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蓮：洛杉磯札記（9）
【大紀元2015年08月17日訊】【九】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個汽車連的士兵因偶然事故死亡。後來發現他做過不少好事，比如給老大娘帶路去工地義務勞動，給災區捐款之類，又堅持學習《毛澤東選集》多年，寫了不少讀毛著筆記心得，並「發現」他寫了很多「日記」。在「日記」中，他說自己一切都照毛澤東的指導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經報刊一披露，中央領導紛紛題詞。毛澤東是七個大字：「向雷鋒同志學習。」這可不得了，於是大陸《雷鋒日記》《雷鋒事跡》電影、喜劇、歌曲、美術作品鋪天蓋地，每天每個角落都響遍了《學習雷鋒好榜樣》的歌聲。半個世紀以來，每逢毛澤東這個題詞發表，全國都要大規模紀念，又開展一次「學雷鋒」活動。其實人們心裡都明白，「向雷鋒同志學習」就是「向毛澤東學習」，這種厚顏無恥的劣跡令人咋舌。人們一直都存在不少質疑，這個孤兒，沒念過書，能寫那麼多「心得」「日記」，不是別人操刀，他能寫出來嗎？近幾年報刊披露，這個孤兒出身的士兵，竟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就穿上皮夾克。騎上摩托車（見報刊照片）而且同時與兩位女子談戀愛，其中一位還在報上發表文章回憶她與雷鋒的「親密之情」。當人們看到這一切都目瞪口呆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剛過去，物資奇缺，人們最羨慕的奢侈品是「三轉一聽」（單車、手錶、縫紉機和收音機）工資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哪買得起。當兵的每月津貼三元，後提高到六元，而雷鋒二次去災區，每次都是捐一百元。這在當時一般人連想都不敢想。他哪來的皮夾克，摩托車？哪來那麼多錢？這和他「日記」中所寫的「勤儉樸素、艱苦奮鬥」的形象相去什遠。人們能相信這樣的「事跡」嗎？能不明不白地去學習他嗎？
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事實上他嚴眼裡哪有群眾。毛澤東說：「別看農民腳上有泥土、牛屎，但農民是最乾淨的，是最有知識的；知識份子身上最髒，最無知識。」他命令全國上千萬青少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他多次大聲疾呼：「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真是虛偽到極點。」
2014年3月17日習近平專程去河南省蘭考縣去考察「蘭考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並發表談話，要求全國人民繼續學習焦裕祿。於是全國118各級領導又紛紛集會 ，發紅頭文件，再次大規模掀起學習高潮。
焦裕祿，蘭考縣委書記。1964年5月14日患肝癌病逝。他的「心裡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精神，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然而，他的赫赫名聲始於一則新聞（長篇通訊）。很少人瞭解的是這篇著名的通訊四十年來說法不斷，質疑之聲至今沒有停息。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這篇新華社稿，署名穆春、馮健、周原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同時向全國廣播，轟動全國。各新聞單位聞風而動，紛紛派出記者湧向蘭考。這時焦裕祿已經逝世兩年。這篇報導的主要採訪對像時時任副書記的張欽禮，報導中所寫全部事跡都是他介紹的。他的名字在報導中曾出現過多次，而且被稱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通訊的作者之一慕青，時任新華社副社長，1982年升正職，黨組書記，被譽為「焦裕祿式的好記者。」「文革」一開始，因為報導沒有寫階級鬥爭，被批為「一株修正主義的大毒草」一批紅衛兵衝入新華社河南分社批鬥周原，多次遭到毒打。後逃到蘭考，群眾家家119暗中輪流保護，才得保全性命。通訊剛一發表時，蘭考縣委，政府中就掀起大紛爭。一部分縣領導認為焦生前與張不和，所謂「親密戰友」是編造的謊言，是張欽禮「借焦裕祿之名把自己宣傳出去，搞政治投機。」幾個月後，「文革」開始，北京八大院和不少單位的紅衛兵到蘭考串連，聽到縣委政府領導對長篇通訊和張欽禮的質疑後同蘭考縣的紅衛兵聯合先後帖出了很多張大字報：「那些混蛋的修正主義王八羔子，在採訪中對人所共知的舉旗抓綱，卻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農兵群中去採訪，只聽那取那些企圖想騙取政治資本的扒手亂說一通。」1979年河南省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紙刑事判決書上張欽禮被當成「林彪四人幫的追隨者」逮捕判刑。
