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17日訊】天下之大，卻無處有明君圣王出現的征兆。孔子看到魯國的當政者對自己所堅持的政見已絲毫不感興趣，自己在國政方面已不可能發生怎樣的作用，在失望之余，息下心來，將生命最后一段時間的精力全部用在了教育事業和文獻整理上。孔子終于成了一位比先前任何時候都要單純得多的教育家和學者。在隨后的几千年中，失意的政治家其實也大多走了這條道路。
孔子從30歲左右時開始傳教授徒的事業，在此后約略40年的不輟探索中，已形成了正規的體系。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他堅持書本知識和實際才能兼備、文武科目并重，他始終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在教育事業上獲得了丰碩的成果。《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貌5c有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据《論語》記載，孔子弟子中表現最突出的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子路。文學：子游，子夏。”
顏回出身魯國平民，他淡于名利，安于清貧的生活。孔子稱贊說：“顏回多么有修養呀。一竹筐飯，一瓜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別人都受不了那窮苦的懮愁，顏回卻不改變他自有的快樂。”孔子認為所有弟子中以顏回最為好學。他曾用仁來衡量他的弟子們，据他的觀察，顏回做到了在很長時間內“不違仁”，而其余的弟子只是有時想到一下仁罷了。孔子屢屢贊許顏回的德行，在他的心目中，顏回的言行完全符合于他所要求的道德規范。
子路原是一個粗鄙魯莽的人，成為孔門弟子后還常常同老師頂撞。由于他勇開出眾，有他在身邊，別人就再不敢公然侮辱孔子了。孔子也高興地說，自從有了子路這個弟子，“惡言不聞于耳”。孔子肯定子路勇敢果斷、信守諾言、不貪不妒等長處，引導他要勇而有義。在孔子教育下，子路長進很大。還在孔子周游列國時，路過楚國，楚人曾認為子路具有將帥之才。子路當衛國蒲邑（今河南長垣）的大夫時，頗有政績，孔子路過蒲地，了解到這一情況，曾再三稱善。
子貢為人机敏通達，辯才非凡。他經商時判斷商情准确，因此常常獲利。孔子針對子貢多言好辯的缺點，教誨他說：君子應該“先行其言而后從之”，也就是說先把要說的事付之實行，然后再說出來。子貢才具出眾，被孔子比之于瑚璉（一种用于祭祀的貴重器皿）。在春秋末期，子貢的最出色的外交人材之一。
在文學也就是古代文獻方面，子夏最為著名。孔子歿后，子夏居住在魏國的西河，教授從孔子那里學到的東西。他比孔子年輕44歲，他在西河教授時，已經進入戰國時期，戰國初期魏國開國君主魏文侯曾拜子夏為師。
孔門弟子的事跡最早記錄在《論語》一書中。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寫了一篇《仲尼弟子列傳》，記載了孔子許多弟子的事跡。
孔子晚年所做的文獻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具體說來就是：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其中，他根据魯國史記《春秋》修成的《春秋經》，也就是現存的《春秋》一書，對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和社會歷史的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孔子還在年輕時，對歷史就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說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在歷史研究中，注重言必有征，實事求是，他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同時，他又承認歷史發展的連續性，比如，他認為維系社會的“禮”的變易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進行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的心目中，周禮正是夏、商兩代文化的自然繼承。
《春秋》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來記事的，“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之間共242年的史事。書中所記內容以魯國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諸侯國，主要記載了春秋時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活動，如諸侯國間的訪聘、會盟、征伐、城筑等；同時也記錄了水、旱、地震、冰雹、日食、星變等。此書在文字上的一個特點是記事過于簡洁，全部242年的歷史僅用了17000余字，在敘述史事時又省略了史實過程，僅記結果或結論，比如，在隱公八年（公元前715年）的一條只記有一個字：“螟”。
孔子在《春秋》中評斷史事時，是通過謹慎的用字來表現自己的立場的。凡“屬辭比事”皆有精到的考慮。同是記戰爭，有“伐”、“侵”、“征”等區別；同是記殺人，也有“殺”、“弒”、“殲”等不同的表述方式。更為突出的是，《春秋》由周禮出發，為尊者諱之處很多。后人把這种“寓褒貶，別善惡”的寫法看成是《春秋》所特有的筆法，其實這也正是當時史官們約定俗成的慣例。曹劌曾說的“書而不法，后嗣何觀”就是這個意思，這种書法原則為當時史者們所共同遵循。(http://www.dajiyuan.com)
相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