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辛亥百年之歎

【大紀元2011年10月04日訊】今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也是中華民國100週年。回顧歷史，感慨良多，遂為《辛亥百年之歎》。

一、第一可歎者，民國先賢和五四先知們，對民主制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民國先賢和五四先知們，由於沒有基督文明之信仰，沒有基督文明的基本學養，他們看到民主制度能帶來國家富強，所以要追求民主。

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帶來國家富強？那是因為：以基督文明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西方國家，本著基督文明的四大核心理念——自由、尊嚴、平等、人的有限性，用法治和制度建設，來保障人的自由、尊嚴、平等和基本人權。並秉持人的有限性的理念，對政治權力進行制衡、限制、監督、防範，以免政治權力墮落為奴役人民的暴政。從而使西方社會迸發出巨大的活力，使西方社會的人們，在思想、文化、科學發明等領域，獲得空前的自由，才帶來文化科學的昌明，才帶來物質產品的豐富，才帶來國家富強的結果。

國家富強是民主制度派生出來的結果，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

民國先賢和五四先知們，將民主制度所派生的結果，當成終極價值來追求。並對其進行急功近利的解讀。這就產生了一種大謬不然的思想文化體系——捨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也。

這種對民主制度的「捨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解，遂產生兩種結果：

其一，民主制度既然是達到富國強兵目的的手段。一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那麼民主制度就變得可有可無了。

其二，當民主制度在整合社會秩序沒有專制權力那麼快速有效時，中國的知識者，便紛紛拋棄了對民主的信仰，轉而支持專制了。如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支持共產黨對全國人民施行全面專政等等，就是這種「捨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結果。

在這種對民主制度的「倒因為果，捨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結構上，遂使中國的知識者，在人類文明發展軌跡的探索上，總是找不著北。從而帶來了一百年的社會震盪和戰亂，付出了血流成河、白骨成山的代價，至今仍然在唐德綱教授所說的「歷史三峽的漩渦」中，被旋轉得暈頭轉向，而看不到中國走向民主、文明、進步的出路。

其實，歸根結底，民主制度是基督文明這棵參天大樹上所結的果子。中國的眾多知識者，只想摘這顆果子吃，而恨不得把基督文明這顆大樹連根剷除……連孫中山臨終遺囑的最後一句話——「告訴國人，我是一個基督徒」，都被民國先賢刪去，怕引起國人的誤解和排斥心理也。

直到今日，中國知識者的認識水平，仍然停留在民國先賢和五四先知的水平上。甚至經過幾十年指鹿為馬的欺騙宣傳和洗腦教育之後，認識水平還遠遠不及民國先賢和五四先知。

究其原因，乃是中國人的身子雖然被近代文明裹挾著，極不情願地進入了近代社會。但其腦袋仍然停留在「大一統，擊缶上首功」的暴秦時代。

回顧一下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歷史，鴉片戰爭打開滿清皇朝嚴密封閉的國門，促使少數中國人首先醒悟，使先知先覺的中國知識者，不再沉迷於「天朝上邦」的自造神話之中，遂進行反思和彌縫補漏。認為是「船不堅、砲不利」所致。乃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保留專制政體的前提下，發起了洋務運動，乃造槍、造炮、造船、購艦，來自強武備。

然而甲午一戰，號稱亞洲第一強的滿清艦隊，竟為「撮爾小國」的日本打得一敗塗地，全軍覆亡。

繼之，「撮爾小國」的日本，又把素以蠶食鯨吞中國領土為快事的沙皇俄羅斯，打得一敗塗地。遂刺激了更多的中國知識者反思和醒悟，乃得出結論，是制度不如人也。然後才有戊戌變法和國民革命運動。

經過多年的變法爭鳴和武裝革命實踐，1911年，武昌城頭一聲槍響，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殖民中國267年的滿清皇朝，頓時土崩瓦解。國民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

由於中國知識者沒有基督文明學養之根，「以美為師」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只學到一點民主制度的皮毛，而學不到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觀，學不到民主制度運作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因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民主根基十分脆弱。

二、第二可歎者，孫逸仙是民國之「父」，也是民國罪人

孫文秉持國民革命說，數十年如一日，發動十多次武裝起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無論是造聲勢，還是艱苦卓絕，鍥而不捨，所付出的先烈熱血，都是當時革命派、君憲派、改良派、北洋派、開明縉紳士大夫的先驅。故民國建立，孫文尊顯，被後世尊為國父，雖有僭越之嫌，然情有可原也。孫中山這個基督文明的半桶水，到了中國，就被民國先賢驚為天人了。