2009年1月，作家任彥芳出版了《焦裕祿身後—-我與蘭考的悲喜劇》一書。書中寫到：「《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節失實的報導，新華社記者之用了三天時間採訪，片面聽取了匯報，只相信張欽禮，沒有深入調查核實，間接導致了文革十年的蘭考一系列慘劇。」任彥芳於1965年3月受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委派，到蘭考組織創作焦裕祿電影劇本（後夭折）。他從蘭考的檔案中看了焦裕祿主持工作的以來全120部起草和批閱的文件。之後，他給長影廠黨委寫了報告，說：「焦裕祿那篇新華社著名通訊，完全不寫階級鬥爭，只寫除三害（風沙、鹽鹼、內澇）這與當時主要負責抓除三害工作的副書記張欽禮的匯報有直接關係，他將自己幾年來，歷盡艱辛為蘭考百姓做的事情安在焦裕祿的身上。當時上級派焦裕祿來的主要工作是抓蘭考的階級鬥爭……。」
蘭考百姓至今深深懷念的是張欽禮而不是焦裕祿。張欽禮是土生土長的蘭考人，1943年參加地下黨活動，1945年2月入黨，24歲時已經擔任蘭考縣縣長。1957年反右，一張大字報引起風波，導致蘭考不到一千名脫產幹部劃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起因是縣委某幹部霸佔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哪位軍人復原回來，幹部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了監獄。隨後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有二百名幹部在上面簽了名。反右時所有簽名者都劃為右派。時任縣長的張欽禮認為他們都是好同志，結果被河南省委組織部領導批評是，典型的右派言論「受到降級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1958年大躍進，張欽禮說他沒見過紅薯畝產二十萬斤。
小麥畝產五千斤，芝麻稈能搾出油，批評省委帶頭搞浮誇。省委領導立即組織批鬥，帶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一年，降職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饑荒時蘭考大批群眾偷偷外逃要飯，親睹慘狀的張欽禮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油燈，給周總理寫了信，求總理救救河南人民。不久獲得平反，他把三年勞改補發的工作1264元，全部捐給蘭考救災辦公室。這在當時可說是一筆巨款。
任艷芳《焦裕祿身後》一書，認為張欽禮不與焦裕祿合作。潑冷水，背後打小報告這是不符事實的。新華社記者陳健對焦裕祿時期蘭考縣委機關幹部長達數年的調查採訪，結論是：張欽禮一直想成立一個除三害辦公室，但由於運動頻繁，而他自己被一貶再貶，長期被控制使用，故始終不能如願。焦裕祿來後立即採納了他的建議，成立了辦公室。經常陪焦裕祿下鄉的縣委辦公室通訊幹事劉俊生對《時代週報》記者說：焦裕祿到蘭考時正值三害最嚴重的時候，他就把除三害這個重擔交到張欽禮手上。張欽禮全身心都投到這個工作中，他們配合的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為啥焦裕祿只來蘭考一年兩個月就去世，治理效果這麼好呢？」多少年過去，蘭考人民沒有忘記張欽禮因為焦裕祿在蘭考實際只工作了多半年。後來臥床不起，不久就逝世了。真正抓工作的是張欽禮。
2004年張欽禮病逝後，一批批各地去的記者發現了讓人震驚的事情：位於蘭考縣南彰鎮張莊的張欽禮墓地，墳墓本身很簡單，一抔黃土 ，既無水泥鋪蓋，也無茵茵綠草。墳頭前是草地，種著油菜和大蔥。但在這個土堆周圍百姓自發樹起四十多塊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塊碑上都刻有張欽禮的事跡，以及密密麻麻的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來自蘭考縣不同的村莊，還有漢南各地，山東省、河北省甚至台灣。張欽禮的靈柩運回老家安葬途經蘭考縣城，一位河南日報記者記下了當場的情景：「本來二十多分鐘可以走完的路，結果走了四五個小時還沒有通過，街上至少有十萬人，靈車根本走不動，許多人趴著靈車哭，有些人一直哭昏了過去……出租車哪天免費搭客，只要是趕去送張書記的，一分錢不收，完全是自發的……」
張欽禮在文革中命運幾經沉浮，1967年1月被關押批鬥，身心備受摧殘。1971年被檢舉在蘭考搞123「劉少奇生產黨」被當時河南省委副書記王新批示軟禁於信陽大別山。他經歷了關押、軟禁和十三年的監獄生活，在群眾中消失了二十七年之後，竟獲得百姓載道焚香、沿途祭拜、哭聲動天的哀榮結局。為什麼張欽禮把自己多年曆盡艱苦的為蘭考百姓辦事的事跡全部都說成焦裕祿做的呢？這是不難理解的。一、他是副職，是下級，自己又多次被關押，被省委組織部控制使用，他深知自己「有前科」，當然不能說是自己幹的，二、除三害，關心百姓的疾苦，這不是抓階級鬥爭，是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是大非問題。多次挨整的張欽禮心理當然明白，好在焦裕祿已死兩年，誰也奈何不了他。
