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說「王」
王，是次於帝的名號，也稱天王，天子。按照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釋義「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說，王字的三橫，分別代表了天道、地道、人道，中間的一豎代表著將三者貫通，作為王的人，必須具備對天道、地道和人道規律的把握。董仲舒是西漢大儒，是繼孔子、孟子、荀子之後，儒家的又一個重要代表。
稱天子，按照《白虎通義》的解釋，是表明自己以爵事天，是受天命為王，擁有天下，替上天行使管理百姓的權限。按照董仲舒的解釋，稱天子，是表明為王是受到上天的護佑並且是被上天視為自己的孩子來護佑的。因此受命為王的，是一定要更改國號的，以表明上天的意志已經顯明在自己的身上，並且要選擇天下的美稱作為國號，以表彰自己的功業，這一國號同時也顯示了自己所要努力達到的目標。
夏，大也，所以，夏也稱為大夏，表明夏王朝的建立者夏啟，所要守持的是天下大道；殷，中也，表明殷商的建立者商湯所要施行的是中和之道；周，是至、密的意思，表明周王朝的建立者周文王，認為自己所循行的道德嚴謹周密，無所不至。周是三代中禮儀文化最盛的朝代。所以，孔子曾感嘆而歆羨地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王所奉行的是行仁布義、賞善誅惡的王道。仁，是成就萬物，和洽萬民；義者宜也，是理之所在，理所應當。王必須以一定的方式表明自己是上天選定的子民，獲得上天的認可後，才能以王道來管理群民，而皇、帝則不必，因為他們自身的行為就在天道之中或接近於天道。
由此可見，王是等而下之的。所以老子才說「大道廢，有仁義」、「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夏和殷商時期，主要是部落聯盟，西周建立才實行分封制，王的時期是部落或諸侯分制，王為部落或諸侯的共主，這一段歷史為「國天下」時期。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站在社會最高位置上的國家管理者所曾經具有的博大的胸襟和氣度，包容天地，吞吐萬物，遠不是今天的政治家所能夠比擬的。在皇、帝、王的時代，由於人們都站在道德的基點上為人處世，所以，人們對規律神機奧秘的洞察力和運用能力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尤其是今天的人都以進化論來看待古人，以為古人都是蒙昧無知，每天為了填飽肚子而疲於奔命，沒有甚麼知識，也沒有甚麼技術。
其實，世代所留下的神話傳說就是當時人們的真實寫照，作為當時群民的首領，不是像今天一樣是由財富、地位和權力所決定的，而是由掌握天道規律的深淺所決定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天指的是看不見的微觀世界，而不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天，所以才稱之為玄、稱之為微、稱之為幽。境界最高深者才能成為皇、帝、王。
大家都知道，宏觀世界的一切無不由微觀世界構成而來，由於掌握著更深遠、更玄奧的遠遠超越於我們這個物質世界的微觀世界的天道規律，這些皇、帝、王能夠與宇宙的能量場自由地感應、溝通、融合，真實地體現著天人合一的生存狀態，不僅能呼風喚雨，移山填海，甚至能調諧四時和陰陽，經緯天地，化生萬物，就像今天的人們可以行雲播雨一樣。
所以，他們才被稱為天皇、天帝、天王，他們的真實存在，慢慢的越來越不被道德水平日漸降低的後人所理解，直至變成了神話傳說，遙遙地佇立在歷史的開端。
帝位的更迭是通過禪讓的形式實現的，王位的轉移則是通過順應天意民心、誅罰無道而實現的。王之後為春秋五伯，也叫春秋五霸，指的是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以信義矯世，爭霸天下，將天下視為一己之私有，經過春秋戰國的激烈角逐，秦王嬴政戰勝了各諸侯國，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君主制帝國，所以，開啟了兩千餘年的朝代更迭歷史，而這種更替雖然也是順應天意而為，但主要是通過以暴易暴的形式實現的。
有得必有失，所以才體現出治亂更迭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興盛衰亡的歷史規律。從此開始了一家一姓治理國家的「家天下」時代。
