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迫害的「諾獎」作家巴斯特納克 2

四

巴斯特納克對於人類的貢獻，不只因為他在文學藝術領域中創作了一部媲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輝煌巨著；更重要的是在於他經過了二十餘年的長期沉默之後，在孤寂的暮年中，以犀利的筆，挾雷霆萬鈞之力，擊破陰森的鐵幕，戳穿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俄國御用文人的美麗謊言，使「社會主義天堂」從內部崩陷了一個嚴重缺口，流出了俄人四十餘年來的鬱積血淚，使自由世界的人們，清楚地窺見了陷身鐵幕的俄人的陰森恐怖的「幸福生活」真相。而使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手忙腳亂，語無倫次。初則動員蘇俄黨政御用輿論力量來圍攻巴氏，以一切惡毒言詞來抵毀他，用一切共產黨人所慣用的「政治顏色」給他塗「花臉」；繼之則譽之為「一個真正的詩人和一個傑出的翻譯家」毛共說：「……諾貝爾文學獎金的頒發機構，一直在俄羅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計地蒐羅『東方叛徒』。他們冠冕堂皇地宣稱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學才華，但是……他們所承認的，並且努力尋求和大力發掘的，只是俄羅斯作家中的堅決反對『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天才』，而於一九五八年，基於政治目的，把獎金授於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反共小說《日瓦哥醫生》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國際反動派並且由此掀起一個世界性的反蘇反共的浪潮。」（註七）。

巴斯特納克七十年的生命行程，跨越了沙俄時代和蘇俄時代。對於苦難中的俄國兩個時代的暴君之殘忍與惡毒，他太熟識、太清楚了。他極端憎恨沙皇的專制，他曾衷心的歡迎「十月革命」，以為革命的暴風雨將為俄人沖洗一切苦難，帶來自由、幸福。但不久，事實告訴他：「無產階級專政」和沙皇的封建制度，形式雖異，本質則一，以暴易暴而已。俄國人民剛剛掙脫了舊的桎梏，卻又套上了新的枷鎖。因此，巴斯特納克由懷疑「十月革命」而痛恨共產制度，而終於在二十餘年的緘默中，觀察、思考、孕育、創作，完成了不朽之作《日瓦哥醫生》，以「日常現象來解釋真理」（巴氏之語），在真理面前為俄國人民的曠古未有的苦難，做了公正的見證；在全人類面前，向歷史提出對共產主義和赤色暴君的嚴正控詞。

巴斯特納克生前十分明白：赫魯雪夫要填補這個由他一手炸開的「缺口」，有一天會要以他的生命和白骨為磚石的。然而，他無懼於此，他在忍受了長期的痛苦和沉重的抑鬱之後，決心為真理犧牲，為信仰殉葬。他說：「我老了，最不幸的遭遇不過一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答西方記者）這是堅貞的殉道者受難前的豪語，也是使劊子手們為之膽寒的英雄氣魄。

巴斯特納克，使我們想起了「十月革命」時代最為列寧所器重的詩人瑪雅可夫斯基．弗拉奇米爾．弗拉奇米羅維契（Mayakovskly Vladimir Vladimirovihc.1893-1930）和兩度獲得列寧勳章的名作家法捷耶夫．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維契（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1901-1965）。他們對於蘇俄的「十月革命」，都曾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才華、智慧，他們以詩人、作家的良知，憤恨沙皇的殘暴，以豪壯的聲音，頌揚革命，呼喚明天。但是，「十月革命」以後「解放」了的俄國人，飢寒交迫，甚於沙皇時代，史達林、托洛茨基、馬林可夫、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這些人的陰謀權術，爭權奪利，較帝俄時代的貴族權臣之傾軋排擠，有過之而無不及。鐵一樣的事實，粉碎了他們的「夢」，使他們感到受騙又騙人的痛苦與內疚，使他們看到自己用心血、智慧寫成的作品，無一不變成空話謊言；使他們感到對於他們自己所深深摯愛的人民、國家，過去、現在、將來，實際上毫無貢獻。生命的空虛，希望的幻滅，使他們失去了生存與創作的勇氣與憑藉。於是，他們舉槍自殺，以死，棄絕他們恐怖、血腥的「社會主義祖國」；以死，棄絕他們失望的「共產主義天堂」；以死，棄絕暴君史達林和赫魯雪夫。

巴斯特納克呢？他不，他不像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一樣無言而逝，他選擇了戰鬥。他決心以自己的生命和愛心，奉獻給他苦難的祖國和受迫害的同胞；他決心為真理，為正義，為人性的尊嚴，為崇高的理想——自由而犧牲。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行動的順序早就計劃和佈置好了的。

因此，無法避免最後劇幕的下降。

我孤獨地站在這裏……

要生活到生命的盡頭不是兒戲。



這首詩，是詩人生命的「宣言」。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巴氏的性格是如此的倔強。在他七十年的生命過程中，從不頌揚新舊時代的「偉大人物」，特別是最近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的沈默，更完全表現了托爾斯泰所說的「真正的基督徒，可以無抵抗地『屈服』於強暴，但絕不承認強暴為合法」的高貴精神。這要不是有最倔強的性格，最堅韌的生命力是不能做到的。而最後，他終於忍無可忍的向人類、向世界莊嚴地宣佈：

「我確實相信，我已經以藝術家的身份作了見證，我已經寫下了我親身經歷的時代。」

（待續）

註：

7. 蘇俄文化部長稱譽巴氏之語。出處五十六年五月九日新華社廣播短評。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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