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上書抨擊戶籍制度弊端 一公民曾被定為反革命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1月4日訊】10年前，黃慶因為抨擊傳統戶籍制度弊端而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10年后的今天，他的那些“反動言論”正在逐步成為戶籍改革的目標。在全國各地大力推動戶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黃慶曾經有過的遭遇更加顯得荒誕，提醒著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來自社會低層的聲音。
工人日報消息,穿過曲折往複的巷弄，記者終于在昆明南郊一個建材城的市場管理辦公室找到了黃慶。
10年前，黃慶的工作單位是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因為抨擊傳統戶籍制度弊端，經常被評為先進的黃慶被公安部門逮捕，最終以黃慶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管制2年。
如今，戶籍改革正在全國範圍內加速進行，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戶籍体制已經松動。
這樣的情形，正是黃慶當年極力呼吁和期待的。每每想到這些，黃慶難免苦笑。
戶口的困境
直到今天，黃慶對當年自己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1970年，15歲的黃慶進入昆明市搪瓷厂當學徒工，12年后成為厂團委書記。在拿到西南政法學院函授法律大專文憑后，這個好學的小伙子被調入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在政治部擔任祕書。
直到1991年12月5日被公安部門逮捕之前，黃慶從未受過任何處分，經常被評為先進和受到表彰。
讓黃慶深切地感受到傳統戶籍制度的弊端的一件事，發生在1991年。
那一年的秋天，黃慶的兒子上學讀書。當時，黃慶一家住在昆明市五華區永昌小區省檢察院宿舍，兒子就近在永昌小學借讀。
按照規定，就讀屬于五華區的永昌小學必須有城區居民戶口。但是，當時的戶籍制度又明文規定，孩子的戶口衹能隨母親。黃慶妻子的戶口在昆明市郊區西山區，兒子的戶口自然也是郊區居民戶口。
一天，老師把黃慶叫到學校，告訴他如果孩子的戶口還轉不進市區，衹能要么轉走，要么多交錢。
黃慶告訴記者，當時如果是借讀，每個學期可能要比有城區戶口的孩子多交四五百元。當時，黃慶的月工資衹有300多元，在昆明搪瓷厂工作的妻子的工資更低，實在無力交納這筆昂貴的“借讀費”。
然而，若是沒有特殊原因或者特殊關系，要將郊區戶口轉為城區簡直是比上天還難。對于“沒有本事”的黃慶來說，兒子的郊區戶口是不可能轉為城區戶口的。
思考的抗爭
越是細想兒子讀書的困頓遭遇，黃慶越是覺得不合理。
黃慶認為當時的戶籍制度具有明顯的歧視性，與《憲法》的精神格格不入。最后，他決定給當地有關部門寫信，希望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1991年9月的一天，黃慶在家里寫下了四五千字的一封匿名信，複寫數份以后，分別寄給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黨政機關。
有趣的是，黃慶還把這封信寄給兩家地處官渡區、西山區的大型國有企業黨委。他認為這些企業地處郊區，同樣會遇到“戶口歧視”的問題，希望他們為自己的職工著想，也向省市黨政領導反映問題。黃慶認為，這些企業黨委是一級組織，通過組織反映問題要比個人渠道效果好得多。
黃慶向記者回憶說，他在匿名信里表述的主要觀點是﹕
───把同樣的城市居民划分為城區居民和郊區居民，并在就業就學等方面加以區別對待，公然歧視后者，這是一種不公正的歧視性制度﹔
───在昆明市的城鎮人口中區分“市區居民”和“郊區居民”，不适應經濟建設發展的要求，有弊端，應當改革﹔
───不應該人為地把人划分出高低貴賤，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更加重視人權。
在這封匿名信里，黃慶還建議昆明市應該學習當時上海市的做法，郊區的城鎮非農業人口衹要在市區有住房就可以遷轉戶口。黃慶告訴記者，這是他從當年的《民主與法制》雜志上看到的信息。
情緒的代價
當然，身陷戶口困境的黃慶很難抑制自己的不滿，几千字的長信里也出現了一些帶情緒的話。
黃慶在信中寫道，昆明市應當把城區圈起來，樹一個牌子，上面寫“西山、官渡(郊區)人與狗不得入內”﹔上海市的領導人尊重群眾的權益，昆明市的領導人既不懂馬列主義，也不懂管理，早就該改的政策還在頑固執行。
在寄給兩家國企黨委的信中，黃慶請他們以組織的名義向黨政領導反映，如果沒有效果，就向政府“請愿”。黃慶認為，這是導致自己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重大根据”。
說起當時的這一舉動，黃慶認為，受戶口歧視之害的人很多很多，寫信的目的在于希望當地政府部門能夠聽聽民聲，革除戶籍制度的弊端，并沒有什么惡意。
黃慶當時的想法確實非常簡單，用的信箋也是工作單位的用箋。正是用箋留下了“重要線索”，公安機關沒有經過多少周折就逮住了黃慶。
命運的改變
1991年12月5日下午，黃慶下班剛進家門就被誘捕。
發現自己被帶到昆明市公安局政保處，黃慶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未等警察多問，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有關寫信的全部情況。
當天晚上，黃慶被刑事拘留。隨后，他被昆明市檢察院批准逮捕。
1992年4月，昆明市中級法院不公開審理黃慶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法庭上，衹有法官、公訴人、律師和被告黃慶，沒有准許黃慶的家人旁聽。辯護律師為黃慶作了無罪辯護，未被法庭采納。
法庭認定黃慶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一審判決后，黃慶不服，提出上訴。1992年10月下旬，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黃慶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管制2年。依照法律，拘押一天折抵管制2天，黃慶的拘押時間已夠折抵被判決的管制期。不久，黃慶被從看守所釋放。
回到省檢察院報到的黃慶被告知，必須在兩個月內找單位調走，否則就作除名處理。1993年3月，黃慶被除名，分配給他的住房也被收回。
轉眼之間，黃慶陷入了衣食無著的地步，一家3口僅靠妻子每月300多元工資艱難度日。迫于生計，黃慶先后賣過黃酒、茶葉和搪瓷器皿，生意最好的時候，一個月有100多元收入，差的時候衹有几十元。一家人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生活極度艱辛，夫妻為經濟經常爭吵，妻子鬧著要离婚。
几經周折，黃慶終于在一家建材市場找到了一份工作，景況稍有好轉。但是，妻子偏偏又下崗了，還要供孩子上學，生活依舊艱辛。
10年前，當黃慶寄出那封批評戶籍制度的信件時，絕對沒有想到今天的結局。
戶籍改變了黃慶的命運和人生。10年后，重新反思黃慶的經歷和他付出的代價，耐人尋味的東西很多。
黃慶語氣沉重地表示，自己衹想把這段慘痛經歷忘卻。從看守所回家后，他把和案子相關的東西燒的燒，扔的扔，現在連判決書都找不到了，以至吃不准當初一審時他被判了几年。
“不是一年就是兩年。”黃慶這樣告訴記者。(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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