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虛歲）誕辰，大紀元網站從黃花崗雜誌獲得授權，連載《千古聖哲孫中山》，以供讀者瞭解國父的生平事跡。
護法‧上（一）
中華民國的創建，是由孫中山先生為主導的辛亥先賢前輩們，因應世界之大勢，以他們先知先覺的睿智，為中華民族世代子孫所做的最佳選擇。
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一是順應世界潮流，一是遵從天賦人權，一是遵從民心法理，建立起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的政治制度，此乃歷史之必然。民主憲政的建立，為中華民族開創了民國的新時代！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歷史選擇！因為自由、民主、博愛、平等之理念，不僅為那時世人所追求，更是今日凡有良知者所共同遵循的普世價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各地革命黨人奮起響應，一月之餘，南方各省紛紛宣佈獨立。成立都督府。為了儘快組織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各省派出代表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議先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是中華民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的檔，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議決通過，並由來自十省共二十二名都督府代表簽字確認（十二月十四日奉天、山西、江西及廣東四省代表簽名追認）。大綱規定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方法、臨時大總統之權力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參加選舉的有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孫中山獲得十七張有效選票的十六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中華民國於此依法正式誕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參議院（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參議院成立之前，由此聯合會代行其職權）決議改用陽曆，並以中華民國紀元，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於民國元年一月二日，通電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組建參議院是為國體建設的重要一環，孫中山極為重視。民國元年一月三日，即通電各省選派參議員前來組織參議院。參院未正式成立前，暫以各省都督代表會代行參議院職權。經過二十幾天忙碌，籌備組建完成，民國元年元月二十八日參議院正式開院。
孫中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南京三月」、九十一天、二千一百八十四個小時，與辛亥先賢們一起，從法理上、程式上、組織上、外交上、輿論上、全體國民的思想上、心理上，將一個完整的中華民國紮紮實實地建立了起來！為免戰火蔓延而致生靈塗炭，為使南北和平統一，孫中山毅然決然讓出開國大總統的位置，推袁自代，同時亦將完善國體、鞏固國基，保障國本的歷史重任壓在了袁世凱的肩上。
民主憲政，是一條依法治國的道路，參議院為立法機構，開院後首先制定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由臨時參議院（南京）通過，三月十一日公佈實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亦從即日廢止。
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自約法施行後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制訂憲法、選舉正式大總統。革命黨人自臨時政府北遷、南京留守府撤銷，實力已大不如 前，唯有利用新興蓬勃的民氣，順應國人革新的要求，號召普選，組織正式國會，以造成一切取決於國會多數黨的局面。袁世凱為獲得正式大總統的名位，不得不依 規定使國會如期召開。
民國元年八月十日，北京臨時政府公佈由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倣傚美國國會，行參眾兩議院制。同月十三日，公佈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及各省複選區域表。九月五日，公佈眾議院選舉日期，規定初選於民國元年十二月十日舉行。複選於民國二年一月十日舉行。
