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連載：駱駝行-從台灣到大陸(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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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30日訊】 70 生机

從廣播里听到這樣一條消息：在那個冬天的早晨，沈陽市區車水馬龍，成千上万的人騎著自行車去上班。忽然有人發現，在貼近市府大樓的街牆邊，立放著許許多多的花圈，大大小小，參差不齊，看上去有一百多個。這气氛不由人不想起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那年清明節，北京市民以悼念周恩來為由，匯集在天安門廣場，用花圈的海洋向當權者舉行政治示威，盡管招來了血腥的鎮壓，但卻導致了四人幫的覆滅。難道今天在沈陽又出現了什么事嗎？不像。因為這里只有花圈，沒有人。是哪位顯赫人物逝世了？也不像。因為花圈放的不是地方－它們面對的是一排低矮簡陋的平房，好奇的人湊近一看，那花圈上的挽帶上寫著：“關峻山同志千古”，這關峻山是何許人也？一打听，原來他是馬路對面那家小飯鋪的老板－個體戶。昨天晚上，關峻山在一場毆斗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送花圈的都是個體戶。

消息不脛而走，頃刻間，成百上千輛自行車在這里停下來。周圍的人擠得水泄不通，花圈還在繼續往這里送。

事件惊動了市政當局，惊動了公安局和新聞單位。有關領導也飛車而至。報社記者也聞訊赶來。

不就是一個普通的個體戶嗎？何故會一“死”激起千層浪呢？听听送花圈者的話吧：“我和關峻山素不相識，但我听說他是個個體戶，就馬上買了個花圈送來。‘兔死狐悲’嘛，動物尚且傷其同類，何況我們自喻万物之靈的人呢！”“我們都是同一個階層的人，生前被人瞧不起，總是低人一等。如果死了也引不起社會的注意，豈不太窩囊了？我們于心不安！”“我們并不想鬧事，只是想讓人們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也在為‘四化’出力啊。”……

這是小事一樁，很快就過去了。但它卻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說，個體戶就是小商小販。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商品交換就是從個體戶開始的，几千年來，人民群眾的生活一直和小商小販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系，可以說，他們對人類的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在中國大陸，個體戶都有一段曲折的心酸史。早在五十年代，個體經濟作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五种成份之一，還受到應有的保護和鼓勵〔另外四种成份是國營的、集體的、公私合營的和私營的〕。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逐步深入，國營經濟隨著它的絕對优勢迅猛發展起來。1956年水到渠成，几乎是在一個早晨，全國所有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一齊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相競挂上了“公私合營”的招牌。那些小本小利的“夫妻老板店”，如煙雜店和小飯鋪之類，也相繼改為“代銷點”或“合作商店”。街頭巷尾的小攤販也紛紛納入“合作”的軌道。堅持不走合作道路的少數“頑固分子”，只有落到西風落葉的慘淡景象，奄奄一息了。到了“文革”時期，提出“對資本主義階級全面專政”，要“蕩滌一切舊社會留下來的污泥濁水”，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于是殘留的“個體戶”就成了過街老鼠，一場圍剿和反圍剿的斗爭開始了。讓我們從浙江溫州這“一斑”來看看“全豹”吧。這個地區人多地少，老百姓守這這塊土地“靠天吃飯”是無法糊口的，所有他們世世代代靠做小本生意頤養天年，各种副業如野草叢生，現在要“深化社會主義革命”了，商品經濟就成了“資本主義的溫床”，家庭手工業成了“資本主義尾巴”，小商小販們都扣上“新生資本主義分子”的帽子，這個溫州成了“資本主義复辟的大本營”，這還了得！于是政府采取步步為營的辦法，圍追堵截，務求消滅之。而不甘退出歷史舞台的小商小販們則運用“你追我逃”的游擊戰術，同政府周旋。有戰斗必有傷亡，胜敗乃兵家常事。有一位婦女為生活所迫，東拼西湊弄到一點錢，販了兩簍小蝦，挑到“黑市場”里賣。擔子剛放下，市場管理人員就奔襲而來，其他有經驗的小販早已聞風而逃，她卻束手就擒，兩簍小蝦悉數沒收，全家老小只有去喝西北風。她哭天搶地，求爺爺告奶奶，都沒人理睬，眼看斷了生路，她只好抱恨投河了。幸好被一位過路的老者下水搭救上來，然而那老者卻因耗盡了精力而溺死何中。象這類慘劇是屢見不鮮的。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極左路線結束后，個體經濟又從冬眠狀態中醒過來。政府看到，個體經濟不但在國民經濟中可起調節作用，便利民眾生活，而且可以解決部分就業問題。所以政府一改過去的“圍剿”政策，而為鼓勵和扶持。于是各种各樣的個體戶雨后春筍般出現了。水果攤、飲食攤相繼恢复。在上海，“四大金剛”〔大餅、油條、豆漿、粢飯糕〕也陸續回到街頭來。修鍋的、補鞋的、箍桶的、裝拉鏈的、配鑰匙的、磨剪刀的、包餛飩的，……都挑著他們的小擔，走街串巷，歡樂地吆喝著，微笑著為人民服務，立等可取，效率特高。買賣雙方都眉開眼笑。隨著优質服務，大把大把的鈔票賺進了口袋。所以在城市，“先富起來的”就是這些個體戶。不少人很快成了万元戶。但這些人層次較低，大多文化不高，眼光也不那么遠大。而那些文化較高由有眼光的人就各有千秋了。有的開照相館、音樂茶座，還有的發奮圖強，開創名优產品。安徽蕪湖是全國四大米市之一，一向以大米貿易為大宗，可是解放后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米市不再景气。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安徽蕪湖出了個譽滿全國的個體戶年廣久。他先是在馬路邊擺水果攤，他很會經營，把大小水果分門別類，整整齊齊擺出來，按不同質量標出不同价格，每個水果都揩得干干淨淨，很吸引顧客，因此他的生意很好。然而他的小攤對面是一爿國營水果店，那店里的服務態度水果質量都比不上年廣久的小攤。水果店經理惱羞成怒，就告年廣久“破坏國營商業，挖社會主義牆腳”，年廣久為此被投入監牢！年廣久服刑期滿出獄后，繼續奔，他不再經營水果，而是打起背包到天南海北考察一番，每到一地就買一包瓜子嘗嘗，在全國各地兜了圈之后，回到蕪湖，綜合了各地瓜子的特點，自己獨創了一种瓜子。在此之前，人們說他和國營商店競爭太傻，喊他“傻子”，于是他干脆給自己的瓜子取名“傻子瓜子”，這瓜子一上市就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壓倒了國營的瓜子。年廣久的生意做大了，在全市添了好多個攤位，他發給每個看攤的人以合理的工資。有個看攤人因家中老母生病，他偷偷地從貨款中挪用了二十元，年廣久發覺了，他主動補助那人二十元，告訴他，家中有困難可以補助，不可挪用“公”款。年廣久考慮到每天炒瓜子影響了周圍的鄰居，便主動地貼給周圍每戶人家二十元作為“賠償”，對蕪湖的公益事業，年廣久也積極捐助。年廣久的名聲越來越響，但可惜此人沒有文化，不懂法律，确确實實有些傻，后來竟因偷稅漏稅犯了法于是一個跟斗摔了下來。然而這個個體戶對“活躍社會經濟”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個體戶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也不乏其人。上海一個弄堂口設了一個皮匠攤，專門給人們修鞋，這個年輕的小皮匠一天到晚不聲不響地工作，凡過來修鞋的，他只說個价，就接下活儿，認真操作，收錢時，他也不親手接錢，而是讓顧客將錢丟在旁邊的一個筐筐里，如需要找錢，也讓顧客自己動手，小皮匠連看都不看一眼。他受到人們的尊重，那個筐筐里從來沒有“虧損”過。忽然有一天小皮匠沒有出攤，而在攤位的牆壁上貼了一張“請假條”，上面只簡單寫著“皮匠請假兩天”。原來他听說家鄉籌辦一個托儿所，他為托儿所資助一万元人民幣。托儿所開張了，來信請他出席開張典禮。他興沖沖赶回家鄉，在大會上所長請他講話，在熱烈的掌聲中，他登上講台，紅著臉只講了半句話：“託儿所辦起來了，我很高興……”大家想留他參加座談會，他謝辭了，說他很忙沒有時間，就匆匆忙忙赶回上海，在弄堂口“上班”了。

