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從改革的馬前卒到權力的核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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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7日訊】 「文革」初期，唯恐天下不亂的毛澤東夫人江青，曾經向「造反派」們教 授了一條口訣，叫作「文攻武衛」，而鄧小平自九一年初之後，爲保衛自己改革開 放的大旗，所布署的反對保守派的戰略步驟，也可以用「文攻武衛」來形容。
一開始的「文攻」始於上海，「總設計師」鄧小平拿出腳本後，朱鎔基擔任了 「導演」，周瑞金則是持筆上陣的台前「演員」。
但上海改革派「文攻」的結果，卻是遭到北京保守派更猛烈的反撲。理論左派們知道朱鎔基因爲仰仗鄧小平的支援才有恃無恐，於是也端出了他們的後台。炮手王震一句「我們身邊就睡著一個戈巴契夫」，刺激得左派理論家們完全忘乎所以， 本來還是躲在幕後看熱鬧的江澤民和李鵬終於也「一吐爲快」。
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澤民在建黨七十周年大會上講話說：「要劃清兩種改 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 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要鞏固和壯大「杜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使各種經濟成分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和範圍。」
遭江澤民暗批
此時，正襟危坐在會場主席臺上的朱鎔基，雖然表面不露聲色，但心裡明白這位總書記今天的講話，無疑是在代表政治局表態支援理論左派，所謂「劃清兩種改 革開放觀」，實際上比改革開放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的提法，更直接地 把批判矛頭指向了上海的「皇甫平」，當然也就是指向朱鎔基。
而此時坐在台下的大批理論左派們則不約而同地把仇恨、奚落的目光，對準了 臺上的朱鎔基，按著，便是一陣瘋狂的掌聲。
第二天，朱鎔基被打發到湖北考察並巡察暴雨災情，北京方面則在江澤民的支 持下，開始了新一輪對朱鎔基的全面清算。
國家教委緊急召集理論學習會議，系統傳達和討論江總書記指示精神，會 後又迫不及待地將一批馬列教授反對改革的理論觀點，整理上報中央，稱之爲 「在我國進行反和平演變鬥爭的建議」。
另外，國家教委在何東昌的授意下，還組織一批經濟學教師，以「高校一 些經濟理論工作者對經濟領域中若干問題的看法」爲題，上書高層，要求「警 惕[私有化潛行]」。這批左派教授認爲，「一些原來主張私有化的人，越來越明顯 地把股份化，作爲實現這一主張的掩飾和途徑」；「有些熱心鼓吹股份化的人們， 其可以說出來的直接目的，是通過實行股份制，完全剝奪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權」。
這些左派教授，甚至公開抵制鄧小平的主張，強烈要求「應該更明確地肯 定國家計劃，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地位」；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僅是經 濟運行方式，而且體現著不同的制度，西方資產階級，都是把市場經濟作爲資本主 義同義語來使用的。」
把持《人民日報》的高狄，此時更是利令智昏，決定在《人民日報》上公開挑 起與「皇甫平」的論戰，以逼迫朱鎔基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檢討。
八月三十日，由《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李德民和理論部一位高級編輯起草 的社論《一切爲了改革開放》，已經由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審閱 通過，但高狄卻故意加進一段「必須先問姓[社]姓「資」」的內容。
九月一日這篇社論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後，李瑞環根據鄧小平的指令刪 去這段話，高狄這才屈從，造成了電臺播發出的社論，與第二天見報的社論內容不 一樣的後果。爲此，鄧小平恨恨地說了一句：《人民日報》想全面批判鄧小平。
鄧小平反擊保守派
有了鄧小平這句話，朱鎔基這才長舒了一口氣，高高興興地繼續進行他的周遊 列省活動，並於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到達上海。
