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孫中山晚年的迷誤

更新: 2002年03月01日 2:16 AM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3月1日訊】孫中山因其領導和推動了辛亥革命，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提出”三民主義”理論并按照民主原則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基本架构，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由于在一個專制思想根深蒂固、專制統治盛行了几千年的國度里，破天荒地推翻了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歷史的任何階段，無論任何党派，都將不得不确認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与他的革命党人發動和領導的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現代化的嶄新的一頁。國民党稱其為”國父”，共產党稱其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均名副其實，恰如其分。

　　

孫中山的最大貢獻，在于他系統地提出并闡述了他的”三民主義”思想并按民主原則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其中民主主義是其思想的精髓。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較為狹隘，民生主義也沒有提出多少建設性、創造性的見解，惟有民主主義，始終閃爍著思想的光輝。在一個盛行專制主義思想的國度里，民主主義具有極其珍貴的价值，而且，落實民主主義理念，更是自孫中山以來歷代中國人的神圣使命。這种使命至今仍未完成，因而，他的民主主義即使在今日，仍有繼承和闡釋的必要。在中國大陸民眾爭取實現民主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孫中山的民主主義仍是值得借鑒的寶貴遺產。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向中國人系統闡述民主主義、開創民主共和國的”國父”，卻在晚年不幸而走入迷誤：引進蘇俄的”党治制”。”党治制”作為一种与民主政治相對立的極權政治，對中國危害甚大。

　　

中華民國成立時，完全按照美國民主政治模式組建臨時政府。在此种模式下，實行代議制，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分立，并實實行政党政治。人們普遍認為，議會政治是現代化的必然訴求，政党則是議會政治得以實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民國成立后，各种政党和社團紛紛建立，如”過江之鯽”，如”雨后春筍，蓬勃興起”。隨后，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党，并在議會中取得第一大党地位和組閣權。雖然由于宋教仁被刺，隨后袁世凱稱帝，民主政治遭遇到了嚴重的挫折，但中華民國的議會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基本上确立了下來。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國的官僚仍抱持傳統的政治觀念和專制思想，中國的民眾普遍缺乏民主素養，中國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更沒有產生獨立的中產階級。在此种歷史條件下，中華民國的議會民主顯然弊端叢生，甚至被專制力量嚴重侵害和扭曲。中華民國的破敗不堪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魯迅等人的文章中有充分的揭露。但總算保留了民國的牌子和議會民主的招牌和架子。對于中國來說，這塊招牌和架子也還是非常寶貴的，否則又何需如此激烈地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复辟了。不管怎樣，中國在邁向政治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在這种政治體制下，中國的民族工業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在思想文化領域也較為活躍，正是在這种體制下，萌生了新文化運動。對于這种體制存在的問題，需要的是在民主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循序漸進、堅持不懈地進行改良和完善，期待到中國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中產階級形成和國民普遍受到良好教育時，真正實現健全的民主體制。這里只需要改善和改良，已經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治革命了。

　　

但孫中山面對著政治上的失敗，卻急功近利，引進蘇俄的党治制，這無疑是飲鴆止渴，實質等于摧毀了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民主政體，并給中國未來的發展設置了極難逾越的障礙，成為中國人邁向政治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大政治包袱。

　　

孫中山在宋教仁案后，就逐步顯露出他的局限性。他用武力發動”二次革命”，而不是利用當時有利的政治形勢，積極開展議會斗爭，給袁世凱以很大壓力，鞏固民主體制。隨后，在組建中華革命党時，又顯露反民主傾向。在護法運動中，采用武力手段，而沒有采用議會斗爭的方法。不管民國的政治體制如何有問題，但在野力量也應遵循游戲規則，不能因為自己的失敗而退出游戲規則，改用武力手段（甘地對抗英國的方法就很值得肯定，雖然情況不同）。孫中山在上述問題上的失誤，顯示出他思想的局限性，為后來學習蘇俄党治制埋下了伏筆。有關孫中山的上述失誤，袁偉時先生已有詳盡的論述，很有見地，在此不予复述。本人認為，上述失誤确實也大，但還不至于對中國未來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因為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框架仍未被破坏。而他學習蘇俄，引進党治制，則是他一生最大的迷誤。由于他誤入歧途，給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這也是孫中山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的一生的最大的失敗。

　　

蘇俄党治制的基本特點是：党凌駕于國家之上，以党治國，党國不分，號稱党國。在党治制下，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以党治軍，軍隊受政党控制。意識形態一元化，即所謂”一個党、一個國家、一個主義”。党治制是對他原先倡導的民主主義的最極端的反動。在党治制下，党凌駕于國家和人民之上，這就破坏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則。在党治制下，以党治國，以党代政，一切權力集中于党，”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蕩然無存，一党控制了行政、立法、司法等各個權力領域。党治制下，軍隊受党控制，違反了民主制下軍隊中立、軍隊國家化和軍人不干政的基本原則，任何异己的力量和反對党隨即很快會被消滅，任何在野力量和反對党不可能存在，除非甘做花瓶。斯大林消滅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實施大清洗，便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他們還只是党內反對派，党外反對派更不可能存在。在党治制下，不允許有別的主義和多元思想的傳播，《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要保障的言論等自由完全喪失，一個主義外的任何思想更無立錐之地。由此可見，党治制是現代形式的絕對專制主義，是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

　　

孫中山晚年引入這樣的一种制度，雖然表面上贏得了軍事上的胜利，隨后并由蔣介石按此方式建立了南京政權，但卻是孫中山一生事業的大失敗。党治制葬送了他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框架，也葬送了中華民國建國的基本政治原則，而這原本是孫中山一生的追求。他一生的最大失敗，不是辛亥革命成果被竊，也不是”二次革命”或”護法運動”的失敗。辛亥革命后雖然有很多的失敗，但民主體制的框架和原則仍然得以幸存，在這樣的原則和體制下，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仍有前進、改良的空間和潛力。党治制摧毀了民主主義基礎上的一切，在党治制下，即使要想恢复民主政治體制的空架子，也難乎其難。如果說原來的體制下還有民主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的話，那么，党治制把中國引人了死胡同，在那儿，民主無處逃生。隨后中國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失敗和苦難，除了內外諸种因素影響外，党治制也難辭其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