國會即將召開，引起若乾熱衷政治人士的興趣，紛紛組織政黨。吳相湘先生說：據他所見原始資料及書報所載，民國元年夏，北京大小政黨合計不下百數，但多為不明政黨本質的烏合之眾。第一次國會正式選舉時，競選的黨派有最大的國民黨及與國民黨相對抗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共計四黨。
政黨政治在歐美諸國已趨於成熟，而在中國則剛剛起步，尚處於啟蒙階段。
宋教仁曾入讀日本法政大學，素究歐美政黨政治，又富才氣，習縱橫之術。民國初建，宋即主張政黨政治與責任內閣。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召開之前，宋教仁傚法歐美每屆總選，各政黨為爭取國人擁護本黨主張與政見，必自消極上指責對方的錯誤與弱點，再積極敷陳本黨的政見。宋教仁既以推行政黨政治於中國自任，故以身作則現身說法。
「民國二年二月一日，宋教仁自湖南桃源故鄉經長沙至武漢，在國民黨湖北支部演講時，首次開始指出袁政府的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後來宋在上海、杭州等地演講更詳細發揮這一要旨。三月九日，宋在南京更明白指出：「中華民國之基礎，極為動搖，皆現之惡政府所造成者也。旋對當時各種紛爭問題表明態度：
（一）總統當為不服責任，由國務員負責任。內閣制的精神是為共和國的良好制度，國務院宜以完全一政黨組織之。混合、超然各形式的內閣的弊端既已發現，不容再蹈覆轍。
（二）憲法問題當然屬於國會自訂，毋庸紛擾。
（三）至於先定憲法，後舉總統，本光明正大的主張，不能因對人問題以法遷就，也不能因對人問題以法束縛。吾人祗求制定真正的民主共和憲法、產生純粹的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後再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的原理大抵如此。國民黨現今應有的黨略亦當依此方針以謀穩健的進行。」」（1）
宋教仁這些主張，原是政黨政治責任內閣的要件。但這與專制自雄的袁世凱意見恰針鋒相對。而宋公開指責袁的罪過，習於「皇帝」「元首」神聖不可侵犯習慣的袁系人士更大為驚駭。宋因此於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召開前夕，遭到袁世凱的謀殺，事件發生於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奉袁世凱電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檢票口突遭槍擊，二十二日凌晨不治身亡的「宋教仁被刺案」，令國人無不瞠目，天下有識之士極為震驚。革命黨人深感，袁世凱公然謀殺辛亥賢達、民國先驅、法學俊才，這是他公然踐踏法治、破壞共和的信號。此後的強行違法借款，更是他無視法治、顛覆共和的重要手段。
民國二年一月十一日，孫先生自上海啟程，以全權籌辦全國鐵路名義赴日本做友好訪問。宋耀如（嘉澍）、馬君武、戴季陶、何天炯等隨行。到日本後，孫先生受到日本朝野及留日學生熱烈歡迎。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殺，二十一日，孫先生抵長崎。不料突聞宋教仁遇刺噩耗，極為悲悼。即在長崎致電國民黨上海交通部令黨人合力查出宋被害原因。旋於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自長崎啟程回國。二十七日，返抵上海，到滬後，即赴黃興寓所會商應付宋案辦法。孫先生以為宋案的發生是袁世凱陰謀消滅國民黨革命勢力，以便帝制自為，這是總統犯法、政府犯罪。主張立即起兵討伐，且宜速戰，推翻袁世凱。黃興則主張中華民國既已建立，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宋案較為穩妥。儘管孫先生早知袁世凱斷非法律及空言所能裁抑，但終因種種原因，多數人還是同意黃興的主張。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同志只能看到事件的表象，而不能洞察事件的本質。他們只想民國已經建立，國會已經召開，法制正在實施。我們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依法治國的民主國家，因此，通過法律途徑，應該能遏制袁世凱的違法行為。他們卻不能認識到：袁世凱正在恣意踐踏約法，顛覆共和，做著稱孤道寡的皇帝夢。要一個滿腦子皇權帝制的「大總統」，律己守法，依法執政，豈非囈人說夢、與虎謀皮！這正是眾人與黃興不及孫中山先生高瞻遠矚洞悉能力之處。
袁世凱既對宋教仁下毒手，即表示其與國民黨勢不兩立，故積極部署武力與財源，以便南征。為籌備南征經費，袁世凱即令屬下與五國銀行團簽訂二千五百萬英鎊大借款。這筆巨額借款，袁世凱竟不經國會審議，擅自做主。國會因此追究袁氏非法行為，否認這筆違法借款。
孫先生鑒於黃興與眾人意見，即不便過多反對而再做堅持。遂通電全國、致電各國政府和人民，從輿論上鉗制袁氏作惡，以消減袁氏實力。先生在致各省議會、政團、報館電中指出：宋案關係重大，為中外人士所注目。一月以來探尋究竟者，無時不有。諸公有鞏固民國、維持人道之責任，想必能嚴究主名，同伸公憤也。
