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虛歲）誕辰，大紀元網站從黃花崗雜誌獲得授權，連載《千古聖哲孫中山》，以供讀者瞭解國父的生平事跡。
之三﹕覺悟
孫中山出生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正值滿清王朝走向衰敗的末途，政治一片黑暗，官場腐敗橫流，列強紛紛入侵，華夏大好山河面臨瓜分豆剖之勢，仁人志士無不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任責深思的年代。
孫中山天資聰慧，心靈睿智，敏於事而慎于思。在他求學時期，身邊事，周圍事，無不時時引起他的思考。一九一二年孫先生曾憶述：「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
「若夫最大權利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1）
孫先生青少年時代，先後在家鄉、檀香山、香港三地求學。生在家鄉，長在故里，故鄉的一切深刻胸中。檀島、香港先後生活、學習十年，兩地的風土人情，教育方法，人文民俗，社會環境，市政面貌，經濟政治，方方面面之差別，自然而然給孫先生以深刻的影響。與家鄉相比感受更深。先生家居香山縣翠亨村：「香山縣是廣東省郡外戶，位於廣州三角洲的南部；正當西江、北江及東江出海處，是廣東省境水道交通及海運最發達的地方。西北一隅接連內陸，北與番禺、順德二縣為界，西與新會縣為界，東南臨海控珠江口，東與東莞、寶安二縣遙遙相對，南面汪洋，其中島嶼羅列。縣治石鼓鎮居全縣之中，北距廣州佛山（直線距離）約七十公里，距容奇約四十公里；東南距香港約八十公里，西至江門約三十公里，南至澳門約五十公里。
「廣州濱海縣七，而香山獨鬥出海中，勃鬱靈淑之氣，與南澳奇甸爭雄，洵屬沃土奧區也。可見香山縣地理環境的優良。」（2）
香山縣的翠亨村群山環抱，瀕臨南海，與澳門香港遙相對望，風景秀麗，一派靈敏之氣，算得上是山清水秀之地，但與檀島、香港相比，卻令青年時代的孫中山扼腕歎息。
孫先生在檀香山五年，學習了英文、開闊了心胸、增加了知識。假日課餘在市街散步，發現很多翠亨村沒有的新事物。一八八三年夏，奉父命回國時，搭乘小船還未到達故鄉，就有異樣的感觸：河山依舊，人事腐敗日甚。
一八八四年，孫先生到香港中央書院學習。三年後進入香港西醫書院。西醫書院的環境與氣氛，尤其是西醫書院創始人兼生理學教授何啟博士，對孫先生的薰陶及影響更為深刻。何啟不單單是位學者，更是位積極關心國是的社會活動家。當時清廷駐英法公使曾紀澤，曾在倫敦刊行的《亞細亞評論季刊》撰文，鼓吹中國「先睡後醒論」，大言中國已經覺醒。何啟與胡禮恆針對曾紀澤的無的之論，撰文予以反駁。並且以為中國最大病症在政治社會道德衰微與罪惡習氣。何啟鄭重指陳：
「自古及今，自今及往，凡所謂上國名邦，神州帝宅者，其肇基王跡，奠厥宏謨，所恃者無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則公與平者，即國之基址也。
「公者無私之謂也，平者無偏之謂也。公則明，明則以庶民之心為心，則君民無二心矣；平則順，順則以庶民之事為事，則君民無二事矣。措置妥貼，眾志成城，此其所以植萬年有道之基，享百世無疆之業也。
「今者中國政則有私而無公也，令則有偏而無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賤奴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縱之不啻如鷹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層臺、起岑樓，吾不知其可也。
「今侯（指曾紀澤，因其以承襲爵位入士，故人稱曾襲侯——筆者）以海防添築，炮利船堅為中國之醒之據；是猶治荊棘者，僅剪其葉；治毒流者，反築其防而已。以此為醒，無寧其睡！何也？事貴有其可憑，力貴用於實際。……故事空有為之名，而無為之實。
「中國惟有此敝政，故見削於強鄰；惟有此敝政而不修，故積弱而難返。
「夫敝政之流也，其患豈特不能不外禦強敵已哉，即內治亦覺其不可。何則？國之本在於民，而民之身家在於官；官不保民，而民危矣；官反害民，而民愈危矣。
「今之從政者，非理煩也，非治劇也；奔兢而已，趨承而已；今之牧民者非休養也、非生息也，營私而已、受賄而已。如此，則民危，而澆漓刻薄之徒，讒而諂諛之輩，又複從而助虐之搜剔之；則是豺狼噬人也有飽時，而官府之私囊無時可飽也。盜賊之劫人也，猶有法治，而官府之剝民也無法可治也。如此則民愈危。根本浮動，國何可安？
「今夫國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國之所以能興者，非君能自興也，民興之也。然則為君者其職在於保民，使民為之立國也；其事在於利民，使民為之興國也。」（3）（按﹕何啟之論，猶針對今日而言；而今日中共腐爛暴虐統治之現狀，則為晚清滿族貴族統治所望洋興嘆。）
何啟對於國是的真知灼見，對正在求學的孫中山，如何思考社會問題，如何思考國家大事，自然產生極大的啟發與鼓舞。
孫先生在香港讀書期間，經常奔走於香港、香山之間。自然而然會對香山、香港兩地的感受進行比較。香山、香港隔海相望，相距不過五十英里。香港原是一個荒島漁村，一八四二年，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英人僅用半個世紀的時間，竟將一個荒島漁村建設成為秩序整齊、建築閎美 的「東方明珠」，國際金融都會。而香山卻是面貌依舊。即是號稱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整個中國，又是怎樣呢？在滿清異族王朝的統治下，政治黑暗、經濟落 後、不思改革、故步自封、盜賊四起、民不聊生。事情為甚麼會是這樣呢？歷史在發展，社會在前進，為甚麼英國人能踏著歷史步伐的節律快速前進，而中華大地卻在昏昏沉睡？而四萬萬華夏子孫都麻木不仁？
在赴香港學醫之前，孫先生一度曾有投身海軍的想法，因為這是禦侮圖強的直接而實際的途徑。後因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法馬尾海戰慘敗，而使孫先生想投身海軍的報國壯志無法實現。中國人費時七年建成的福州馬尾造船廠和十餘艘兵船，竟被法國海軍在七分鐘內轟毀破壞。之後，又甲午戰敗，北洋水師損失殆盡，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十年成之不足，一旦毀之有餘。外國人的強橫，中國滿清政府的衰弱不振，更使孫先生痛心。