因為民國開基，是革命派、君憲派、改良派、北洋派、開明縉紳士大夫、知識者（特別是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的鼓吹呼號）妥協共贏的結果，其中有滿清皇室和攝政王載灃及裕隆太后的順時因變，順應民情歷史功績。中華民國，絕不是國民革命派一家的禁臠。再說，國家是國民的公器，絕不允許私產化。把孫逸仙視為民國之父，在國家理念上，有私產化之嫌。

後來，袁世凱在薩鎮冰變相率海軍「反水」之機，逼退清廷，「海軍盡叛，天險已無，何能悉以六鎮諸軍，防衛京津？」從而避免了戰火荼毒，居功闕偉。繼之袁世凱為中華民國首任伯裡璽坦特（今日誤譯為「總統」者），思為中國的華盛頓也。

平心而論，袁公當國，在內外交困的國際情勢下，在俄、日、英等國競相爭奪中國領土的險惡外交態勢下，他忍辱負重，左支右撐，以夷制夷……維護著國家利益和安全，可謂嘔心瀝血，難為外人道也。

然而中華民國制度設計上的先天不足，加上袁世凱民主價值觀和憲政學養上的欠缺，使得行政奇才的袁世凱，行政理亂起來，亦感力不從心，頗多尷尬窒礙。遂以為中國的國家制度，於共和制不善，應以君主立憲制為宜。繼之謀當君憲制下的「洪憲皇帝」，終至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也。

袁世凱沒在「阿麥利康」（America）生活過，余以為，尚情有可原。然而在「阿麥利康」長大和求學的孫逸仙，也比袁世凱強不了多少。

宋教仁遇刺，這本來是一個通過司法途徑，來尋求社會公正和懲治犯罪的問題。民國先賢既然「以美為師」設立了最高法院，國會也任命了大法官。但孫逸仙卻視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如無物，只想到用槍桿子去討個公道，遂發動二次革命，叛亂民國，打開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潘多拉魔盒，把魔鬼釋放到中國……此一罪也。

平心而論，民國北洋政府時代，是中國文化獲得長足進步，經濟、文化、政治群星燦爛的年代。也是生產力獲得突飛猛進，社會相對安定，人民相對富足，國人的精神面貌欣欣向榮的「黃金」時代。然而國共雙方都出於私心，把這段歷史極力予以掩蓋、歪曲和抹黑，難為眾人所知也。

袁世凱洪憲稱帝，在舉國反對、親信反戈、大兵壓境的情勢下，披皇袍僅83天，遂含羞氣絕而亡。民國政府相繼為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等人入承大統。

在這種政治情勢下，憑著孫逸仙等民國先賢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完全可以成為在野的強大壓力集團，引導和監督民國政府，逐步完善制度建設，以「積小步成大功」 的謀略，而行推進中國的民主、文明、進步之大計。

誠然，北洋國民政府時期，有諸多不如意的地方。這些「不如意」的地方，正是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標的物。

而一慣秉持「畢其功於一役」的孫逸仙，並在「阿麥裡康」長大和求學的孫文，仍然難以適應民主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而不能跳出中國歷史上的叢林法則 ——「成王敗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維慣性，難以理解民主社會「步進積累、立法完善」的思維方式，從而視北洋民國政府為中華民國之完全失敗也。

於是，孫逸仙急功近利，在蘇俄對中國政府的兩面三刀的外交欺騙下，為了取得蘇俄的盧布和軍械支持，不惜發表任何「北洋軍閥」都不齒的「孫越聲明」，鼓動部份「終身議員」趕赴廣州，又在廣州設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

孫文此舉，帶來共產邪靈寄生於國民黨肌體之中，就像癌細胞擴散，最終使中國大陸淪陷於蘇俄傀儡之手，給中華民國帶來了無盡的血淚和纍纍白骨……此為孫逸仙破壞民國之罪二也。

三、第三可歎者，一代筆走風雲的才子梁啟超，也強化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叢林法則

一代才子梁啟超，其為《李鴻章傳》，竟引得日本名相伊籐博文能大段背誦。伊籐博文情不自禁，邊朗誦邊哭泣。為其精神導師李鴻章忍辱負重、飽受艱辛屈辱、卻被思想簡單的國人罵為「賣國賊」而痛，亦為才華蓋世的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而泣。