「各國政府人民公鑒：敝國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君在滬遇刺一案，經政府派員徹查後，北京政府之種種牽涉已成事實，無可掩飾。人民因此大為憤懣。現在大局岌岌，最可恐慌之危機即在目前。政府自知罪大惡極，有負國人委託之重，勢必引起全國公憤，難保祿位，於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與五國銀行團締結二千五百萬英鎊之大借款，以破壞約法。全國代議士提出嚴重抗議，政府竟悍然不顧。國人因宋教仁君橫遭毒手，已不勝憤懣，而政府複有此種專橫違法之舉動，輿情因之益為激昂。現在國人忿火中燒，恐不免有激烈之舉動，大局之危，已屬間不容髮。全國人民之憤激一致爆發，旦夕間事耳。余自共和告成以來，竭力從事於調和意見，維持安寧，故推袁世凱為總統。原冀全國得從此統一，人民得早享安居樂業之幸福耳。溯自起義以來，大局擾攘，餘亟欲維持全國治安，故不惜殫精竭慮，以求一善良之政府。今銀行團若以鉅款借給北京政府，若北京政府竟以此款充與人民宣戰之經費，則餘一番苦心盡付東流矣！革命以來，商業凋敝，國人已受種種損失。目下正在漸就恢復，若再興兵戎，勢必貽國人以莫大之害。然國人前此既以極大代價換得共和，則今此必當誓死擁護共和。若國人為誓死擁護共和之故，竟與政府決戰，非特國人受無限之損失，凡外人在華之權利亦將受間接之影響矣。故北京政府未得鉅款，人民與政府尚有調和之望，一旦鉅款到手，勢必促成悲慘之戰爭。此可預言者也。世界文明各國，莫不尊重人道，用敢奉懇各國政府人民設禁阻銀行團，俾不得以鉅款供給北京政府。蓋北京政府此時若得銀行團之鉅款，必充與人民宣戰經費無疑。尚希當世人道為懷諸君子，出而扶持，俾敝國諸同胞不致無辜而罹慘劫。此餘所敢呼籲於各國之前者也」。（2）
孫中山同時致電恩師康得黎，請將上述文告提交英國政府、議會、及歐洲各國政府，並廣泛發表於一切報刊。
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竟然指示國務總理趙秉鈞謀劃刺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這是總統犯法、政府犯罪、國家恐怖、違背公理、滅絕人道。證據一經披露，全國人心異常憤激，政府做賊，異口同聲，千夫所指，勢將力倒。
袁氏自知不能見容於國人，個人祿位將不可保，遂思以武力為壓服國民之舉。然政府財力竭蹶，苟非得鉅款以補充淫威，終莫由逞， 是以悍然不顧，竟將二千五百萬鎊之大借款不交國會通過，遽爾私行簽字。於是，舉國譁然，自國會及各省議會乃至各省都督，以及其他團體或個人，除袁氏之私人 外，無不痛恨其違法，否認之電，反對之詞，不絕於書。據不完全統計，大借款案簽字後，國內十九省以及海外華僑，分別緻北京政府電文二百八十四件，持反對意 見者一百七十九件，由此可見國民心聲。
當國會對大借款案仍與袁政府爭持不斷，刺宋案猶懸而未決時，袁世凱用兵預謀即逐漸顯露。他一邊運動兵力，一邊於五月二十四日發表談話，詆譭孫中山與黃興。
「本日（五月二十四日——筆者）， 與進步黨有關之上海時報，載北京專電「袁總統命傳語國民黨人」云：「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託付之重，不 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嚐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 即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誠非盡莠人，然其莠者，吾人未嚐不能平之。語時有梁士詒、段芝貴、曾彝進三人在座。梁囑曾以個人資格往告國民黨人，袁謂即說是袁慰亭說的，當負責云云。」此談話無異為袁向國民黨之宣戰表示」。（3）
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袁世凱下令免去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以黎元洪兼理江西都督事。接著又下令免去胡漢民等人的都督職務。
「宋案發生後，國父自日本返抵上海，即堅主起兵討袁，以黃興持重，力主循由法律途徑解決，終無結果。大款借成，袁氏積極佈置軍事，國父又以及今不圖，後將無及，而黃興又主張借款事由國會解決。以是一再因循，坐待袁氏之宰割。至五月二十四日袁氏發表孫、黃談話，黃興仍未改變態度。至本月（六月——筆者）九日，袁氏免李烈鈞職，及昨日（六月八日——筆者）黃受會審公廨之傳票，始悟袁氏不僅欲消滅國民黨，且與己勢不兩立，本日（六月十二日——筆者）乃至國父處共謀起兵討袁，領款五萬元，作為軍事活動費。惟是時袁世凱已掌握全局，勢已難為矣」。（4）