為了尋找中國落後衰弱的原因，孫先生在香港利用課餘之時，由市政研究進而為政治研究。孫先生說：「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蓋中國官員以貪贓納賄為常事，而潔己奉公為變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級官員一試，殆試諸省政府，知其腐敗尤甚於官僚。最後至北京，則見滿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於廣州，於是覺悟鄉村政治乃中國政治中之最清潔者，愈高則最齷齪。」（4）
孫中山是一位胸懷天下的智者，他於求學時代，時時都在關注著社會民生。當他看到中國人民遭到四種巨大的長久的苦難：饑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財產的毫無保障時，使他對於滿清政府種種罪惡的認識更加深刻：「 這些罪惡的來源是貪污，而這種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於全國的，所以除非在行政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在現在的統治下， 任何一個要想誠實的官吏，都不得不跟著那些不誠實的人的足印走，不然就得完全脫離官場的生活退休下來。他必須接受賄賂，才能支付他上級對他索取的賄賂，而 且必然要縱容兩種貪污：在他的下屬們中間的，以及比他的職位或官階更高的那些人中間的。」）（5）（按﹕猶如直語今日之馬列中國。）孫先生面對中外政治、社會的天壤之別，開始思考：歐美諸國在確立文明社會制度之前，會是甚麼樣子呢？先生在香港大學演說時說：「又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人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複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僉曰：「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一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為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治也？」
「中國對於世界他處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著，厥為改變政府。現社會中最有力之物，即為一組織良好之政府，中國則並無良政府。數百年來只有敗壞一切之惡政府。我因此於大學畢業之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6）
孫中山救國救民的志向，首先選擇的是改造、改良之法。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兩次「上書」中。
一八九○年，孫先生假期回鄉，適逢自美國歸來的鄭藻如在家養病。鄭藻如，香山濠頭鄉人，曾任津海關道，為人廉幹沉毅、德器深厚、識略閎通；前在上海機器局十餘年，與洋人交涉日久，深明機要，熟悉情形。-故奉命為出使美、日、秘三國大臣，辦理外交事務，成績卓著，深受鄉里父老尊重。孫先生就如何興農桑之利、驅鴉片之害、興學育人致書鄭藻如：「竊維立身當推己及人，行道貴由近而致遠。某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方今國家風氣大開，此材當不淪落。某之翹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書總署，以陳時勢之得失。第以所學雖有師承，而見聞半資典籍；運籌縱悉於胸中，而決策未嚐施諸實事：則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學十餘年，而猶躊躇審慎，未敢遽求知於當道者，恐躬之不殆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貧，既不能學八股以博科名，又無力納粟以登仕版，而得之於賦畀者；又不敢自棄於盛世。今欲以平時所學，小以試之一邑，以驗其無謬，然後仿賈生〔山〕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別為孫某《策略》，質之當世，未為遲也。伏以台駕為一邑物望所歸，聞於鄉間，無善不舉，興蠶桑之利，除鴉片之害，俱著成效。倘從此推而廣之，直可風行天下，利百世，豈惟一鄉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嗚呼！今天下農桑之不振，鴉片之危害，亦已甚矣！遠者無論矣，試觀吾邑東南一帶之山，禿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為薪，而無人興之。農民只知斬伐，而不知種植，此安得其不勝用耶？蠶桑則向無聞焉，詢之老農，每謂土地薄，間見園中偶植一桑，未嚐不滂勃而生，想亦無人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廣耳。不然地之生物豈有異哉？縱無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勵農民，如泰西興農之會，為之先導。此實事之欲試者一。
「 古者聖人為民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而民得安熙於無事。今夫鴉片，物非蟲蛇，而為禍尤烈，舉天下皆被其災，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議焚議辟，既無補於時艱；言禁言種，亦何益於國計。事機一錯，貽禍無窮，未嚐不咎當時主持之失計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鴉片貿易於中國，時賢興敵煙會於內，印度教士又有遏種、遏賣、遏吸，具有其人，想煙害之滅當不越於斯時矣。然而懦夫劣士，慣戀煙霞，雖禁令已申，猶不能一時折槍碎鬥。此吾邑立會以勸戒，設局以助戒，當不容緩；推貴鄉已獲之效 ，仿滬上戒煙之規。此實事之欲試者二。