秦始皇贏政採皇、帝號合稱，將它作為擁有天下者的尊名，從此以後才有了皇帝這一稱號。古代設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沒有以王來命名臣子的。功臣子弟得以封王，是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的。但從此以後，皇、帝、王的深刻含義也就漸漸隱藏於最高的權力背後了，人們更多體會到的是它那高高在上、號令天下的尊崇地位。
但是歷代的帝王，尤其是其中的優秀者，如唐太宗李世民，清王朝的康熙大帝，都努力地以自己的身體力行來闡釋皇帝、帝王這兩個詞的久遠而深刻的內涵。
《孝經鉤命訣》是一部緯書，它上面說了這樣一句話：「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揭示了歷史發展越來越等而下之，越來越快的墜落趨勢。人的純真質樸，以及人與天地相溝通的自然屬性和先天本能，隨著人對自身的認識和自衛能力的提高，以及對外在物質佔有慾望的日漸強烈，越來越退化、喪失。
這就是「天道退行」，按照成住壞滅的事物發展規律，事物一旦產生，就只能踏上由生到死的單行道，與時俱進只能是隨著世運的衰敗走向滅亡。老子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才將「不敢為天下先」作為自己的三寶之一，提出返璞歸真這一與歷史前進的步伐相背而行的發展道路，要「知其柔，守其雌」，要「復歸於嬰兒」。
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另一主流的儒家，也一直採取向後看的回觀返照立場來評價人和事，將歷史的過去作為一個參照物，說帝王賢明必稱「堯舜禹湯」，「周孔文王」，因為他們都深刻地認識到，只有往回返，才能擺脫滅亡的命運，因此，才給後人留下了對於道和德的闡釋，告誡人們不要忘記自己來的那個幽邈而玄微的地方，那個產生自己的地方，要保持逆流而上的向道之心。
惟其如此，才能掙脫名利慾望的牽絆和誘惑，才能從狹小逼仄、隨世下流的世間之道，掉頭而返，才能越走越寬，重新踏上無形大道，使生命與天地共長久，永遠保持在成住的狀態。這也造就了中國久遠的歷史文化中所顯現出的獨特的返本歸真的修煉思想和行為。
求仙訪道、隱逸田園、追求人與自然的融合為一，成為中國古代文化最為深刻的主流，即使在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中，也保持著這種往回返的強烈意識。所以，中國文人的骨子裏透露出來的是對「德」和「道」的追求，是面對自己在人生道路中的各種考驗和誘惑，堅定自己對道德的體認，同時也堅定自己所達到的道德境界。
因此，中國文人身上體現出一種共有的「捨生取義」、「君子固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其中既透露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又有著對於天地、社會、道德人倫的深沉的責任感，「道能弘人，非人弘道」，而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深沉的責任感，只有達到較高的道德境界才能實現。
故積極的進取精神必然要落回到自我的昇華上，修身養性，返本歸真，雖然在道家和儒家所表現的不同，一個出世，一個入世，但在修身、昇華對道德規律的體認上，二者在本質上卻是相通的。而儒道互補，共同塑造著歷朝歷代士人的精神，也塑造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現今，這一宏遠而壯闊的民族精神卻難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再現了，如果說人失去了精神的內在支撐力，是行屍走肉，那麼整個民族失去了精神又該怎樣呢？民族的危亡不是決定於人口的數量和眼前的虛假繁榮，而是來自於精神的首先消亡。那麼，今天的中華民族真的是處於煌煌盛世嗎？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主要參考資料：
《老子新譯》任繼愈譯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2月版
《論語注疏》李學勤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上古中華文明》王大有著 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 2006年版
《繹史》
《白虎通德論》 [東漢]班固
－－轉載自明慧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