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專訪王靜梅：在沒有楊佳的日子裡

【大紀元2011年02月16日訊】最近，有大陸媒體採訪了楊佳的母親王靜梅。2008年7月1日楊佳在上海殺死了6名警察，此後的5個多月裡，王靜梅消失被「精神病」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至楊佳被執行死刑11月26日的前3天，稀里糊塗的她才得以前往上海見了兒子一面。匆匆一晤，即成永訣。兩年多過去了，在沒有楊佳的日子裡，王靜梅是如何度過的？

這兩年來，楊佳已成為中國民眾抗議中共暴政的「英雄」象徵，他說的一句話：「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也成為經典名言，傳遍大江南北，在互聯網上，見不到同情警方的言論，取而代之是稱讚楊佳「為民除害」，他的事跡可以納入「武林列傳」。在楊佳案二審時，首次出現民眾公開齊呼「打倒共產黨」，此後，全國各地「打倒共產黨」的呼聲此起彼伏。

2008年7月1號，28歲的楊佳一個人闖進上海市閘北區政法辦公大樓，在幾分鐘內，揮刀連續襲擊警察，有6人當場死亡。據報導，楊佳曾被上海警方指控偷竊自行車，他多次投訴反應冤枉，卻反而遭到警方的暴力毆打，甚至造成他生殖器功能受損。

「我覺得楊佳還在呢」

《南風窗》2月15日報導，1月24日，除夕前一週，該報記者採訪了王靜梅，傾聽一下在沒有楊佳的第三個新年到來的時候，她的心聲。

王靜梅說：「這兩年都是提前和網友約好，三十晚上在外邊吃飯，過12點我就回去了。都是單身的，有的家在外地，不回家的，就聚在一塊兒。然後我帶著楊佳，把他的照片掛在邊兒上。吃年夜飯時，我就給他準備一個碗筷，大家也都給他夾菜。我就說，反正在我有生之年吧，我是不會改變這種習慣了。每年三十的時候，我都會帶著他。」

她說：「今年看看他們吧，有人要是年三十那天願意跟我一起過，出去聚聚甚麼的，都是單身，也行。要是不願意，那就是我自己，我就帶著楊佳在家裏，還是守著他。」

「以前過年，沒想這麼多(沒甚麼過年心願)。過年他只要在我身邊兒，我就非常開心，甭管幹甚麼吃甚麼。但是他現在不在了，我自己呢，不那麼想，比如看煙花，我還覺得我們倆兒在看呢，吃飯的時候我還依然給他放個碗筷，給他夾過去。」

「以前兩個人過，我還快樂，現在我一個人過，我不快樂。」

楊佳的「這些東西就伴我終身了」

剛出事的時候，王靜梅家裏幾乎不斷人。她說：「我當時都傻了，一年多吧，都是家人陪著，不然我一個人呆不了的。(雖然)一年後也需要人陪著，但是我能支撐著自己了，以前他那房間我不能看，他那東西我也不能摸，甚至一點兒也不敢去想。去年吧，我才把他所有的東西都給收拾一遍，把他的大部份衣裳都洗了一遍，然後放到他櫃子裡頭。」

「他房間裡所有東西我都沒有動，還是那樣，有時候我進去後會覺得特親切，甚至他的褲子這麼長時間都沒動，還掛著。他舉的啞鈴，鍛練用的兩個大長板凳，那些器具甚麼的，都在那兒擺著。以前小時候玩的滑板、旱冰鞋，他動過的、玩兒過的，我都給他擱到屋子裡了。進他屋裡，還能感覺到他的味道，還是他在的樣子。這些東西就伴我終身了，在我在世的時候肯定是不會動它了。要是歸置得太乾淨了，我心裏就不舒服了。」

「這是我相依為命28年的孩子啊。28年最長一次我們不在一起，是2006年他去山西，被警察打過一次。他從山西回來，我說你自己出去轉了一圈兒了，你下次出去是不是得帶著點兒我啊？他說行，結果還是沒帶我去……我都沒想到，唉，這麼快。」

「我現在就一個信念，好好活著。我還是為我兒子。」

「特別遺憾 不知道是最後一次」

王靜梅說：「到現在，我為甚麼特別遺憾？我沒聽到我兒子親口跟我說一句是怎麼回事兒？

「事情發生後，把我放到安康醫院，在裡頭呆了143天。突然有一天，那裏頭的人問我，王靜梅，你要不要見你兒子？我說當然要見了。2008年11月23日兩點的飛機，直接飛往上海。等到我出來了，孩子的事兒結束了。」

「11月24日早上起來，讓我見楊佳。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後一次，甚麼都沒說。當時不許說案情。我也沒敢問，心想下次來再問吧。第一次見，人家有規定，咱不要破壞人家的制度，(不然)下次人家要不讓我見了呢？」

