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廣東「社改」破題 難破維穩困局

【大紀元2012年06月27日訊】薄熙來的突然墜落，不僅導致了重慶模式的夭折，而且使得此前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之間的競爭也戛然而止。中國的政局重新陷入一片沉悶的空氣之中。

不過，最近這個局面有所變化。本期《財經》雜誌對廣東近來在社會改革方面的進展作了專題報導，文中透露，時隔四年，汪洋於6月4日至5日再次率團考察新加坡，考察主題由上次的產業轉型變成了社會建設。

這條消息傳遞了多重政治信息。首先是汪洋的政治地位得到鞏固，而且得到即將登上大位的習近平支持，在廣東帶頭推動社會改革。我們知道，習近平與李光耀的關係非同一般。汪洋此次以新加坡為模板來「加強社會建設」，明確地宣示了習近平堅持走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新加坡的國家資本主義明明是「大政府，小社會」，但其社會問題確實解決的比許多國家要好。汪洋提出的社改目標是「小政府，大社會」，這反映了中共一貫誇張的文風，但相比過去「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思路，廣東社改已然破題，指向了發展社會自治的正確方向。

汪洋的這個轉折究竟是做秀還是「動真格」？我想是兩者成分都有。汪洋離開廣東晉陞常委已成定局，這個事實決定了他的決策必然有很大做秀成分，因為他對自己的決策可以不負責任，而繼任者也沒有義務一定要繼承他的政策。這是中共人治的現實使然。汪洋之所以不完全是做秀，則是因為推動社會改革，既有廣東內部的需要，也有中共高層的共識。而這些都基於這樣一個現實，胡錦濤的維穩思路不是化解而是加劇了廣東和各地的社會矛盾，維穩必須尋找出路。

廣東雖然在社會改革方面明確了正確的方向，但廣東模式能否打破胡錦濤維穩造成的困局，卻有極大疑問。《財經》雜誌的這篇專題報導說，廣東此番社會改革有三大思路，一，鬆綁社會組織，二，推動「政社分離」，即社會事業去行政化，三，發展「村居自治」。這三大思路都有實質性內容，因而都有真實的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恰恰就是汪洋此前不敢推動社會改革的主要原因。汪洋一走，自然就把這些難題留給了繼任者。

廣東是中國非政府組織最早發展起來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民間組織和西方國家的資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正因如此，胡錦濤上台後，把民間組織視為國外敵對勢力的代理人，是西方顛覆中共的工具，對他們進行了系統的打壓和迫害。現在，比起九十年代，中共政權更腐敗，官民矛盾更尖銳。給民間組織鬆綁，中共當權者豈不是更不放心？現在中共可以倚仗的是這些年豢養的大批鷹犬，能夠把特務滲透到社會組織中去。但這樣一來，社會組織能否服務社會也就成了問題。

細觀所謂「去行政化」的具體措施，主要就是阻止官員在民間組織中兼職。這聽起來有理，但完全無視了中國的政治現實，那就是社會組織並沒有法律和政治力量來保護自己。官員退出，而特務又無所不在，民間組織更容易成為政府魚肉和欺凌的對像。

至於發展「村居自治」，恐怕更易成為畫餅充飢。廣東的外來人口，早就超過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如何界定本地戶口和外來人口的權利？廣東政府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談論自治，最大風險就是激化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目前不僅存在於中國人之間，而且已經發展到中國人與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之間。可以肯定的是，汪洋從新加坡模式裡是找不到解決這個難題的答案的，因為那裏的移民壓力，完全不能與廣東同日而語。

廣東的社會改革還有一個潛在的政治風險，就是地方主義。自民國以來，廣東人地方自治的衝動之強烈，在各省之中最為突出。且不說廣東的社會改革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若一旦取得實質進展，則廣東是廣東人的廣東這一思潮，必將壯大。而這恰恰是中央政府最憂慮的前景。所以說，廣東的社改雖然破題了，但廣東的社改真要突破現在的局面，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