袁世凱下令免李烈鈞職，時國民黨尚無對袁用兵之意。孫中山在滬命居正等赴贛，囑李不受亂命。李乃親至上海與孫先生籌議，先生堅主起兵討袁，時在滬同志亦有以袁氏殘殺黨人，複分遣大軍南下，此非免都而已，其志在消滅革命黨，帝制自為。若不滅袁，不但黨人恐無□類，即民國已將不保，堅主討袁，於是議定。遺憾的是為時已晚！人有常言，有利戰機，稍縱即逝，「宋案」發生至於斯時，時間絕非只是「稍縱」，而是三月有餘了。袁世凱早將一切已佈置就緒。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宣佈江西獨立，發表討袁檄文：「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絕滅人道，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鉅款。金錢有靈，即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心腹爪牙所把持。近複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仇，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5）
隨之，通電各屬，與人民約法三章：（一）誓誅民賊袁世凱；（二）鞏固共和政體；（三）保證中外人民生命財產。
之後，又發對外通電，指出：袁世凱帝制自為，意圖破壞共和，為全國之公敵。本軍因國民公意，不得已興師討賊，以清亂源。凡本軍戰鬥區域以內，勢力所及之地，其居留地外人之生命財產，無不加以保護。願我各公使、領事嚴守局外中立，以促本軍之成功。
再發招諭北軍將士文、促各省回應討袁文。電文情真意切，披肝瀝膽。電文略謂：在專制時代，君主視軍隊為一人一姓之守護家奴，故以爵祿誘之，以刑戮迫之。為將士者不敢不為之馳驅效死，順之者即為忠臣，，貳之者即為失節。吾人讀數千年來血史，未嚐不為吾國戰場無數斷頭故鬼，放聲一哭者也。今民國既宣佈為共和政體矣，共和國家之軍隊，非為一人一姓之私有物，故效忠之義，亦絕不當以一人一姓為範圍，此軍人資格所以高貴也。若徒為一人一姓效死，則是一人一姓之奴僕而已。吾富有學識之軍人，斷不自待若此之薄。……惟念中央種種罪惡，皆袁氏一人所造成，義師所指，專討袁氏，對於四萬萬同胞，毫無敵意。我東南諸省，為革命首先發難之地，宿具保障共和，擁護約法之宏願，倘亦聞風興起，雲集回應，聲罪致討，殊殛元兇，以奠民國。
以李烈鈞宣佈江西獨立，發表討袁檄文為標誌，即向國人宣告中華民族國民革命之第二次革命由此時開始。
七月十五日，黃興入南京通電舉兵討袁，同日江蘇都督府通電宣佈獨立。先後又有廣東、福建、湖南、安慶、重慶等省市宣佈獨立。省議會聯合會歡迎國會議員南下擇地開會。參議院議長張繼發表宣言，揭舉袁世凱的罪行，並請移國會於南京，以便伸張民意，行使權力。
袁世凱為了接替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曾在複孫中山大總統、南京參議院、各部總長、以及黎元洪的回電中有言：「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佈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
電文鏗鏘，猶言在耳。然時不過一年稍餘，袁世凱竟食言於天下，違法竊國，遂引起國人共憤。
為充分發揮輿論威力，號召天下，共討國賊，孫中山遂於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向全體國民發出宣言：「當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原望其開誠佈公，盡忠國民，以慰四萬萬人之望。……不意「宋案」發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使袁氏果知公義自在，輿論難誣，即當引咎辭職，以謝國民。何圖袁氏轉為私謀，倒行不已，以致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併發。大勢若此，國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為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為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庶可挽國危而慰民望。無任翹企之至。」（6）
為息戰禍，孫中山先生於同日又向參、眾兩院等發出通電：「北京參議院、眾議院、國務院、各省都督、民政長、各軍師旅長鑒：
「江西事起，南京各處以次回應，一致為討袁為標識，非對於國家而脫離關係，亦非對於北方而睽異感情，僅欲袁氏一人辭大總統之職，遂不惜犧牲其身命以求達之。大勢至此，全國流血之禍繫於袁氏一人之身。聞袁氏決以兵力對待，是無論勝敗，而生民塗炭必不可免。夫使袁氏而未違法，則東南此舉無能左袒。今袁氏種種違法，天下所知，東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濟法律之窮，非惟其情可哀，其義亦至正。
「且即使袁氏於所謂違法有以自解，然今者決死反對之人民遍於六七省，人民心理之表見既已如是，為公僕者即使自問無愧，亦當謝職以平眾怒。……況於共和國之公僕，為人民荷戈以逐，而顧欲流天下之血，以保一己之位置哉！……回憶辛亥光復，清帝舉二百餘年之君位為民國而犧牲，當時袁氏實主其謀，亦以顧全大局，不忍生靈久罹兵革，安有知為人謀而不知自謀者。更憶當時，文受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承乏臨時大總統，聞北軍贊成共和之際，欲舉袁氏以謀自安，文即辭職，向參議院推薦袁氏。當時固有責文知徇北軍之意而不顧十七省人民託付之重者。然文之用心，不欲於全國共和之時，尚有南北對峙之像，是以推讓袁氏，俾民國早得統一。由是以觀，袁氏不宜藉口於部下之擁戴，而拒東南人民之要求，可斷言矣。
