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
從最初漢匈間的「甌脫」，最後擴展到中國文化疆界的長城，其中經歷了許多的轉折，但並沒有因外在環境改變我的初衷，漸漸形成對歷史考察的自我體系。至於後來再轉向魏晉史學的領域，也和我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有關。因為我認為當長城邊界受外力的影響，被迫消逝的時候，是中國政治社會動盪紛亂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自我反省後開始蛻變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中國文化形成迄今，曾經歷三次文化的蛻變，一在魏晉、一在兩宋、一在近現代。這三個時代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因為史學必須在政治權威干預減少，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權威之時，才有蓬勃發展的生機。魏晉正是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不過，我由魏晉的歷史轉向魏晉史學的探索，也是非常偶然的。那年從香港回來渡暑假，閒著沒事。我的同學孫同勛急著赴美留學，他教一個洋人的《三國志》，一時找不到替手，臨時拉上我。不過，那個洋人讀《三國志》，只是從尋找曹操為什麼不做皇帝的資料，寫他的畢業論文，當時中國大陸為曹操翻案不久，他跟上了這股風。因此，我們意見常相左，而且我覺得為他人作嫁是非常無聊的事。於是晚上備課之餘，順便統計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晉材料。後來回香港翻查資料，發現清代學者錢大昕、錢大昭兄弟、趙翼、沈家本都有裴注引書目之作。而且《三國志》與裴注在乾嘉之際是顯學。趙一清、林國贊也有裴注的專著。不過他們都集中於裴松之保存魏晉史料之功，卻很少論及裴注本身的性質和價值，以及其對後來史學的影響。當時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暇餘之時就梳理裴注。然後發現裴松之注《三國志》，不僅補陳壽之闕，同時更對魏晉史學作了總結的討論與批評。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或即出於裴松之。後來報考臺大歷史系博士班，就以這個無心插柳的成果，寫成〈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的研究計劃提出申請。那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
報考臺大博士班，是我回臺灣大學任教一年後的事。我回臺大歷史系任教也是很偶然的事。新亞研究所的畢業論文，不知為什麼被校外委員饒宗頤打了剛及格的七十分。不過，包括錢先生在內的研究所諸先生，都認為我的論文寫得頗有見地。因此，留所任助理研究員。當時新亞研究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助理研究員留所五年，必須自謀生路。不過，這個規定對我也有很大幫助，使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讀了不少雜書。所謂雜書，就是自己研究範圍以外的書，以備將來謀職所需。有段很長的時間就睡在研究室裡，冬天一床廉價的尼龍被裹身，就地而臥，如街旁的流浪漢，其中艱辛是很難言講的。後來我又返臺渡假，開學仍繫留未歸。臺大歷史系的一位先生得了病，系主任許倬雲臨時找我代開他的「中國近代史」，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但反應卻非常熱烈，也許因此結下第二年回歷史系任教的因緣。以我在學成績之差，又和諸位老先生素無淵源，且不是本系研究所畢業，能回母校教書，已是意外的意外。更意外是回來的第二年歷史系為了培養師資，設立博士班。系裡的講師大部分報考，我也跟著湊熱鬧報了名。但後來前思後想，如果考不上，連好不容易得來的飯碗也砸了，實在不划算。妻在旁笑言：「常是只報名，不考試。」於是，我又開始準備考試，沒想到竟又僥倖錄取了，而且只錄取我一人。
系裡的老先生對設立博士班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雖然只錄取我一個人，卻針對我研究的範圍，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包括李宗侗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專題」，姚從吾先生的「史學方法專題」，夏德儀先生的「史部要籍專題」，楊雲萍先生的「日本史學名著專題」。我的論文由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三位先生共同指導，似乎有意將我培養成一個中國史學史的專業人才。我想我該是非常幸運的。在大學時沒有機會，同時也不敢和這些先生接近，現在他們竟專為我單對單的開課，我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親近他們。尤其後來剛伯先生擺脫了二十五年文學院院長的俗務以後，我有更多時間向他請益。並且旁聽他的「中國上古史學專題」，「魏晉史學專題」。雖然我的論文由三位先生共同指導，後來我到日本搜集論文資料期間，從吾先生遽歸道山。從日本回來，玄伯先生又臥病在床。所以，有問題就向剛伯先生請示。剛伯先生對我不僅是學術知識的傳授，並且有更多做人處世的啟迪。這些年來我一直以他的「量才適性」作為座右銘，才使我得以不陷身塵網，而自致於紛紜之外。今年是剛伯先生百齡，也是逝世二十週年，又是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我竭力舉辦了一個紀念學術研討會，聊表對剛伯先生的感念。
