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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9日訊】在電影《秋菊打官司》里，農村婦女秋菊，遭受不公正對待，就去城里向政府討個說法，沒有人會說秋菊是在搞政治。唯一不同的是法輪功去的人多，又是去了敏感地帶“中南海”。那是因為煉法輪功的人很多，有近一億人。那么听到同修被打被抓的消息，哪個法輪功學員會不關心？現代社會通訊工具很發達，大家人傳人，就象滾雪球一樣，很快就傳開了。國務院信訪辦的位置恰恰就在中南海的西門。如果信訪辦在其他地方，法輪功學員根本就不會去什么“中南海”。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打壓，是一場政治運動。那么，法輪功學員的和平抗爭，對鎮壓行為的不配合，是不是在參与政治呢？
法輪功是一個來自民間、崇尚修煉的功法。修煉的概念自古到今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記載，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很深厚的佛教、道家和儒家因素。法輪功學員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從四.二五和平請愿到今天，法輪功學員要求的僅僅是做人的最基本權利──自由煉功。
從打壓一開始的謠言誣陷，到天安門自焚的騙局，殺人、放火、搞政治，老百姓反感什么，痛恨什么，鎮壓者就使勁地將這樣的帽子往法輪功頭上扣。鎮壓者江澤民在他的“三講”中的第一條，就是“講政治”。在中國近几十年來，統治者把“政治”搞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次政治運動，總是涉及高層權力的爭斗，卻又卷進無數無辜的群眾，而最后受害最深的永遠是群眾。政客們不擇手段的權力爭奪，使得“政治”成了肮臟的代名詞。所以，“參与政治”這頂大帽子能嚇倒很多人，也會讓很多人反感。自然地，鎮壓者就不遺余力地羅列罪名，誤導群眾，將這頂大帽子強行往法輪功學員的頭上扣。
与以往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都不同，法輪功群眾既沒有逆來順受地接受被打壓的命運，也沒有采用暴力斗爭，而是堅韌不拔地走上了一條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之路。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三年來，面對鋪天蓋地的邪惡打壓，法輪功學員沒有一例暴力反擊事件發生；沒有一個口號是要推翻政府，沒有一個口號是要建立一個新政權。他們僅僅是要求停止迫害，還人民的基本生存權。難道人在危難之中喊救命也叫搞政治嗎？他們走出來呼吁，只是爭取煉功和信仰的自由，并不要政府的一官半職，這算什么政治呢？
再說了，搞政治的人為的是什么，不外乎是在追求名、利和權力，而這些，恰恰是真正修煉的人所要絕對放棄的。法輪功既不是宗教，也不是一般的气功，他是修煉。自古到今，修煉人不問國事，遠离政治。修煉人追求的不是人間的名和利。李洪志先生在《修煉不是政治》一文中更是早就明确指出：“一個修煉者，除干好本職工作外，不會對政治、政權感興趣，否則絕不是我的弟子。”
換個角度講，不論是不是修煉的人，只要他配合了江澤民的這場運動，參与了表態，參与了什么百万簽名，執行了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打壓政策，甚至保持沉默，他就是有意無意地在為江澤民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他就是認認真真或者糊里糊涂地在參与政治。這樣看來，豈不是人人都在搞政治嗎？不是的，那只不過是少數謀權者造成了這一政治旋渦，并想將每一個人都卷入其中。
有人說，法輪功主觀上可能并沒想卷入政治，但客觀上還是參与了：比如4.25万人上訪，是江澤民要鎮壓法輪功的原因，是法輪功搞政治的結果。事實上，江澤民政府一貫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几年來從不報導法輪功受到的种种騷擾，又故意隱瞞4.25事件的起因，難免給人突發性的感覺，好像有什么政治預謀。如果我們認真探討一下4.25真相，會發現所謂的政治色彩完全是有意渲染的。
4.25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兩天前4月23日，天津警察毆打捕抓正常去雜志社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造成的。在向天津市政府請愿，請求放人無效的情況下，學員們只能去北京的國務院信訪辦上訪。把公民的合法上訪說成是“圍攻”、“搞政治”，只是江澤民為鎮壓提供借口罷了。其實上訪討公道，是中國老百姓維護自身權益的一個辦法。
取締和鎮壓法輪功違反了中國憲法對公民信仰自由權利的保障。法輪功學員通過上訪、請愿、和平抗議等合法手段要求的是憲法賦予他們的正當權益，而不是國家和政府的權力。“權益”与“權力”，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權力”爭奪可能導致政治斗爭甚至暴力沖突；而要求權益不需要政府失去任何東西，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理應保障給人民的。只是要求政府將本該屬于人民的，還給人民。
鎮壓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對手無寸鐵的法輪功學員的殘酷折磨和野蠻迫害，至今已有上千的人被折磨致死。無數的人家破人亡，而海內外法輪功學員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呼吁，只不過是想告訴人們：鎮壓是錯誤的，迫害好人的事應該立刻停止。
這种為了捍衛最基本的人權、捍衛生命而作出的努力和呼吁，那是一個有良知的人最基本的權利和義務，正如音樂家楊逢時在一次紀念“六四”死難者的音樂會上講的：“我是個音樂家，我不懂政治。但我深信，這不是政治，這是良心。”
是啊，“這不是政治，這是良心。”
轉自﹕明慧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