還是當上了副省長級的瀋陽市市長。“老慕”能干，命硬，這次問題的結果究竟是怎麼回事，還說不準，出水纔見兩腳泥，日子長，走著瞧。患難見朋友。這是一種政治投機。還有一種是感激心理。

記者：你在文章裡提到，當地有些老百姓說到慕綏新的時候講：當官的貪就貪點，喫點喝點沒關繫，隻要他給老百姓干事就行。

一合：老百姓善良，哪個干部為群眾干過什麼事情，大伙都記得很清楚。前兩年，瀋陽還得了個“人居獎”。大家現在最恨的，是拿了錢還不干活，拿多少錢都不干！

對腐敗，中國老百姓恨之入骨。不過，我在實際了解中發現了這樣一個情況：貪官動輒貪污幾千萬，罪該萬死；然而，貪官也不是一個樣子的。有的貪官是積極主動有計劃有目的地榨取，而有的，開始並不想收錢，不收還要不得罪人，“這必須有大智能”。慕綏新認為，自己的智能就是“還不夠”，他說自己抗拒不了強大的客觀條件，那就既來之則收之吧。所以，他會大大咧咧地收下一張卡，隨手就給了別人。後來別人一查，卡裡竟然裝著２０萬元。人家也不告訴慕綏新，自己分了。再說，１９９９年新年，慕綏新竟然會坐在辦公室裡收錢，他想“趕快應付過去”，再去辦事。

在慕綏新看來，政績比錢要重要。所以，老百姓也會產生這樣的“寬容”：都這樣了，咱們管不了，隻要他們拿錢辦事就行。以至於就引申出現在的這麼句話：當官的都拿錢，干活就成。這是社會意識的倒退。

記者：“有錢能使鬼推磨”，這是中國古來通行的辦事規則。官場的腐敗把這事“演化”得“正常”了，商品化了，花錢辦事，花小錢辦小事、花大錢辦大事，成了一些地方通行的“潛規則”。瀋陽市的１０多名正局級干部撤職，就已經在說明這種“潛規則”的規模了。

一合：我想寫出的是慕綏新在“腐敗背景”下的這個變化過程，寫出他與有些貪官之間的區別。貪官不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他開始時候是被某些因素推著走的，比如前妻收下的２０萬，他不知道拿了多少錢，然而前妻告訴他“收錢了，要辦事”。慢慢的，他就這樣收錢了。

記者：慕綏新最初就這樣被推著走，再是半推半就地走，最後就如此這般地走到了人生的絕境。這大概也是一些出了問題的大干部的共同特征。在整個采訪寫作過程中，就你的感覺而言，作為一個高級干部的慕綏新，他曾經擁有的“長處”是什麼，短處又是什麼？

一合：也許就是他的長處釀造了他的短處。慕綏新的特點就是思維敏捷，非常能干，敢於拍板，雷厲風行。你在電話裡向他彙報請示什麼問題，他可以當時就回答你，行還是不行，干還是不干，要干怎麼干。他不大有那種“研究研究”的毛病。慕綏新也相信自己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也相信上級需要他這個有干事能力的人。他在仕途上有兩次沒有被“程序”通過，但是後來他還是當上瀋陽市市長。這仕途的提升，使他最終走向了目中無人，獨斷專行。無論是黨的或政府的領導班子開會，他就可以不到，就可以讓“書記等市長”，對人家送給他的“黨內個體戶”的稱號，聽之任之，無動於衷。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黨內的監督機制、政府的監督機制，如何真正落實到實處。說起來，對某一項具體工作，黨內或政府內都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對於高級干部的監督，更是有嚴格的規定。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真正實行起來，就是一把手拍了一下桌子，事情就搞掂了。對於錯誤的決定和決策，在黨內的公開場合沒有反對的聲音，更不用說誰來抵擋一陣子了。即使有反對，也是在會下，不起任何實際效用的議論。投資也好，辦廠也好，蓋房也好，人家可看見了，要辦事情，你市長一個人發話就可以辦成功了，那你的“價值”就直線上升，給你的價碼就使勁往上長。

記者：對於慕綏新案，中紀委劉麗英批示：邊辦案，邊治療，辦案服從治療。這個批示含義深刻。

一合：我在瀋陽一個多月，把中紀委交辦的電教片寫好了，一萬多字，片子有９０分鐘。再就是寫了這篇報告文學。在這篇東西裡，我還想寫一點的，就是他的感情生活。他耍個花招，讓一個卜卦的人給前妻算命，說是有血光之災，騙得她離了婚，說是１００天後復婚。可不到一個月，慕綏新和新夫人就結婚了。這既說明慕綏新耍手段、耍花招，但是也應該看出，他對前妻無底的貪婪很是厭惡，早就想甩開她。人真的是很復雜的呀。

我寫的慕綏新死前的最後一句話：“祝願親愛的黨永遠朝氣蓬勃，人民的偉大事業如日中天！”這其實是在慕綏新所寫的交代材料裡的話。放在這兒，我認為是恰如其分的。

一合現在在寫北京前公安局長張良基的故事。一合曾寫了姜瑞峰的《黑臉》，眼下這一部叫《紅臉》。紅臉在京劇裡是忠勇之士的顏色，這本新作的名字就叫《紅臉––京都九門提督張良基》。一合說：寫這本書不比寫慕綏新容易，這決不是比較單純意義上的“抓壞人”。要寫出新意來。(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