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2）

附近街區原本就是為外來者建立的庇護處。一八四二年初次輸掉鴉片戰爭後，清朝將部分上海市及其它港灣城市割讓給西方強權。法國占領了城市的這個區域，將曾經廣闊的稻田轉變為專屬街區，即一八四九年確立的法國租界。

打從那時起，法國就為一個個弱勢族群提供庇護。比如一八六○年，由暴動農民發起對抗清朝的太平天國起義時，此地就收容過成千上萬尋求避難的中國難民。此後即便每任該市的中國領導都表示反對，劇場、電影院、舞廳仍在法國保護下繁榮興盛。很快地教堂、寺廟、清真寺也多了起來。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政權，將外國租界詆毀為受到外侮的恥辱象徵。但在他們的政黨宣傳中卻漏掉一個事實：一九二一年，二十八歲的毛澤東便是在法國租界深處的一間女子寄宿學校與其他思想激進的年輕人會面，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

毛和他的同志之所以選擇這裡，正是因為租界得以提供庇護。唯有在此，該市的中國掌權機構才不容易找到他們，免於被逮捕後遭審判的命運，那會使得中國共產黨無法落地生根，將徹底改寫中國的歷史命運。

法國人依照典型巴黎城區的樣貌建造此地街區：這些狹窄蜿蜒的道路兩邊植滿了當地人稱為「法國梧桐」的樹木，意即「法國鳳凰木」，但它們其實既不來自法國，也不是鳳凰木。

正如同上海混沌的歷史，這些樹更四海為家一些：它們是倫敦梧桐，為原生自中亞的東方梧桐及美國梧桐的混種。此外，第一株倫敦梧桐其實是在西班牙發現的。

喬治—歐仁·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男爵是使得倫敦梧桐舉世聞名的推手。這位城市規劃師熱愛倫敦梧桐枝葉茂密的外型，於是十九世紀當他將巴黎從布滿混亂的小街道變身為由兩旁植樹的寬廣大道街區，便在整座城市內種滿倫敦梧桐。

沒多久，倫敦梧桐就在全球各地出現，直到今日，還占領著許多世界級的大城市，例如羅馬、雪梨和紐約。它的葉子和楓樹很類似，現在也是紐約市公園處的徽章圖案。

上海路樹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倫敦梧桐。城市規劃師將其稱為「超級樹木」，因為根系淺，而且對煙塵、極端溫差、蟲害的抵抗力極強。樹與樹之間的種植間距約五至七公尺之間，修剪時必須採取一種稱為「重複截頂修剪法」（pollarding）的技法，截斷一側以刺激枝條往道路對側生長，兩邊的枝條在路面上方糾纏形成兩至三層樓高的深綠色隧道。這種綠色拱廊能為行人遮擋夏日令人汗流浹背的烈陽，也能阻擋從東海頻繁席捲而來的猛烈暴風雨。

我在二零一零年搬到長樂路，此地的巴黎街區樣貌猶存，但中國已重新為道路命名。

薛華立路（Rue Chevalier）改成建國路；賈爾業愛路（Rue Garnier）改為東平路，中文意思是建立國家及東方和平。其它用來紀念已逝法國名人的道路則改名為富民路、茂名路、瑞金路。

每當走在這個新定居的街區中，我總藉著誦唸這些聽起來喜氣的路名來練習中文，像是安福路、永福路、宛平路。我所居住的（路名）大概是聽起來最喜氣的一條：長樂路，代表「長久的快樂」，但我為了讀起來更通順，於是將其英文名修飾為「永恆的快樂」（Eternal Happiness）。

不過當地人看到街名時，首先想到的不是通順或喜氣與否。舉我公寓南邊的安福路為例，「安福」其實是江西省的一座小城名稱，當地以加工豬肉成為火腿聞名。茂名路的「茂名」是一個繁榮的廣東港市。我所居住的街名「長樂」，也是福建省一座海岸城市的名字，明朝探險家鄭和就是從此出發探索了幾乎整片亞洲。

當中國政府重新命名這些擁有法國名字的街道時，他們將南北向道路以中國省名或省會名稱命名，東西向則以當時繁榮的各地城市命名，而這些名字早在好幾個朝代前就已如此喜氣。

這條狹窄的街道是這區少見的雙向道，計程車常利用此街避開附近高速公路的車潮，但也得應付幾乎從每個縫隙竄進來的電動機車。

這些電動機車通常會成群地逆向行駛，每當有車子要迎面通過時才會在最後一刻散開，好讓車子穿過這片機車陣，弄得喇叭震天價響，一片車燈亂閃。

道路規則正是所謂的適者生存，路權永遠屬於體積最大、攻擊力最強的車輛。位於食物鏈頂端的是上海市公交車，它們光靠體積就能得到機車騎士與汽車駕駛的尊敬，讓路給這隻龐然大物，如同動物避開橫衝直撞大象的某種生存直覺。

正因為如此，腳踏車只能在路肩或人行道上自求多福，並為了發洩穿梭於路上的人流。

我選擇和電動機車一起用路。我通常騎得夠快能趕上他們，而他們的用路習慣（移動得像環法自行車賽的主車群）也能提供我必要的保護。但每天早上騎車，我還是得時時留心周遭環境。

儘管這些上路的車輛貌似一片混亂，許多駕駛卻擁有狀態良好的運動員般的專注力，遵循著路上的潛規則。他們彼此配合在路面上移動，沿著長樂路或加速或繞彎，看似混沌卻自成系統。◇＃（未完，待續）

——節錄自《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李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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