學科考試及格後，有一年出國搜集材料與撰寫論文的機會。我選擇去日本，到京都人文研究所的平岡武夫先生研究室掛單。我所以作這個選擇，因為平岡先生曾在北京大學顧頡剛門下讀過書，並且寫了一本《中國經學史》。因為當時我認為魏晉時期的經注與新興的史注不同。經注透過訓詁或音義明其義理，史注則是詳其事實。但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形式，又與當時新興的史注不同，其淵源或與漢晉間經注的轉變有關，尤其是杜預的《左傳集解》。可能平岡先生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時平岡先生的研究已轉向白居易。中國經學對他已經是非常遙遠的名詞。所以，一次在平岡先生研究室，遇見當時日本漢學研究的活國寶吉川幸次郎，他聽了我的研究情況，就說：「你的研究，我們無法幫助。」我隨即回答：「我知道，我原本也沒有打算你們幫助！」的確，我的想法已經改變，如果將裴注和經學糾纏在一起，是非常麻煩的事，首先必須轉向經學研究。不過，一旦陷於經學就難以自拔了。所以，以後在京都的一段日子，除了整理過去搜集的材料，並且翻閱幾套人文研究所所藏的明清刊本的《三國志》，餘下的時間就去逛廟。
從日本回來，向剛伯先生報告，我所遭遇的問題，除了裴注和經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裴松之在一年之內，完成這部龐雜的著作，可能如溫公修《通鑑》，由一批助手協助下完成的。這兩個問題，都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所以，我決定改換題目。剛伯先生沉默了一會，然後問道：「還剩半年時間，來得及嗎？」我說來得及。於是，我就從裴松之研究轉向魏晉史學的探討。雖然，我暫時放下裴松之，但這兩個問題始終在心裡盤旋著。關於裴松之助手的問題，二十年後在《勞貞一先生八十壽頌集》，寫了篇〈《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裴松之注的淵源問題，這幾年我集中研究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的問題，在討論《史記》「太史公曰」與史傳論贊關係時，突然發現裴松之自注出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個偶然的發現，著實使我高興了好幾天。不久前，為祝鄧廣銘先生九十壽辰，寫成〈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氏自注源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則受裴氏自注的影響，前後是有跡可尋的。
我的論文轉為魏晉史學領域，並向剛伯先生保證在半年之內完成。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了個譜。在我統計裴松之引書資料時，發現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晉史學著作中，其中有許多是《隋書‧經籍志》所沒有著錄的，尤其是別傳。這種別於正史列傳的個人傳記，出現於東漢末期，盛行於兩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了眾多的別傳。別傳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分類中，納入雜傳一類，雜傳包括了別傳、類傳、家傳、地域性人物傳記，以及超越現實世界的志異小說。劉知幾將這類著作稱為「雜述」，是魏晉時期新興的史學寫作形式，正反映了魏晉史學特殊的時代性格。因為一個時代的史學，生存在一個時代之中，和這個時代發生交互的影響。所以透過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可以了解這個時代的史學的演變與發展，同時從一個時代的史學發展情況，也可以了解這個時代實際的歷史面貌。因此，我準備以魏晉時期的社會與思想變遷為基礎，探討這批在正統史學以外的新興史學著作，形成的背景及特殊的性格。關於這個問題我已作了許多準備工作，因為在統計裴松之引用魏晉史學資料時，已經透過《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唐書‧經籍志》，以及唐宋類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世說》與《文選》注，並輔以章宗元、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對這一部分史學著作作了集釋。所以，對這部分資料可以完全掌握；另一方面，過去一段很長的時期研究的範圍是魏晉，回到臺北後，又分別在臺大、輔仁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史」，這是我對剛伯先生說換了題目，在半年內可以完成論文的原因。
