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中共暗示私了補償「六·四」難屬
【大紀元2011年05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穆清綜合報導）5月31日，「天安門母親」透過網上發表公開信，透露北京市公安今年先後幾次與個別「六·四」死難者家屬談論賠償問題。以《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為題的公開信指出，過去多次向政府提出對話，都未獲理睬，這次當局終於打破沉默，但單是錢不能了結「六·四」慘劇，還需要理清真相以及問責，當局應與死難者親屬公開對話，不能掩蓋事實與分歧，力求對死者及歷史負責。
據法廣報導，「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霖表示，在整個國內形勢嚴峻、當局全面封殺收緊的情況下，今年2月，北京市一家公安部門找到「六·四」一家難屬，進行私下溝通。2月20日一次，4月3日一次，不久前的5月二十幾號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找我們某家難屬。來者說自己是以個人身份來私下溝通，來商談如何解決「六·四」問題。
丁子霖表示：「來人說（談）真相不好辦，這麼多年了，當年很亂；追究也不好辦，現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還活著—活著——當然是指李鵬，我想。就跟我們（這位）難友講：你看多少錢。」
丁子霖表示，這不是唯一私下接觸的事例。「在5月18日，難屬們在我家裏進行商議。但是，這家難屬一邊被他們上門談，一邊被告誡：不能跟丁子霖接觸。上午談話，下午就兩個警察門口把門。問她到哪裏去。她說要上我家來，就不許來。2月20日不許她來，5月18日也不許她來我家。但是，她也用她的方式把她的談話（內容）告訴我們了。」
反對暗箱作業 私下溝通
丁子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必須同時指出：第一，來人和我們談話人的身份必須調整，我們不接受這種身份。因為20多年，北京的公安、國保、國安是監控我們的人。你政府派出監控我們的人來和被監控的受害者來談，它本身就不對等。」
丁子霖表示，她們反對暗箱作業，私下溝通，主張當局跟「六·四」難屬對話團談，而不是跟個人談。
丁子霖說：「回到正確的軌道上，納入法制軌道解決『六·四』問題，一步一個腳印來談，不要名不正、言不順。你個人，個人你是誰呀你？(要)堂堂正正地談，光明正大地談，公開談。」
她說，所謂「公開談」，並不是說談一點事就立刻訴諸媒體，而是對難屬群體要公開，不能搞封鎖政策。
天安門母親提出了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要求，那就是，「真相、賠償、問責」。
賠償也要先講個是非對錯
天安門母親之一張先玲對BBC中文網說，如果政府真有誠意的話，不應該是個別的、個人的接觸，而是應該針對整個群體。天安門母親一直要求作為一個團體同政府對話，而不是個人的解決問題。
張先玲強調說，這不是單單賠償多少錢的問題。天安門母親向中共當局提出的「公佈真相，個案交待，賠償和追究司法責任」三個要求是不可分割的。所謂「先易後難」的解決「六·四」問題，首先就要解除對「六·四」死難者家屬的監控和人身自由限制，讓他們能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親人。「如果談到賠償，也要先有個是非對錯」。
張先玲還表示，由公安部門出面「接觸」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因為公安機關是監控他們的國家機器。對待天安門母親如同對待敵人。由他們出面是對天安門母親尊嚴的一種不尊重，一種侵犯。他們要求政府有權威的單位委託相關部門或國務院有關部門，民政部有關部門出面正式同天安門母親這個團體談。「這樣才能顯示政府的誠意」。
專家：中共嘗試安撫分化
中國問題專家張海山表示，中共在對「天安門母親」置之不理20多年之後，開始與個別「六·四」死難者家屬談論賠償問題，說明當前中共已經充分意識到政權危機，為了穩住最易引起社會共鳴與共振的「六·四」死難者家屬這塊，不得不選擇性地嘗試安撫，但手法上也是沿用中共分化瓦解那套策略，搞個個擊破，對外擺出姿態，實質是要消弭這個團體聲音，不可能真的洗心革面，「天安門母親」團體若不能堅守整體原則，一旦被分化，將陷入中共所設的陷阱。
今年中共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128名「六·四」死難者家屬向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發出公開信，要求人大常委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六·四」事件和追究法律責任。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主導的要求懲治貪腐和民主自由的天安門民主運動。6月3日夜晚，為了對付示威者，中共軍隊以坦克和裝甲車開路，從各個方向開赴天安門廣場，沿途掃射、追殺，造成民眾慘重傷亡。有些學生還被坦克碾壓至死或重傷。
官方沒有正式公佈死亡數字。但是，20多年來，光是天安門母親群體記錄下的「六·四」死難者就達203人。
丁子霖，1936年12月20日生於上海，1947年考進景海女子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956年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退休前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1995年丁子霖60歲前退休，現居北京。其唯一的兒子蔣捷連於「六·四事件」中喪生，後來組織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呼籲平反「六·四」。
丁子霖公開信表示：
「今年2月下旬「兩代會」召開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區公安部門出面，找到居住在該區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某戶難屬，進行所謂的私下溝通，交換意見。緊接著4月初他們又找該戶難屬談了一次。來人不談「公佈真相」、不談「司法追究」，不談就每一位死者做出「個案交代」，只單單提出給多少錢的問題，而且強調這只對個人不對群體。」
公開信接著強調：「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16年來一再提出與政府對話的訴求，政府當局始終不予理睬。今年終於打破了沉默。這是值得歡迎的第一次。然而，這份遲到的回音究竟意味著甚麼呢？如果僅僅想用錢來了結「六·四」，而且只想通過私下來了結，那麼，這樣做究竟能產生出甚麼樣的結果呢？」
以丁子霖署名的公開信指出，「天安門母親」從1995年就開始提出了解決「六·四」問題的「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到了2006年，她們又根據當時的形勢，做出一項補充決議，即公正解決「六·四」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她們可以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比如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則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
公開信最後提出：「這個補充決議不是沒有原則底線的。其底線就是不容褻瀆「六·四」亡靈，不容損害「六·四」難屬的人格尊嚴。今天我們在這裡再次重申：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這兩條沒商量。」
根據公開信，「天安門母親」用了22年時間，記錄下了203位「六·四」死難者，還有很多沒有找到，或者尚不知道他們家屬的信息。公開信表示，在已知的203位死難者中，有一些是在抗議軍隊實施暴行時被活活打死的；有一些是在搶救傷員和搬運死者屍體時被擊中倒地的；有一些是在居民區的胡同或街巷裡被戒嚴部隊追殺的；有一些是在居民樓的家中被戒嚴部隊的亂槍殺死的；有一些是在現場拍攝照片時被射殺的。公開信說：「經我們反覆查證、核實，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難者之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運動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