「遠觀歷代，橫覽九洲，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化。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丕丕，而國以強；否則反此。嗚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 古之庠序無聞焉，綜人數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此所謂棄天生之材而自安於弱，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必也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也。則智者不致失學而嬉；而愚者亦賴學以知理，不致流於頹悍；婦孺亦皆曉詩書。如是，則人才安得不盛，風俗安得不良，國家安得不強哉！然則學校之設，遍周於一國則不易，而舉之於一邑亦無難。先立一興學之會，以總理其事。每戶百家，設男女蒙館各一所，其費隨地籌之，不給則總會捐助。又於邑城設大學館一所，選蒙館聰穎子弟入之，其費通邑合籌。以吾富庶之眾，籌此二款，當無難事。此實事之欲試者三。
「之斯三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將見一倡百和，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國之大幸也。某甚望於台駕有以提倡之，台駕其有意乎？」（7）
孫先生懷抱救國救民的壯志宏圖，這是第一次見諸於文字。瀟灑千餘言，無不針對時弊而發。充分顯露出孫先生在西方文化教育的環境中，接受科學方法的訓練已見成效。他首先是「觀察」社會，列出弊端，綜合而提出問題：農桑不振、鴉片為害、文盲遍地。如此現狀，若不改變，民何以富？國何以強？然後用心「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方法擬出須要經過「實驗」，才可知效力如何。因而上書鄭藻如，企望他起而提倡先在香山縣實驗。孫先生認為：書中所列種種弊害，不僅是香山縣一地特有，而是全中國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因此他明確提出：「之斯三者，有關於天下國家甚大，倘能舉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將見一倡百和，利以此興，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輩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國之大幸也。」
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後稷教民稼穡，嫘祖授民蠶桑，因此，數千年來炎黃子孫一直視農桑為興國之本。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而成。然一日弗得，則饑寒至，世人概莫能外。孫先生對此極為重視，面對中國農業粗放落後的耕作狀況，先生極力主張學習泰西新法，振興農桑，以實倉廩。因此於上鄭藻如書後，又特撰《農功》一文提醒國人注意。他鄭重指出：「古之言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樹藝，而收穫之多寡迥乎不同者，農功之勤惰為之也。故水潦出於天，肥磽判於地，而人力之所至，實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反磽確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地利之關乎人力，概可知矣。
「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萬里中原，溝渠湮廢，粟麥而外，物產無多，地之肥者變而瘠矣。……三古農書不可考已，今所傳者，如《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農政全書》，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學士博覽所資，而犁雲鋤雨之儔，何能家喻而戶曉？況勞農勸相，虛有其文，補助巡遊，今無其事，民亦因循簡陋，聊畢此生。蓋官民之相去遠矣。
「泰西農政，皆設農部，總攬大綱。各省設農藝博覽會一所，集各省之物產，考農時與化學諸家，詳察地利，各隨土性，分種所宜。每歲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會，考察優劣。……事事講求不遺餘力，先考土性原質，此辨物產所宜，徐及澆溉糞壅諸法，務欲各盡地利，各極人工。所以物產贏餘，昔獲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
「……其尤妙者，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朝得一法，暮已遍行於民間；何國有良規，則互相彷效，必底於成而後已。
「稽古帝王之設地官司徒之職，實兼教養。孔子策衛，曰富之教之。其時為邑宰者，蠶績蟹筐，著有成效。近世鮮有留心農事者。惟泰西尚有古風，為民上者，見我所無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窮究其所以然，故傚法於人，蘄勝於人。
「我國似宜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仿西法，以復古初。……蓋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設官，以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來去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載途也，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鉅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日鰓鰓然憂貧患寡，奚為哉？