後來，在民國政府中，梁啟超為進步黨領袖，率群倫與第一大黨——國民黨相抗衡。

梁啟超的筆底風流，為世人傾慕。其筆下有「氣吞萬里如虎」之勢。其筆端帶有濃濃的感情，真氣沛然，超凡脫俗。其走筆如火山之噴發，如波濤之洶湧。他的筆端充滿魔力，令時人如醉如癡，趨之若鶩。以致時人教子動輒曰：為文當學梁任公。他才思敏捷，竟能邊打麻將邊口授報紙社論。口授稿亦成為一篇行雲流水的佳作美文。

袁世凱綢繆洪憲帝制時，曾徵求過梁啟超的意見。並對梁啟超的筆力深為歎服。遂送去一張30萬銀元的支票，示其寫一篇贊成帝制的文辭。

也許梁啟超深知袁世凱洪憲稱帝之舉，已成覆水難收之勢。乃明里許之，而暗中陰連學生蔡鍔，準備舉兵反抗之。

袁世凱洪憲皇袍加身，梁啟超卻以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來公開宣言反對之。並將30萬銀元支票原物奉還。

後來，梁啟超的學生蔡鍔，首先在雲南發難，舉槍相向，天下群起響應。遂推舉梁啟超擔任護國討袁軍大都督，指揮各路大軍，浩浩蕩蕩，殺向北京。

袁世凱在舉國反叛、作繭自縛的洪憲稱帝后，羞愧無地，急火攻心。遂一病不起，一命嗚呼。

袁世凱臨死之前，曾以曹孟德之詞哀歎：天下無孤，將有多少人稱王？將有多少人爭霸？天下生靈，將遭百年塗炭矣！

以後的歷史證明，袁世凱的臨終哀歎，被其不幸言中了。

洪憲稱帝失敗後，思想簡單的中國學界，於是又諉過於古德諾教授。指責其鼓吹帝制，罪無可逭云云。

為此，唐德剛教授又專門找來古德諾教授之原文，與中文翻譯稿仔細核對。這一核對，讓唐德剛教授悲從中來。

原來，古德諾教授作為民國政府聘請的憲政顧問，書生氣頗重，不願尸位素餐，乃思為中國政制改造有所參詳。於是為文論述君主、共和、憲政之優缺點，以為興利除弊的比較也。

但中國的翻譯者，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只選取對帝制有利之言辭翻譯之。以便挾洋自重，以為洪憲稱帝造勢。古德諾教授不擅中文，遂被欺騙之。只好捲起鋪蓋，回美繼續教書。

由此可見，言論封禁，單向性灌輸，不但蠹國害民，當軸者亦深受其害，被深深誤導欺騙而不自知。可謂歷史一歎也。不知道今日黨國中宣部，對此有所醒悟不？

今天看來，梁啟超明裡支持袁世凱披上洪憲皇袍，暗裡卻綢繆舉兵反抗之。這種損招，實在太陰了。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

我以為，既然袁公對他信任有加，倚重異常。就該盡朋友之義，對袁公黃袍加身之舉，據理諫之爭之。以免朋友犯下歷史錯誤。惜哉梁啟超卻是背道而馳之，強化了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土匪邏輯。

四、第四可歎者，中華民國之大陸錦繡江山，竟落入蘇俄傀儡之手，給大陸人民造成了無窮之血淚

隨著原蘇聯和共產國際檔案的逐步解密，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斯大林謀劃於密室的一個國際陰謀的一顆棋子。是蘇俄用盧布豢養起來，專門用於破壞中華民國的復興，以免強大了的中華民國，向蘇俄討要被沙俄非法掠奪的北方領土。

一些認賊作父的奸佞小人，在這種國際陰謀背景下，投入了共產國際的懷抱，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口號，專門在中華民國之內進行顛覆煽動，並一以貫之實施武裝叛亂。

張作霖搜查蘇聯使館，搜出了蘇俄指派李大釗等人破壞中華民國的諸多文件，才將李大釗絞死。李大釗真是死有餘辜也。

孫逸仙組織南方軍政府，實行「連俄容共」的政策，實為蘇俄提供盧布和武器支持的條件。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人，在共產國際的命令下，集體加入國民黨，才找到邪靈附體軀殼。鑽入鐵扇公主的肚子裡，一步步控制這具軀殼，以發展壯大自己，最終取而代之。

嗣後，中國共產黨趁中華民族與日軍血戰之機，在後方養精蓄銳，與日軍暗通款曲，狼狽為奸，聯手打擊抗日軍隊。並在後方大種鴉片，積聚反叛實力。

待到抗戰勝利，國民政府行憲，試圖與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組成聯合政府之時，一直以奪取政權為最終目的的中共，卻沒有任何誠意。指令其一直躲避抗戰、破壞抗戰、打擊抗日部隊的中共匪軍，紛紛從山中鑽了出來，來搶奪勝利果實。不惜大打出手，發動內戰。