轉換題目既定，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到香港去撰寫論文。香港紅塵滾滾，並不適合研究工作，但對我來說卻不同。因為在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進出五六年，架上的圖書非常熟悉，我所需要的材料又非武林秘笈，舉手可取，非常方便。而且牟潤孫、嚴耕望先生就近可以請教。不過當時牟先生任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已無暇和我討論。不過嚴耕望先生對我卻啟迪良多，這是我決定到香港撰寫論文的原因。於是，我又去了香港，在尖沙咀的重慶大廈的高層，租了一間房子安頓下來。這是半島最繁華的地區，人車喧雜，尤其白天，地基打樁的震撼，電鑽穿破柏油路的尖嘶，使人窒息，無法著筆寫一個字。只有到研究所翻閱資料，工作的時間改在晚上，從華燈初上時分開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破曉，然後和衣蒙被而臥。這樣連續工作了三個月，終將論文趕成。其間，大廈失火，列為危樓，無水無電，我必須依賴燭火維持工作。檯上幾支燭火不停躍動，燭涕隨著躍動的燭火淌下來，點點滴滴在檯子上凝住了。我在燭火下奮筆疾書，稿成之日，最後寫下：「斗室一燭熒熒，與窗外五彩繽紛霓虹燈相映，觀案頭積稿盈尺，寫的竟是魏晉衰世，撫昔思今，感慨世事如棋，不覺百感交集，泫然欲涕……」。
《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作範圍所作的分析》的論文，終於寫成了。經過學校、教育部兩次考試，塵土功名也取得了。但論文寫得匆匆草草，自己並不滿意。置於篋中，不願再看一眼。論文寫成六年後，牟潤孫、嚴耕望先生自中大歷史系退休，我去接替他們留下的一部分課程，於是帶了一本論文再去香江。準備拔足於風塵之中，自逐於紛紜之外後，對這篇論文進行徹底改寫。但適逢文革風暴乍歇，過去在香港，我曾關注中國大陸史學，也是最早將中國大陸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後來因返臺資料搜集不易，且事關涉敏感，暫輟，現在許多資料再現，於是我又開始重理舊業，反而將準備改寫論文的工作擱下了。但擱下並不是放棄，只是中間斷續改寫。寫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的觀點已和過去不同，而且也比較成熟，對兩漢至隋唐間，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的過程，獲得一個較接近的解釋。關於這一部分較嚴肅的學術的論文，將另集為一編，名為《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納入《糊塗齋史學論稿》之中。
從一個歷史的學徒開始，在史學領域裡拾荒已經四十年了。因為起初沒有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並播下種子。所以，現在也不祈求獲得豐收。不過，走過舊時蹊徑，驀然回首，過去走過的路上，卻也留下些新的足跡。這些新的足跡，都是在前人收割過的土地裡，撿拾剩餘的穗粒留下的。現在將這些穗粒貫穿起來，發現其中卻有我個人對歷史考察的體系。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是長久時間積累，幾經轉折逐漸形成的，雖然也曾作了某些修正，但在修正過程中卻獲得更多的自我肯定。所以，最初基本觀念並沒有改變。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從開始就學習對歷史獨立與尊嚴的堅持。同時也學會對個人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堅持，以及個人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這種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使我踽踽獨行在史學的道路上，並不孤獨與寂寞。因此在舉世滔滔之中，我並沒有隨波逐流，一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沒有「曲學阿世」。
現在將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撿拾穗粒的材料穿串，集為《糊塗齋史學論稿》出版，《魏晉史學及其他》列為論稿的第一冊。將陸續整理準備出版其他各冊。《魏晉史學及其他》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只是我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踟躕些微的痕跡。直到現在，我覺得走上這條路，是非常僥倖的。如果沒有師長的指引，也許我會迷失。如果沒有我妻在旁默默相扶與容忍，也許我無法堅持下去。我還要感謝三民書局、東大圖書的劉振強先生，如果沒有他的慨允與相促，《糊塗齋史學論稿》與即將準備編輯的《糊塗齋文稿》是不會出現的。這兩套書現在和將來由編輯部費神企劃，李廣健、陳以愛、陳識仁、蔡瑄瑾諸弟細心校閱，並此致謝。
雖然，走過舊時蹊徑，也會留下新的腳跡。不過能在這條並不平坦的路上，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的確要感謝在路上相遇的許多人。但除了我自己，因為我既懶散又雜亂無章，且糊塗。所以，我知足又感恩！
逯耀東寫於臺北糊塗齋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安珀颱風狂風疾雨叩窗之時
（節錄完）（本文限網站刊登）
──節錄自《魏晉史學及其他》／東大圖書公司提供
責任編輯：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