三、張欽禮是土生土長的蘭考人，他愛這片土地，愛家鄉的父老鄉親。他多年目睹鄉親們的苦，深知蘭考的條件太差，考蘭考本身是根本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擺脫窮困的。現在中央的大官（新華社副社長）和記者來訪，正好把蘭考的苦訴一訴，盼望能驚動中央可憐可憐蘭考受苦受難的鄉親，幫一臂之力。我們深信張欽禮是真誠的，這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的真誠表述。（湖北知青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新周報》「傳奇版」2013年第15期，責任編輯劉品坤）毛澤東說：「世界上最怕認真二字，共產黨最講認真。」而事實恰恰相反是「共產黨最怕認真二字，世界上最講認真。」1949年以前，延安的「反AB團」，「搶救運動」等等不算，光1949－－1976二十多年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倒行逆施胡作非為造成了八千多萬人的死於非命，這一切能「認真」的了嗎？共產黨「認真」過嗎？鄧小平說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定規不定細」。這樣一批「黨史專家」便採用「瞞天過海」避重就輕或乾脆製造假歷史來欺騙人民。去年大名鼎鼎的「文革」幹將聶元峰向採訪他的記者提出申訴：當年他唱紅打黑（幫）名滿天下，後被當做「文革餘孽」「黑打」了二十多年，至今已九十三歲，還不能恢復他應享的公民權利。他憤怒地質問：官方既然說文革是十年浩劫，文革的「發動者」為什麼還是萬眾敬仰的「英雄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卻把他這樣的「造反派」充當文革的「政治替罪羊」？這樣刻意營造的一種歷史記憶，距離客觀公正有多遠？（《爭鳴》2013年12期）
「公道自在人心」中國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賬，幾千萬個冤魂不會煙消雲散，人們會永遠記住他們。利比亞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薩達姆，南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的米洛客維奇，害死幾千人、幾萬人，被判滅絕民族罪，反人類罪，受到嚴厲懲罰。而害死八千萬人是什麼罪？應如何懲罰？大陸每屆新領導都要去西柏坡參拜，以表忠心。建國六十週年大慶典，從天安門廣場走過的還有「毛澤東思想」方陣，「共產主義」方陣，沒有任何懺悔和反思。民間理論家王康對「唱紅歌」的評論，有一段話說的非常精闢：「對紅歌這種源自仇恨、暴力、偏執和血腥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國人、全然違背歷史傳統和民族大義，必為時代所不容，日益暴露的罪錯，利慾熏心，草菅人命，是人性的喪失和道德虛無主義的結果。多年來，國人太過關注「大人物」，的權謀鬥爭，卻忽視了他們的人格結構和精神價值取向。而歷史的惡無不潛藏在他們的人性之中。」
一個民族要把災難變成財富，要反覆深刻冷靜思考，要重溫噩夢。健忘症是可怕的。好了傷疤忘了痛，似乎126成了我們民族集體無意識症候。我們急需要事後反思的功能，在經歷了時間的沉澱和淘洗之後，富有哲理和人文深度的對數十年重大事件進行反思，提供有價值的提示，要思考災難和罪惡的人為因素。作家劉慶邦對大饑荒的記憶刻骨銘心，寫出了久藏心底的《平原上的歌謠》。作品寫出了對飢餓的切膚體驗，那種撕心裂肺的痛感直逼人心。作家抱有一種焦灼感和使命感，要為全國大饑荒作證，為全民建立毛澤東專權下大災難的文化記憶。他認為不寫這部小說就對不起那些餓死和被種種罪名折磨死的人和那段歷史，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輩子都白活了。他說：「一個民族的記憶是這個民族的力量所在，善於保存記憶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試想一個民族倘若失去了記憶，就有可能重蹈災難的覆轍，那是多麼可怕……」「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記憶，如果我們這一代親歷過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讓後來的人想像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們必須現在就行動起來，讓記憶文化向遺忘文化挑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4年第一期）
我們要向這些作家致以崇高的敬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差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躋身於瀚林，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明自傳於後。」這些代我們偉大民族保存記憶的作家作品，聲明必會自傳於後，自傳於千秋萬代。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只要毛澤東的正統還在，中國就一直沒有走出那個罪惡的時代，那個時代的罪惡至今還在時時發酵發臭，哪裡會有多少對當年罪孽的道歉和真誠的懺悔呢？被毛澤東的文革之名放出魔瓶的人性之惡的幽靈，迄今仍沒有收回去，還在中國大地上遊蕩，伺機興風作浪……（《動向》2014年3月號）
當想起數千萬冤魂不知何時才能得到昭雪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哀歎就會自然而然地湧上心頭。
（2014年8月23日於洛杉磯）
（接前97頁倒數第二行）