大陸記者張石森披露說：十月十五日朱鎔基會見上海市市委常委時公然說道： 「我們的輿論都應該成爲改革開放的輿論，而且要堅定不移地宣傳。「皇甫平」也 好，「吉方文」（「皇甫平」作者的另一筆名）也好，只要是爲改革開放鼓勁吶喊 的，我看都是好文章。」
但這話在上海市幹部中做了傳達後，立刻又在北京引起反彈。一個多月後，李 鵬到上海爲南埔大橋的落成剪綵，言談中突然冒出一句沒頭沒尾的話：「「皇甫平」 的文章影響很壞，把中央好不容易統一的思想又搞亂了。」
到此爲止，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李」等於都公開站到了保守派一 邊，到底打啞了朱鎔基，但同時也徹底激怒了鄧小平，「鄧小平南巡」，就是在這 種背景下出場的。
鄧小平南巡後，北京的保守派仍在負隅頑抗。同時，因爲鄧小平在南巡第一站 武漢，即點了江澤民和李鵬的名，並要求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和省長郭樹言，同他 們兩人帶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臺」。所以二人一度耿耿於懷，遲遲不就鄧 小平南巡講話明確表態。
鄧小平看江、李等人到這個時候仍然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立刻將「文攻」 轉成「武衛」。九二年三月全國人大會上，楊白冰代表軍方公開表態，要爲改 革開放「保駕護航」，於是，形勢急轉。
先是李鵬亂了陣腳，主動給鄧小平寫效忠信，表示願作改革開放的「馬前卒」， 聲稱鄧小平指到哪裡就打到哪裡。接著是江澤民請喬石安排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的 機會，公開表態擁護鄧小平南巡講話，立志「防左」。
所以，到一九九二年六月份爲止，至少江、李等人再不敢給朱鎔基小鞋穿，朱 熔基進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隨之大大增加。但是，也因爲江、李的見風使舵，不敢 繼續堅持「原則」，卻使朱鎔基失去了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立刻接任總理職務的 可能。
關於朱鎔基如何獲得鄧小平的高度讚賞，並決心委以重任的過程，許多報刊都 從不同角度有過報導，內容有實有虛，大都無法證實。
一九八九年大年初一，新華社向全國報刊發了鄧小平在上海過年的簡短新聞， 配發的照片很容易使人産生聯想：鄧小平同朱鎔基正在交談，江澤民站在旁邊，明 顯地被冷落。
這張照片的拍攝者是楊尚昆的公子楊紹明。當時敏銳的觀察家認爲，在一向非 常重「名單學」、「排位子」的高層中，這張照片意味著朱鎔基非升官不可。
李鵬以退爲進
但「六四」事件的發生，似乎改變了高層原來的人事計劃。江澤民猶如一 匹黑馬，突然竄升爲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朱鎔基還留在上海，但黨政大權一 把抓，成了名副其實的諸侯王。不過關於他進京的消息仍廣泛流傳。
九零年中國新年，鄧小平又在上海對朱鎔基進行考察，鄧發現朱鎔基儘管身在上海， 卻對全國經濟狀況十分瞭解。最今他感興趣的是，朱鎔基手中並沒有筆記本，卻能 講出許多準確的數位。
大年初一，上海市委、市政府舉行新年團拜會，朱在台下陪楊尚昆，而由黃菊 「代表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全體與會同志拜年」。參加會議的都是上海司 局級以上的幹部，他們一下子議論開了：「朱鎔基要到北京去？」有一位幹部直接 問朱鎔基的祕書。朱鎔基的祕書神祕地一笑，不作回答。
然而，鄧小平剛剛回到北京，就看到李鵬寫給政治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去年五月，當黨和國家需要我出來貢獻時，我站了出來。現在，如果黨和國家衡量利弊，需要我退下來，我願意退。我是技術幹部出身，缺乏管理國家行政工作的能力， 就我的本意，也希望重新幹我的技術工作。
作家徐勤業認爲，這封「言辭懇切」的信，分明是陳雲、李先念這幫老人，對鄧小平過於重視上海幫，壓低李鵬的一個挑戰。當時中國大陸尚未從「六四」陰影下解脫出來，鄧小平魄力再大，也不敢在帶血的傷口上抹鹽，於是在李鵬的信上作了「一動不如一靜」的著名批示，穩定了老人的情緒。
就在鄧小平批示三天後，朱鎔基在上海市委擴大會議上正式宣佈：「這一段時期，關於我要到北京去當什麽副總理的說法，全是沒有根據的。你們想，小平同志剛剛批准了我們的開發浦東的計劃，現在八字還沒有一撇，我怎麽就可能走呢？也不好向上海人民交代啊！」
同時，上海市政府顧問汪道涵，亦向海外傳媒吹風：「上海的工作這麽重要， 朱鎔基怎麽能突然離開呢？」
