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產79名億萬大款 評論：更要造大師

【大紀元2011年06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曉宇綜合報導）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日前在北京大學企業家俱樂部成立儀式上透露，北大在1999年至2010年之間造就了79名億萬富豪，其校友中的億萬富豪數量，已連續三年居中國高校首位。這一消息引發各界評論，人們重新審視，作為國家頂級學府，最應該做的是甚麼？造大款還是造大師？

陸媒：「造大款」更要「造大師」

據報導，中國校友會網曾於今年年初發佈類似數據。報告顯示，在1999至2010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胡潤中國百富榜、新財富500富人榜等上榜的億萬富豪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共造就了149名億萬富豪。其中，北大造就億萬富豪人數最多，有79人，高居榜首，連續三年問鼎中國「造富搖籃」。清華大學略遜一籌，造就了70名億萬富豪，浙江大學位居第三。

大陸媒體發表張冰歌的評論《北大造「大款」更要造「大師」》指出，當一個國家頂級學府，把造就了多少億萬富豪作為資本來炫耀時，就失去了大學當有的深厚，而給社會帶來的實在不是一個甚麼好訊號。試想，如果一個國家頂級學府缺乏思想深度與道德價值，可量化的金錢變成了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尺度，大學恐怕就不是「大師之謂也」而是變成「大款之謂也」了，這是大學的悲哀。

張冰歌在文中寫道，在100多年前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有這樣的文字:「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表率，萬國所瞻仰，規模當極宏遠，條理當極詳密，不可因劣就簡，有失首善體制。」而奠定清華校格的教育思想家、清華大學終身校長梅貽琦先生說:「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這些意思再明白不過了，一個是在說「京師大學堂」的國家地位，一個是在說大學最該做甚麼。若是把多少億萬富豪作為資本來炫耀，不能不說是「因劣就簡，有失首善體制」了。

何為「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學教授及其學生為主體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充分的體現在三任校長蔡元培、蔣夢麟、胡適身上。

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函》，對於北大精神進行了經典解釋：「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當時蔡先生在北大立有「進德會」，以德治校。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傳弟子蔣夢麟，以總務長兼代理校長的身份在北大紀念會上發表演講《北大之精神》，進一步闡述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個人如此，機關亦如此。凡一個機關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種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環境變遷而死。即使苟延殘喘，窄而陋的學術機關，於社會決無甚貢獻。雖不死，猶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辯駁和爭論，一至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經試驗的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裡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胡適的自由主義理想，同樣是北大精神的精髓。

「北大精神」在未名湖畔消亡

1948年12月15日，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及夫人乘坐空軍大隊專機離開北平，校務由鄭天挺、周炳琳、湯用彤三人負責主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權派遣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錢俊瑞等10人，來到北大校園宣佈接管。同年6月，錢端升在北大法學院組成以教授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學習內容包括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和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此後，1951年北大新任校長馬寅初倡議全校職員開展政治學習。同年9月，周恩來應馬寅初等北大校長及北大教授的請求，以《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為標題，在中南海懷仁堂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師作政治報告。

諷刺的是，1957年6月，反右鬥爭全面展開，時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的錢端升被劃為「右派」。1960年1月3日，在「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政治喧囂中，馬寅初也不得不辭去北大校長職務。

而今日之北大，儼然成了一個高等職業培訓場所，一個學官、學棍的分贓之地，一個官僚、明星的鍍金處，主宰一切的是權勢和金錢。無論校方、教授還是學生，都匍匐在專制的權杖之下，苟且分贓。此乃北大之恥，民族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