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當代中國中央集權的財政難題

【大紀元2016年09月01日訊】日前，國務院公佈了一個文件，「國務院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從題目看，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革文件，但令人頗感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改革，宣傳力度並不大。朋友送來《人民日報》發表的署名Z博士寫的評論，題目是「國務院的這項大改革，等了足足22年」，希望我發表議論。我讀罷這篇評論的第一感覺就是，無論從作者身份看還是從內容看，這個評論都與這個改革主題的份量很不相稱。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李克強，更不要說習近平對如此重大的改革都不公開發表意見？瞭解文件的主要內容之後，我對中國領導人為何對這一重大改革態度曖昧，有了這樣的判斷，那就是對於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如何劃分這個老大難題，當權者雖然已無法繼續拖延，但對於如何改，既沒有辦法，更沒有信心。這個文件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歷史上，政治上集權的帝制中國始終不敢給地方財權，因為害怕地方勢力坐大，威脅到政權穩定。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國家沒有能力徵稅，或不敢合理徵稅，因為無力保證稅負公平。結果是泱泱帝國大而不強，招致外強欺辱。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借助暴力革命，徹底消滅了地方和社會的自治能力，中央的汲取能力大為提升，卻解決不了經濟的活力和效率問題。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一個重大原因就是趙紫陽通過地方財政分權來推動經濟市場化，取得成功。但他沒有來得及解決中央和地方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劃分財權和事權的難題，就被迫下台了。

那麼，當代中國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的劃分究竟難在何處？事實上，這正是此次國務院文件刻意迴避的要害問題。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劃分的難題，就在於如何實現地區之間與地區內部社會權利的公平問題，如果這個公平機制搞不清楚，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的劃分就沒有了根據，或者說完全不可能實現理性化和法治化。

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迴避公平的財權和事權劃分的所謂「改革」究竟還有沒有意義？這樣的「改革」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我的理解是，這樣的改革對於維持中央政府超強的「汲取」能力或「搾取」能力是有意義的。因為，正如文件指出的，這樣的改革意在增加中央政府對於保證落後地區的底層居民的基本福利的支付能力，從而讓這些人不至於選擇「造反」。但是，這樣的改革卻絕對不可能解決地方之間與地方內部的社會公平問題。這個文件之所以不敢正面提出公平問題，恰恰說明當權者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出於保住「紅色江山」的底線思維，當權者只能做這樣的選擇。

這樣的改革對未來中國意味著什麼？其實已經有人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最近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80後作家郝景芳的小說《北京摺疊》獲得了科幻小說最高榮譽雨果獎。正如有評論指出的，《北京摺疊》描繪的中國並不是什麼「科幻」想像，而是中國在惡性的個人競爭與地區競爭之下，必然和正在發生的災難現像。這種現像告訴我們，托克維爾指出的中央集權的財政邏輯、政治邏輯和社會邏輯並沒有因技術進步而改變，只不過在現代技術條件下，中央集權的國家有可能把個人之間普遍的惡性競爭維持的更長久，從而帶來極為嚴重的長期後果。

《北京摺疊》代表中國青年一代向當權的政治、知識和文化精英提出了不容迴避的問題就是，難道我們中國人就沒有智慧解決如何分權自治的難題，而非要在中央集權的老路上，一條道走到黑嗎？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