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天宇：與中國同胞聊聊「憲政夢」（下）
【大紀元2013年01月18日訊】沒有憲政制的國度，將是一個無法無天、災難深重的國家。那麼，習近平是在怎樣一種形式下提出「憲政夢」和「依法治國」的方針呢？
2012年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參加了「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實施30週年大會」。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了關於堅持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講話，破天荒地在人大辦公樓建立了「憲法牆」，以適應日益高漲的「法制」呼聲。
此後不久，新年伊始，即發生了《南方週末》被刪除「憲政夢」事件。有些人還在爭論，沒有確實證據是庹震親自修改了「致辭」。其實，誰修改的都無所謂。我們只是從此事件中看出習近平的「憲政夢」受到了怎樣的阻礙和打擊。從刑偵原則看，一個案件是何人所為，重要的一點是確認誰會從中獲利。「南週事件」就算不是庹震親自操刀修改，依然可以說明，中共內部有一股勢力，對習近平的「依法治國」、「憲政夢」抱著怎樣的仇視和恐懼心理。
那麼到底是甚麼樣的人物會害怕「憲政制」？一推理就知道，只有從違憲中獲得權力，可以為所欲為的人，才會抵制「依法治國」；只有擔心憲法被切實實施後，自己的所作所為會被法律清算的人，才會仇視、恐懼「憲政夢」。
所以，誰篡改南週「新年獻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為誰篡改。
為何習近平掌政初期重提「依法治國」？
中共並非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國」。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國」為基本方略。「依法治國」開始起步。用官方說法就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順應歷史潮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堅決反對人治。」
由此可見，中共的「法治」是在怎樣的思想指導下提出的。口口聲聲不要人治，但字裡行間全是遵循個人意志。似乎沒有鄧小平、江澤民的「倡導」，中國就不需要「法治」。
事實也證明，這兩個所謂提倡「法治」的，正是帶頭違法違憲的「法治公敵」。
實際上，中共的「依法治國」，與西方民主制下的「依法治國」有本質區別。它們講的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依法治國」。黨，依舊凌駕於法律之上。也就是說，今天黨覺得需要哄騙處在臨界點上就要爆發的民眾，就丟個「法治」骨頭給他們，明天黨覺得人民太得寸進尺了，就會立刻收回「法治」嘴臉，排出軍隊陣形，來個最直接有效的「無產階級專政」。
難以推進的「依法治國」
國內有學者曾指出：「一面，法治在完善，政府必須依法行政的要求也逐步被確認，公民合法權益逐步受到法律的保障；另一面，《憲法》的實施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瓶頸，一些重要的原則、條款得不到落實，在一些人的思想觀念、政府行為習慣以及體制上都還有不少不適應和互相抵觸之處，有法不依時有發生——具體表現即為：權大於法、人治積弊難改。」
當然，在國內，前一半話是必須講的，不然講話的人也許會被禁言、勞教、「精神病」，而後一半，雖然含蓄，還是說出了這些年空談「法治」的現狀。
只是，學者們沒有說出為何「法治」在中國無法實現。因為這個問題論到底，所有人都會得出一個結論：必須廢除一黨專制，政黨必須置於法律之下，執政黨的領袖無權干涉立法，只有維護憲法、遵守憲法和實行憲法。
只有做到以上，才能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國的「法治」難以實現，其根子出在「體制的深層矛盾」上。本應是高舉法律之劍，監督政府執法的主體民眾，與受民眾監督的客體政府，發生了換位，人民沒有得到真正的權力；沒有體制上的監督系統，執政黨無法自行監督。因此立法、政府、司法各部門就成了黨內不同崗位的分工，不存在部門間所標榜的監督作用。所有人員、所有部門都在當政的黨及黨魁的領導之下。所謂集體領導，也只是個人換成小團體而已，並無本質改變。
為震懾反對派，習近平再提「依法治國」
2012年末，習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實施30週年大會」上講話：「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具體闡述了「依法治國」的原則與理念。
但同時，在論及中共執政黨與《憲法》的關係時，習近平還講到：「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由此可見，中共的「依法治國」與西方民主的「依法治國」存在著多大的區別。無論如何，黨是一定要置於《憲法》之上了。
至此，筆者想問，如果中共沒有按其總書記習近平說的「帶頭守法」，尤其前黨魁江澤民、周永康之類還「帶頭違法」，是否應該按照憲法，將其「繩之以法」？
我們知道，如果在西方「法治國家」發生這種情況，一是違憲的黨魁會被依法審判，其所代表的執政黨派估計也會在下屆選舉中下台。這在西方民主國家是很正常的結局。而在我們苦難深重的中國，這個幾代人的大「夢」何時能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