「諸公維持民國，為人民所攸賴，當此存亡絕續之際，望以民命為重，以國危為急，同向袁氏說以早日辭職，以息戰禍。使袁氏執拗不聽，必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成一己之業，想諸公亦必不容此禍魁。文於此時，亦惟有從國民之後，義不反顧。臨電無任迫切之至。」（7）
為使天下民眾免遭塗炭，孫中山先生再於同日致電袁世凱，申明大義，以天下公理，而正袁氏私心：「北京大總統鑒：文於去年北上，與公握手言歡，聞公諄諄以國家與人民為念，以一日在職為苦。文謂國民屬望於公，不僅在臨時政府而已，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此語非弟對公言之，且對國民言之。自是以來，雖激昂之士於公時有責言，文之初衷未嚐少易。何圖「宋案」發生，證據宣佈，愕然出諸意外，不料公言與行違至於如此，既憤且懣。而公更違法借款，以作戰費；無故調兵，以速戰禍。異己既去，兵釁仍挑，以致東南軍民荷戈而起，眾口一辭，集於公之一身。意公此時必以平亂為言，故無論東南軍民未叛國家，未擾秩序，不得雲亂，即是雲亂，而釀亂者誰？公於天下後世亦無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於不義，致有今日，此時必且勸公乘此一逞，樹威雪忿。此但自為計，固未為國民計，亦未為公計也。清帝辭位，公舉其謀，清帝不忍人民塗炭，公寧忍之？公果欲一戰成事，宜用於效忠清帝之時，不宜用於此時也。說者謂公欲引退，而部下牽制，終不能決。然人各有所難。文當日辭職，推薦公於國民，固有人責言，謂文知徇北軍之意，而不知顧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文於彼時迄不為動。人之進退綽有餘裕，若為人牽制不能自由，苟非托辭，即為自表無能，公必不爾也。為公僕者受國民反對，猶當引退，況於國民以死相拼；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猶不可為，況流天下之血以從一己之欲。公今日捨辭職外決無他策。昔日為任天下之重而來，今日為息天下之禍而去，出處光明，於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勸東南軍民，易惡感為善意，不使公懷騎虎之慮。公若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東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對君主專制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謹為最後之忠告，惟裁鑒之。」（8）
先生此電，於法、於情、於理無不殷殷。勸諫、啟導之意更是滿懷。然此時之袁世凱，正待帝都黃粱，而不知回頭是岸。
袁世凱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勸諫、啟導，不謹不作反思，反而惡意相加，於看到電文的第二天，即令撤銷孫中山先生籌辦全國鐵路全權。
二次革命，歷時兩月，各省討袁軍先後失敗，袁世凱遂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矣。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的羅剛先生有評謂：是役先後起兵者已達六七省，討袁軍兵力逾十萬，然不旋踵即潰敗者，蓋因起事過遲，步驟不一；而袁於利用金錢於收買離間後，大兵即隨之而至，革命軍所植於國內之勢力遂蕩然無餘。設黨人當日能信國父之言，步調一致，先發制人，則勝負之數尚未可知。
二次革命受挫後兩月間，國民黨人陸續赴日。
註：
(1) 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四編 第三十一章。
(2)《孫中山全集》第三卷P56：「致各國政府和人民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3）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2160—2161頁。
（4）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2172—2173頁。
（5）羅剛編著《中華民國國父實錄》電子版第2192—2193頁。
（6）《孫中山全集》第三卷P66：「告全體國民促令袁氏辭職宣言」（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孫中山全集》第三卷P67：「致參議院等通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8）《孫中山全集》第三卷P68：「致袁世凱電」（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三期
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