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論中國的反對派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8月2日訊】最近有人說：中國的海外民運失敗了。這是真的嗎？從89年轟轟烈烈的街頭民運失敗之后，中國的民主運動勿論是在海內和海外，都經歷過兩次變化。
第一次是從逃亡走向低谷，民運載尋找生存和走向成功的道路。第二次是找到了正确的生存方式，并逐漸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這些成功之中最成功的就是：他們的對手和持各种觀點的旁觀者，都在實際上把他們當作了中國專制政權的反對派。
民運逃亡海外的第一次轉變的确是失敗的。當時大家被海外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吹捧搞昏了頭，真的以為很快就會回到中南海去執掌政權了。忙于爭權奪利，似乎現在不爭到一個師長旅長什么的，回去就怕來不及了。爭權奪利靠什么手段呢？他們匆匆忙忙從港台報紙上學了一點西方政客三字經：利用媒體作秀拉選票，是擊敗政敵的最終方法。他們刻意把自己裝扮成美國人(帶引號的)，用美國慈善机构的方法跪在地上企求人家怜憫中國的受難者。“求求你們可怜可怜被屠殺的中國人吧，幫我們建立一個民主制度吧！”
慈善机构的老太太們陪著流了不少眼淚。但政治現實是冷酷無情的：從此沒有人認真把他們當作反對派。他們的唯一价值是讓人權組織把他們當作籌款的道具。
我剛來美國時的狀況就是這樣。華盛頓最關心中國民主的一名資深政治家說：“你來的正是時候，否則我們都准備撤退了，不再關心中國了。因為前邊來的每一個‘學運領袖’都去幫中國政府說話，華盛頓的政治家們都拒絕談論中國這個詞了。一提到中國，人們就笑笑端著酒杯走開了。”
這就是當時海外民運失敗的標志。國內民運也深受其害。一方面受“假洋鬼子”風的影響，以為民運就是到媒體上作秀。個人出名了，他的民運工作就算完成了，然后伸手要錢。國內各界朋友對此頗有譏評，降低了民運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則是先天不足。受89民運的請愿心態影響，認為老百姓搞民主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能請求共產党內的改革派恩賜給我們一個民主。他們熱衷于出賣老百姓和民運的立場，兩眼灼灼地尋找机會去和所謂的“党內改革派”合作。結果被中共的特務指揮的團團轉。成為中共破坏國內民運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們不明白：中共內真正有民主傾向的人尚且處在常常受打擊的狀況中，誰敢和他們這种受公安局監視的“公開的民運人士”聯絡呢？這真是名副其實的“痴人說夢”。因為這种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十年來海外民運一直是海外媒體譏評的對象。同時也促使海外民運團體總結失敗的教訓，力圖東山再起。經過低潮期的大浪淘沙，膽小的，沒耐心的，失敗主義情緒的和最關心個人名利的人一批批的退出了。剩下的人含金量越來越高。工作的方向也就隨之越來越清晰。海外民運作為中共專制政權的反對派的存在，也隨之越來越成功。當然，該被淘汰的泥沙們也就越來越不能忍受民運的立場，公開揚言退出者有之；公開聲言已失敗，從而為自己退出辯解者有之；最無恥者是站在獨裁者一邊，替專制政權辯護的那一幫。他們希望親共的外國資本家會出錢養活他們。
他們這些人一直在譏笑海外民運的聯合體：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他們得意洋洋地指著自己的高工資和一大群專業助手說：看，這才像在工作。你們的成功在哪而呢？我們的成功在于：三年來，我們使得中國問題重新成為歐美各國政界的熱門話題。我們使得歐美各國關注中國民主的政治家們的勢力越戰越強。我們使得中共專制政權想得到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輕易到手，甚至不能得手。我們使得中共在各种外交活動中，都不得不認真地，全力以赴地對付我們，不敢掉以輕心。這就是“聯席會議”中國的反對派的成功之處。
前几天，中國理論界的老前輩，在海外堅決支持民主的蘇紹智先生去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講演，意外地遭到中國領事館的干預。他們威脅英國政府“不得接待中國的反政府人物”。這使長期在家休養的蘇老先生受寵若惊，他說：“中共現在的确認真對付你們海外民運了，甚至連我這樣的退休老頭儿他們也不愿放過。”我說：“這證明我們和那些准備到香港教書的前民運領袖的不同价值。”
魏京生 2001年8月1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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