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紀(405)

第四節：第二次落實政策(1)

像我這種既不沾親帶故，又沒有重禮相贈的書獃子，要想毛遂自薦正大光明講我的學歷和專長，那就准碰軟釘子，若靠我的騎術我就一輩子也找不到馬的，好在我心裡明白，我的調動除靠上級硬壓是沒有別法了。

1949年父親將我們全家寄住北碚後，我們全家就從此時開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地獄裡經歷了長長的煉獄，1962年外祖母在飢餓焦慮中去世，已戴著右派枷鎖的母親，在當局強迫下帶著十八歲的弟弟，悽悽惶惶從北碚街上「流放」到偏僻的蔡家場。

經歷了漫長的三十五年，直到1984年我們這個從新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從蔡家場從回北碚。

（一）重回北碚(1)

1984年7月我還守在應屆高中畢業生考試的考堂裡，從報上得知市裡由重慶人事局牽頭，組織了一次規模空前的「人才交流會」，我決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專程去了重慶大學，我因獲悉，當年劃我們為右派的朱批人，宋殿賓已「落實政策」官復原職。這位宋書記在文革時期，因妻子張大珍被劃地主份子，撤去衛校黨委書記一職，並交農村監督勞動。

中共重慶市委，責令他在愛人和黨藉間選擇，這位宋殿賓因不忍拋棄愛妻和兩個幼小的孩子，拒絕黨委離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號走資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職務，還將他貶到衛校去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

派給他的工作就是打掃廁所，從此整整十三年，在廁所邊將孩子拉扯大，自己也親自嘗到了共產黨整人運動的滋味，對當年無緣無故由他朱批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右派們，才產生惻隱之心。

當1978年母親找到重慶衛校，請他為我當年冤情作證時，他便寫了材料，使重大落實我的政策時，減少了不少麻煩。

1983年春天，母親在重慶財經學校工作僅一年半後，劉昆水創辦的財經學校因為經費上的困難，決定裁減最初設置的專業。

工商聯的頭頭，對母親長住招待所也表示了異議，說母親佔用的是工商聯用來招攬客商的經營性客房，從來沒有住過本單位的職工。劉昆水和母親商量結果，母親決定辭去財經學校的工作，於五月份從新回到蔡家場。

劉昆水為了表示他的歉意，專門用配給他的黑色伏爾加轎車，送母親回北碚，並親去北碚區委統戰部，請求他們考慮在北碚為母親安排一個工作和住所。

蔡家場本來就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鎮，八十年代初，在橫貫小鎮的馬路上只有幾架由農家裝的手扶式來回奔跑，充作小鎮的運輸車，雖然它那令人耳聾的巨響和濃濃的黑色廢氣令人煩燥，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廢氣排出的濁氣中，但居住在這裡的居民習以為常了，手扶式成了鎮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溝通蔡家場和北碚的公共汽車已破舊不堪，雖說從蔡家場到北碚的車票僅僅只有一角二分錢，但窮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著來，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險都要擠上車，他們把命看得很賤。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資局的幾輛綠色解放牌，以及燈塔鄉的八四五廠過路的東風牌卡車，蔡家那十字馬路上很少看到小轎車之類的「洋車」。

當母親乘坐的轎車，從場口向蔡家醫院緩緩駛近時，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們心底裡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裡的那一個重要官員來視察了，萬萬沒想到車裡面坐的，竟是過去被醫院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轎車在醫院的大門口停下來，母親從車門裡走出來時，正好王明站在門口，他一直瞇縫著眼睛注視著從場口向醫院緩緩開來的這輛轎車，心裡產生著各種猜想，卻完全沒有料到這是專門送母親回來的車。

車停穩後，從車門裡走下我的母親時，這位王書記用笑臉向母親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掛號室裡的小曹和藥房裡的小李，要兩個年輕人趕快去提從車上御下來的兩包行李，醫院裡的護士都出來迎接，一時熱鬧得很。

我接到母親回到蔡家醫院的消息，從二十四中趕回醫院時，母親的房間裡聚著小陳、小周和王書記。王書記正在吹捧母親在落實政策以後，如何煥發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當著母親的面說道：「自從你走了，我們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個工作，掛號、出納和伙食採買，現在是交給三個年輕人在管，要他們任中兼一點工作都不幹，而且還幹不好，上個月出納就錯了三百元錢，這麼一對比，才顯示你老人家才是我們醫院的老黃牛了。」

兩個年青人不高興的看了他一眼，顯出很不屑的樣子。他對母親另眼相看，是因劉昆水的關係，還是經過對比的確改變了他原來的偏見？但想起兩年前他在母親分房時的那副臉嘴，對比現在，使我產生一陣陣嘔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