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東南隨筆】《禮樂文明縱橫談》：魂兮歸來(十八)

（續上期）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

以禮樂文化為道德資源和政治資源的儒學，幾千年來，已成中華文化的主體。從社會管理，到倫理道德；從民風民俗，到審美情趣，都發揮著深遠的影響。為凝聚人心，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強固的民族心理。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於不同的認知和實踐，儒學或被頌為千秋師表，或被貶為遺禍萬代，聚訟紛紜。特別是，近代西方文明潮流湧動，我國皇權專制敗像叢生，得風氣之先的知識精英，痛心疾首，以傳統文化為禍首，集矢儒家學說，認定儒學是皇權專制的護身符、國家敗亡的禍根。

《新青年》發表反孔宣言，指責「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兩千餘年矣！」為了中華進步，必須揚棄儒學的殘骸枯骨。「打倒孔家店」旋成新文化運動最流行的口號。這些洩憤的批判，隨著理性思考的回歸，人們開始認真反思。對民族的傳統文化，考證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準確闡釋儒學乃至禮樂文化的原創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這才符合科學的態度。

周代分封諸侯，創建了近似聯邦制的國家，實行禮治，成就了我國歷史上立國年代最久的王朝。春秋時期，政治一體化尚未形成，迎來了文化多元化的輝煌局面，創造勃興、百家爭鳴，出現了文化原典大創造的時代。終因禮治———以德控權，操作不易，隨著權力跋扈和紛爭，禮崩樂壞。孔子克己復禮，主張三代之治，「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雖一生奔波， 「王道」 勝境，終難實現。

正如朱熹所說的，秦漢以降， 「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因此，後世皇權專制的種種弊端，不應歸罪於禮樂文化和儒家的治國主張。禮樂文化和儒學的原創精神，不僅不是皇權專制的幫凶，相反，禮樂文化和儒學，在中國漫長的皇權專制的歷史上，恰恰是規範控制皇權最恆久有力的道義力量。

譬如說，儒家公天下，虛君共治的政治理想，是對黃帝、堯、舜開創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和以禮治國的繼承。「通賢共治，示不獨專」是限制皇權的理念，在漢、唐、宋三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儒學主張，君主只是權力的象徵、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君主在修德為天下垂范的同時，要虛其位；行權治國，要選拔賢能者任職。宋代皇權受法度約束，專制相對寬鬆。宋太祖立下誓約，藏於太廟，要求嗣後皇帝，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蘇軾撰文證實：「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嚐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 宋儒構建虛君共治，化民成俗的治國秩序，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朱熹上書宋寧宗：政令「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 政令由君主獨斷，即令合乎事理，也耗損治國的根本，將引發弊端。朱熹堅持認為：虛君是常理，是祖制。隱隱形成君主———宰執———台諫，三權分立的結構。這正是宋代為甚麼能臣賢相輩出的緣由。

責任編輯：澤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