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很高：「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還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要大家學習魯迅的榜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2001年9月魯迅的兒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書中說1957年有一次著名翻譯家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麼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的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的講了出來。不料，毛澤東對此卻非常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周海嬰的書使毛澤東的原形畢露，極力推崇魯迅，說他多麼偉大，卻又要把他關進監獄裡。（《新周報‧傳奇版》2014年第9期）
（接前44頁14行）
一代儒將蔣百里。他在1937年初就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軍事理論。他於1937年所著《國防論》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國防理論著作，在二戰中這部著作成了中國軍隊的戰略指導依據。在這部耗盡他心血的千鈞之作的扉頁上，他包含深情地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這位國民黨的著名將領提出了三大觀點，在抗戰中居然奇蹟般的一一得到驗證。一、不畏鯨吞，只怕蠶食，主動的實施全面抗戰，化日軍後方為前方，使其無暇消化佔領區，從而使日軍無法利用佔領區提高戰鬥力；二、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軍攻勢，迫使日軍進攻路線由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南北路線改為沿長江而上的東西戰線，從而充分利用沿江山地與湖沼的地利，抵消日軍兵器訓練方面的優勢，三、用空間換時間，「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跟他們講和」進行持久戰，通過時間的消耗拖垮日本。具體做法是將日軍拖進中國地理第二稜線，即湖南、四川交界處，和日軍進行相持決戰，至於中國完全可以實行持久戰的理由，蔣百里犀利地指出130中國不是工業國，是農業國。對工業國，只要佔領其相關地區，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紐約就是半個美國，大阪就是半個日本。但對於農業國來說，即使佔領他最重要的沿海地區，也不要緊，農業國是鬆散的，沒有要害可抓。所以蔣百里的結論是：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可持久戰。後來的中日戰爭態勢軌跡恰恰按照他的預料進行，這反映了他對兩國實力和戰略態勢的準確把握。
為了擺脫外交困境，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援助，蔣介石於1938年初決定派儒將出生的外交家蔣百里出使西歐，同日本展開外交戰。蔣百里以弱國之使的身份，多次出使西方，成功的為當時的民國政府爭取了較大的國際空間和支持，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抗日的進程，寫就了不休的外交傳奇。回國後，蔣百里擔任陸軍大學校長，1938年病逝於廣西。國民黨政府追授蔣百里為陸軍上將。（《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戰場全紀實》）
（上接112頁13行）
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說：「創造並非意味著杜撰。任何創作即受本身規律的約束，也受他所利用的素材的制約。任何創作總為自己的對象及對象的結構所決定，因此不能允許有任意性，實質上不得杜撰什麼，而只能揭示事物本身的內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2014年第6期197頁）在「毛澤東文藝路線」的肆虐下，作家們只能杜撰出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根本無法讓讀者感受到真實。
（上接76頁第12行）
又如吳晗。這位西南聯大教授，歷史學家、劇作家，官至北京市副市長。文革不久，由於姚文元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掀開了十年浩劫的序幕，吳晗厄運臨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戴上」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抓進監獄。不久，被「毛主席的紅衛兵」造反派提審，當時就被木棍和帶鐵夾的皮帶打得血肉模糊慘死。他的夫人也被毒打，早他而離開人世。他的遭遇得到人們的同情。但吳晗在1957年毛澤東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一文後，在一次北京召開的批判「章羅同盟」的大會上，他取出1948年秋密藏下來的羅隆基托他交給民盟香港領導人的密信交給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在信中要求香港民盟要堅持自主原則，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揭發使羅隆基幾乎受到致命的打擊。吳晗又在會上作了「我憤怒，我控訴」的發言，為了討好毛澤東和共產黨，他在大會上說：「章羅的反黨是一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凶惡的敵人」。這發言獲得了長時間的掌聲，為反右，立下大功，終於獲得信任和提拔。