個體經濟就這樣迅速發展起來，除了街頭巷尾的小商小販外，漸漸地擴展出其它行業，在農村辦起了不少磚窯厂、化肥厂、建筑隊，在城市里也有人開了診療所、會計室、照相館、律師事務所以及各式各樣的文化補習班。在上海最著名的便是蔡光天先生辦的“前進”英文學校。蔡先生用高工資聘請了高水平的英文教師教課，學生趨之若騖，該校以高標准嚴要求為原則進行教學，成績卓著。學校發展極快，不但在全市各區辦起了許多學校，甚至后來在美國也辦起了分校。

在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浪潮中，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大顯身手了，不少人從“國家”單位辭了職，加入了個體戶的隊伍。上海市共青團的一位領導干部也辭了職而去經營他的小本生意。

我的一位朋友是學藝術的，他也從一家國營工厂辭了職，辦起一個“畫報社”，他熱情地邀請我在業余時間為他“出一臂之力”，這樣我也有了一筆額外收入。此外我還在業余時給人補習語文，也能掙得一份勞動所得。

在這期間，我的儿子也讀完大學，他雄心勃勃地踏進社會。

我的小家庭和整個社會一樣，開始興旺起來。

党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說，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于是大家都想“先富起來”，以往几十年的窮日子如同一場惡夢，現在好象醒過來了。

但在党中央，也有人反對鄧小平的“先富政策”，惊呼“不能眼看社會主義江山變顏色”。党內的經濟專家陳云提出個“鳥?F策”，說社會主義好比一個鳥籠，私人經濟好比籠中的鳥，我們可以讓他們任意地飛，但不能讓他們飛出籠子去。

但是這些鳥的命運究竟如何呢？有的因為飛不出籠子而被窒息了，年廣久就是其中之一，我們的“畫報”只出了兩期，因為它的質量太好而被政府視為“有礙國營畫報的發展”而被取締。

那些勇敢的鳥而則仍在不屈不撓地拼命飛，它們誓死沖破這個鳥籠，爭取一個自由飛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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