在國共內戰期間，中共軍隊在蘇俄的暗中支持下，日益壯大。而一直支持國民政府軍抗日的美國佬，卻在此關鍵時刻，來了個釜底抽薪。戰場的實力對比，迅速發生了轉化……

經過三年異常慘烈的國共內戰，在2000多萬同胞血肉紛飛的情形下，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共產國際支部、蘇俄傀儡的中國共產黨，竟奪得了大陸的錦繡江山。嗣後又有8000多萬大陸同胞，死於毛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之中。

這個結果，不僅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更是全人類的慘禍。

五、第五可歎者，今日之國民黨，已落為台灣的國民黨，而沒有恢復民國、反攻大陸的雄心壯志了

國民黨到了台灣，熏染日久，逐漸衍生出一種小國寡民的意識——只要管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別管大陸人民的血淚和苦難了。

如果說在蔣介石時代，國際形勢尚不明朗，歷史機遇尚不成熟，讓他反攻大陸的大業，只能望洋興歎，最後含恨以終的話。那麼到了今天，民主潮流日益顯明，獨裁專制政權已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國民黨當局反而對中共政權畏之如虎，實在不應該。

其實，在頭上掛著一柄斷頭的懸劍的情況下，謀求自己一畝三分地上的豐收。一旦頭上的懸劍落下，小命都要玩完。這時候，何談自己一畝三分地上的豐收？

因為紅色恐怖暴政，已到了歇斯底里最後瘋狂的時候了。在這種情勢下，只要台灣人民給予大陸人民反抗暴政的必要支持，埋葬紅色恐怖暴政的速度，就會加快很多。

因為現代通訊和運輸技術的發展，已不具備陳勝吳廣「荷鋤為兵，揭竿為旗」推翻暴秦的社會條件了。那麼在當前的情勢下，大陸人民反抗紅色恐怖暴政，特別需要國際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血濃於水的台灣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沒有這種理解和支持，大陸人民反抗紅色恐怖暴政的大業，就會艱難得多。儘管民主終將戰勝紅色恐怖暴政。

而大陸人民反抗紅色恐怖暴政越是激烈，台灣這面民主的旗幟就越是安全，就越是成為大陸人民的精神嚮往，越是巍然屹立於東海之濱。

我希望台灣的選民和領導人，能克服那種狹隘的小國寡民意識，能明白大陸人民反抗紅色恐怖暴政與謀求台灣安全的內在聯繫。

吾以為，將來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當以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

六、第六可歎者，中國的知識者，何時才能爬出歷史三峽的漩渦？

經過百年戰亂和劇烈的社會震盪，付出了白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慘痛代價後，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者，仍然沒有獲得多少精神進步。仍然在精神流浪的旅途上，做了一群迷途的羔羊。在某種程度上，經過數十年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愚民教育和欺騙宣傳，他們在精神上和靈魂上，甚或是大踏步倒退了。

今天的中國人，有堅持制度決定論者，有倡言回歸傳統儒學者，有癡迷毛式恐怖暴政者……

撇開等而下之的新儒學和毛左派，縱然是等而上之的「制度決定論」者，他們仍然認為：中國的落後、愚昧、貧窮，是專制制度帶來的結果——他們的認識水平，還停留在康有為的水平上。

回顧一下中國融入文明世界的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討論到文化層面，就因為國家危亡，「救亡壓倒啟蒙」，不得不戛然而止了。可以說，新文化運動還沒有看到中國融入文明世界的門檻。

其實，有甚麼樣的信仰體系，就有甚麼樣的文化系統。有甚麼樣的文化系統，就有甚麼樣的世道人心和政治制度。

當然，「有甚麼樣的人民，就有甚麼樣的政府」與「有甚麼樣的政府，也養成甚麼樣的人民」，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頗於某一方面。在現代民主大勢日益顯明的國際環境下，沒有基督文明底蘊的國家，也可以通過學習和模仿民主制度建設，來迎頭趕上。這已是另外一個論題了，此處擱下不表。

我以為，只有瞭解到基督文明的基本理念，才知道人的自由、平等、尊嚴、人的有限性等基本價值觀的來源，才能理解「人權神聖」的「神聖」二字，才能產生價值堅守、真理執著的堅定和勇氣。

否則，中國的民主人士，仍然像百年前一樣，只是一些功利主義者，甚至是一些機會主義。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組成的中國知識者群體，何談推進中國的民主、文明、進步？

寫於2011年9月18~28日

──原載《北京之春》2011年10月號

（責任編輯：鄭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