「……務使野無曠土，農不失時，則出入有節，種造有法，何患乎我國之財不恆足矣。」
由《農功》一文我們不難看出，在孫先生的思想中已經形成，凡事既要繼承中華民族古代的優良傳統，更要學習西洋的先進思想及科學新法，以求實現我國自古以來的重農政策以及孔子所提倡的「足食」立國利民願望。孫先生認為，古代帝王尚知設地官、司徒之職，兼教、養於一身，關心農桑。而近世的政府卻對農桑漠不關心。人家泰西諸國尚有古風，能確實做到，「為民上者，見我所無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窮究其所以然，故傚法於人，蘄勝於人。」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孫先生強調：「蓋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設官，以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來去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載途也，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鉅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日鰓鰓然憂貧患寡，奚為哉？」對於當時各級官吏完全不顧農桑事業的種種積弊指斥不遺餘力，言詞激切，公開流布，可說是兩年以後創立農學會以掩護革命行動的先聲。
農業文明，是人類史上最為古老的傳統文明，一端鏈結著遼闊無垠的大自然，一端鏈結著樸素原始的人心、人性及人生。她是隨後而生的各類物質文明的先導與基礎。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大概正是孫先生的基本著眼點。如果說上述文獻只是從局部的角度提出問題，以求解決，極力主張振興農桑，繁榮經濟的話，那麼上李鴻章書則充分體現出了孫先生治國安邦的雄才大略。
「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 」這是孫先生在上書中所做的自我介紹，從這一介紹我們可以看出，這時的孫中山，不僅僅只是一位深愛中華民族的熱血青年，更是一位飽讀當代科學書籍、洞悉中外政治禮俗、富國強兵之道、睦鄰交際之宜的有識之士。面對滿清王朝江河日下、無力回天的衰敗頹勢，針對當時洋務運動的盲目性，孫先生開出了第一張處方：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船堅炮利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對於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孫先生解釋說：「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佈國中，人無貴賤皆備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凐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眾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勗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生也」。 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諳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抑鬱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蓋於留此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後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只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氾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捨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需要，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谷，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繫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稅，只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巨集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豈能匹哉！
「顧我中國倣傚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孫先生上書李鴻章，是力圖救國之舉，是孫先生從醫人走向醫國 的開端。細讀此書明顯的感受是：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華帝國原有的框架之下，進行一番大型的改造與改良，以求幾十年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收到實效。使古老的中華民族從此興旺發達、經濟繁榮、民富國強，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坦途。然而，這振聾發聵的富強治國弘論，在滿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裏，竟未激起些微的波瀾。可見其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已達到了極點，只不過一具政治殭屍而已！