吳晗在學術研究中儘是討好毛澤東。1943年他寫了論著《由僧缽到皇權》走明星影射史學的道路，用以影射蔣介石的文字獄。而到了上世紀60年代改寫了《朱元璋傳》在不少公開場合大談「紅太陽」如何對《朱元璋傳》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見，並刪去了朱元璋殘酷的文字獄史實，同時他又以明史專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傾的機會主義時，把彭德懷說成是假海瑞。
以胡喬木、吳晗為代表的一大批名氣大、地位高的高級幹部，就是這樣自私自利，見風使舵，利慾熏心，卑劣無恥之徒。（《新周報》）
上接87頁17行
2014年7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一書，披露了發生於1937-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史。作者是西方新一代中國抗戰史研究權威，38歲即成為當時牛津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之一，現任現代中國政治與歷史學教授的拉納‧萊特。在深度、客觀、全面補正鮮為人知的抗戰細節基礎上，以超越國別，民族的知識份子情懷，闡述了八年抗日中的重大問題，轟動了全球的史學界和媒體。他提出：「大陸對國軍正面抗擊日寇所作貢獻認識不夠，評價偏差，（引者註：這是作者出於禮節的委婉說法，實際上是為了提高自己、貪大功為己有而刻意歪曲和否定歷史）」要還歷史於公道，對於蔣介石本人更應該客觀評價。他抗衡外來入侵矢志不渝，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的民族氣節，與深明大義，應該受到海峽兩岸共同尊重，資料披露，蔣介石生活正統，作息很有規律，沒有吃喝嫖賭的不良嗜好，也不抽煙酗酒，假如他活到今天，聽聞大陸大多官員「五毒俱全」，恐怕又要破口大罵「娘希匹」吧！
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他還原了歷史的真貌。比如蔣介石如何對待抗戰？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中國自強之意義與責任，應具必戰之心，而後可以免戰。」「倭寇在盧溝橋挑釁……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正是因為蔣介石的抵抗政策，昭示著並非中國全境都甘於屈從日本囂張的侵略，重慶（國民政府所在地）才會經歷日機轟炸的頻繁洗禮：「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熱血口號，以及台兒莊等戰役的悲壯慘烈，無不昭示蔣介石對抗戰的堅定不移。而在公開場合，蔣介石做出妥協姿態，但也暗中聽任蔡廷鍇的十九路軍反擊日軍，無疑體現了鬥爭策略。作者又指出蔣介石本是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他為何仇視共產黨？1923年的蘇聯之行，蘇共領導人獨斷專行，排斥異己及蘇聯呈現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擴張主義一面，給他留下極壞印象，構成他日後堅決反共的思想基礎（2014年8月10日《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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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把《文藝情況匯報》上登載的《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批給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劉仁，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什微。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毛澤東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中的第一個批示。1964年2月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迎春晚會，會後有兩位參加者向中央宣傳部領導寫信，指責這次晚會「看中的是吃喝玩樂，部分演出節目庸俗低級，趣味低劣」。收信後，中央宣傳部領導召開會議對這件事進行討論，決定在文聯及各協會全體幹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整風學習告一段落時，6月27日，毛澤東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這就是後來被稱為毛澤東對文藝界 「兩個批示」中的第二個批示。毛澤東用心陰險，信口狂吠所謂對文藝界的「兩個批示」就把全國文藝界的人推下無盡頭的苦難深淵，「人數很多」「大多數」的文藝界人士從此厄運臨頭，浩劫難逃。
（全文完）
責任編輯：高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