「我就問問他在裡邊兒的情況。他跟我學了學，每天在那屋裡關著，戴著手銬腳鐐。我現在唯一安慰我自己的是，我進去以後隔著玻璃把手放在上面，和佳佳在那兒握握手。他想到我要跟他握手，因為戴著手銬，可能不好意思拿出來，怕我看見，又不可能不握，他就兩隻手同時放過去。這時我發現他了，是戴著手銬的。」

「沒怎麼說話，還是話也不多。精神狀態還行，給我的感覺他也不知道是最後一次見面。如果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我會有要求的。你知道最後一次說的和不知道的能一樣麼？」

「不相信事情就結束了」

王靜梅說：「回北京後，第二天(25日)晚上就來了兩個上海人，向我宣讀最高法的(死刑)核准書。但是我不相信，不相信事情就結束了，就執行了。26日早上起來，很多律師、記者上我家去了。我隱隱約約覺得他們的面孔怎麼都是那樣的，就看出點兒事來了。我也知道核准後馬上要執行，我問那些律師怎麼辦？沒有一個人說話。我就非常難過，我說怎麼會是這樣，我還沒有說話呢，我還沒有說話呢。大家一看我情緒也不好，誰也沒有主意，真是沒有辦法。」

「好像是26日那天，有人送來了一束花，寫了一個小卡片，「楊佳一路走好」。我就很生氣，我說這是誰啊？事兒還沒有結果呢，就寫這個？你就這麼說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拿進來。那花就一直放在我家門外。過了幾天，他們說，這是事實，你拿進來吧。這麼著，那時候我才真是有點意識到了，真是執行了。沒有辦法了，不接受又能怎麼樣呢？」

「執行完了，也沒有人正式告訴我。隔了有10多天，我就給上海寫信，問要不要我過去？他們說你不用過來，楊佳的東西我們給你送過來。12月15日那天，上海來人了，給我送東西來了。他們是兩撥人，一開始是把楊佳那些物品都給我了，第二撥人就把骨灰盒給我拿出來了，他們也沒說讓我交費，也沒有說話。」

「東西都給我送回來了。因為天氣特別冷，如果下葬，冬天不太好，不好施工，就一直等到第二年清明節。八大處你知道麼？射擊場那兒有個福田公墓，他是溝北5組闕字23號，親戚進去沒問題。花了11萬多元買的墓地，加上我給他辦的那些手續，一共是12萬。人家給我湊的，沒有我自己的錢，我自己出不起。」

唱楊佳的歌 走楊佳的路

王靜梅說：「很多網友、生活當中很多孩子都說，楊媽媽，我們都是你的孩子，你有甚麼困難儘管張嘴，我們責無旁貸。所以說我足矣了。」

「其實我現在做每一件事，我也是為他。昨天我完成了一項心願——楊佳在他的博客裡頭寫過，當年不是有個香巴拉戶外登山運動嘛，他想參加。我說一定要完成他這個心願。我就跟著走他們這條路線。那都是年輕人，說阿姨這個強度太大了，你肯定不行。我說那我就先練練，走強度小一點兒的。」

「我已經跟他們走了幾次了，也都不太遠，門頭溝、香山，好幾個點兒。對我來說可能也是非常有挑戰的事兒，但有的時候一想起我兒子來，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走。第一次去香山挺吃力的，但我沒掉隊，我非常自豪，覺得我還行。」

她說：「在那個集體裡頭，我才找到楊佳為甚麼參加他們這活動的原因。那真是一種放鬆，在任何一個地方，你找不到那種感覺。打個比方，我背著包，很多年輕小伙子說阿姨給我背著吧，非常熱情、主動給你背著，你還不用擔心錢包了、照相機了。在那個集體裡會覺得挺開心的，真是另一種生活方式。我56歲了，走得肯定比他們都慢，沒有人說你怎麼走這麼慢跟不上？非常熱情地在後邊照顧你。他們是定期的，我是不定期的，去一次吧也得緩一段日子，強度這麼大，回來後就腿疼、肌肉疼，就得隔一段兒時間。」

她還說：「而且我想報班兒，想學聲樂。有一天他們(朋友)給我放一個楊佳版的歌曲——《敢問路在何方》。不但聽了，我還把歌詞改了改，在那裏給他唱兩句。我就覺得，有老師指導我，這個歌我自己唱，意義好像更大。」

她說，從年輕時就夢想找一個音樂老師來指導一下，怎麼發音，怎麼吐字清楚。但學費特別貴，沒這能力和條件，不去了。退休的時候才697元，2002年那個時候開始漲，漲到現在1,800元。今年又給楊佳做一個(墓碑上的)影雕，花了5,500，又買電，1,000塊，買煤氣，1,000塊，你說一個月能攢多少？所以覺得挺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