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8）為從根本上更化國體，實現政治文明、富強治國、拯救華夏同胞於水火的遠大志向，於是，孫先生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大夢誰先覺，唯有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這是羅貫中為諸葛武侯登上政治舞臺時設計的定場詩。的確，武鄉侯一代人傑，被後人視為智慧的化身，輔佐劉備，一生謹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若用現代的視角作一思考，則會令人感到無限的惋惜與遺憾。因為諸葛先生的聰明才智，只不過是用在一家一姓的事業之上，以皇叔為正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求「興復漢室」 的「家天下」而已。因此他七擒孟獲也好，六出祁山也罷，也不過是全能動用西蜀人力物力與財力，為漢劉爭奪江山的廝殺，於蒼生何益？然而，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的具體時空去談論歷史人物，更不能因歷史的局限而苛求與諸葛武侯，只不過思想至此，隨口一說罷了。武鄉侯其人品才幹，仍然是我們始終敬仰的先賢智者。
每個人在其社會活動中，必須具備三項最基本的判別能力：即判別真、假的能力，判別是、非的能力，判別善、惡的能力。否則，將無以立身處世。然而，天下事 （勢）看清難，看透更難。中華民族進入十九世紀，能看清、看透天下大事（勢）者，唯孫逸仙先生一人而已。孫先生看透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本質；看透了浩浩蕩蕩世界潮流的本質；看透了共和政體的本質；看透了滿清王朝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的本質；看透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本質；看透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的本質， 因此，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族最先覺醒，最先覺悟的智者，堪稱近代先知先覺第一人。孫中山面對世界文明日益增進的潮流，遂「自進為革命的先驅」（孫先生語），成為中華民族民主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本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一貫主張，在推動民主革命的同時，又努力推行中華民族對於科學、民主、共和、憲政、自由、平等、博愛的偉大啟蒙運動，以企喚醒民眾，開啟民智，恢復中華，建立民國。革命與啟蒙，本是一對孿生兄弟，革命的宣傳，即啟蒙的開端。華夏神州，國有古訓，君子群而不黨。 中華民國要跨入政治文明的世界行列，必須實行「政黨政治」。廣大民眾即為政黨政治的蒙童；老百姓，又叫黔首，又叫黎民，四千餘年來，一直是歷代帝制王朝的 奴隸，中華民國則奉他們為主人，是政權的掌握者，即要百姓、黔首、黎民來做「皇帝」，廣大民眾即為「做皇帝」的蒙童；家天下時代，蕭何律也好，大明律也罷，名曰國法，實則家法，劉、朱兩家之家法而已。中華民國制定《臨時約法》，進而再製訂《憲法》，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法。廣大民眾即為國法的蒙童。凡此種種，皆須啟蒙。中華民族的啟蒙運動，首先由孫中山先生提出、發動、推行，目的在於提高民眾素質，培育文明國民，創立五權憲法，實現三民主義。
「中國人受專制之禍二千餘年，受韃虜之禍二百餘年，人心幾死，是猶醉夢者雖飢渴亦不知飲食也，不有喚起之，則醉夢者必長此終古矣！今幸有主張革命者出而喚起同胞，使之甦醒，而造成革命之時勢；將見醒者愈多，則革命者愈眾。」（9）孫先生的一生雖不曾把啟蒙二字作為專題仔細陳述，但他曾概括地說道：「不論我將成為全中國名義上的元首，還是與別人或那個袁世凱合作，對我都無關緊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啟蒙和進步的浪潮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10）孫先生的革命事業、訓政舉措、自治方策、建國方略，則都是在以開啟民智為基礎而進行，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事業與他推動的啟蒙運動相終始。此後被某些政治力量所吹捧的，所謂教授、學者、政客者流的所謂啟蒙，無一不是步孫先生的後塵者。
孫中山先生發動的啟蒙運動，旨在喚醒民眾，開啟民智，恢復中華，建立民國，訓導民眾走向政治文明的正道。而後者的所謂啟蒙，則只是為了某一集團的私利，不過是假借啟蒙之名而誘導民眾步入歧途。隨著歷史的驗證，時光的洗滌，世人不難看出，前後兩者政治道德及修養操守之優劣，誠可謂天壤之別！
註：
（1）《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2）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 第一章。
（3）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一編 第三章。
（4）（6）《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致鄧藻如書」（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8）《董仲舒集》「天人三策」（學苑出版社2003年7月北京第一版）
（9）《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平實開口便錯」（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10）《孫中山全集》第一卷「我的回憶」（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第三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