但是，九一年二月鄧小平再次到上海過新年時，即向朱鎔基挑明瞭調他到國務院工作的想法。同時，鄧小平又委託楊尚昆召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一班領導，傳達朱鎔基近期內上調的「中央決定」。
爲了使上海的人事安排有一段過度，並安排先由黃菊以「常務副市長」的名義， 接替朱鎔基的市政府工作，待上海市九屆人大四次會議召開時，再正式接替市長職務。
三月七日，上海各大新聞媒介首次以「常務副市長」的頭銜報導黃菊的活動， 這等於是把朱鎔基將另謀高就的消息正式透露出來。
鄧小平寄予厚望
鄧小平爲什麽力排衆議，非要選拔朱鎔基不可呢？據知情人士分析，除了朱熔 基在「六四」前後與北京等地截然不同的穩定局面的政治手段，深獲鄧小平讚賞外， 還是因爲鄧小平急於尋求推進改革的新戰略有關。
當時，一百縈繞鄧小平腦海中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下一步的改革路子應該從哪 裡走起？中央計劃經濟這條路不能再走，實踐證明這是産生官僚主義、浪費資源， 全國上下都無積極性的根源之一。可是鄧對完全的市場經濟也不放心，擔心中央失 去對經濟生活的控制，貧富差距拉大，國家沒有能力處理影響全局的大事。
鄧小平曾非常讚賞趙紫陽提出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設想，但 是「六四」之後，黨內理論左派攻擊趙紫陽的這個設想是「資本主義經濟格式的翻 版」。這派政治勢力強調說，「完全的市場經濟」並不是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 它是産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國際的資產階級就是通過市場經濟的渠道，介入社會 主義國家從而實現其「和平演變」的政治陰謀」等等。
理論左派的這種論調，往大陸經濟體制改革中插進一支意識形態的「楔子」， 使鄧小平不能順利按照自己的思路，選擇新的改革戰略：更主要的是，至今中國政 治舞臺上，尚沒有一個像趙紫陽那樣足智多謀的勢力人物。能在實踐上與鄧小平的 思路相配合，開拓出一條嶄新的改革路子，所以鄧小平意欲尋找這麽一個人物。
九一年中國新年，當朱鎔基彙報到浦東開發要金融、貿易、基礎設施三個先行的時候，鄧小平連日稱讚說：「我講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講改革要有不同於前十年的 新辦法、新措施。研究新情況，探索新思路，關鍵在於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 想決不是一勞永逸的，就以計劃與市場的關係而言，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刊經 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這一看法，經過這些年的實踐， 已證明不符合實際情況了，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 分社會主在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滯，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同 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不能把利用外資同自力更生對立起來，在利用外資上謹 小慎微，顧慮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對那些已被實踐證明是 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堅持和完備，甚至動搖，走回頭路，不能把持續穩 定發展經濟，不急於求成同緊迫感對立起來，工作鬆懈，可以辦的事情也不去辦。 總之，進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證完成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必要條件。依我看，今天還 存在這個問題：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門和單位，工作就打得開新局面，凡是思 想不解放的單位，就缺乏生氣，工作也很難搞上去…」
出任副總理
鄧小平對朱鎔基講這麽一番話，其用意是相當明顯，他希望在中國目前的政治格局中，朱鎔基能像趙紫陽那樣成長起來，打破大陸改革開放停滯不前的局面。
據說，當鄧小平決定正式提升朱鎔基爲副總理時，姚依林隨即在政治局會議上 發難說：「這麽一天一個令，讓人家怎麽工作？」鄧小平聽到後，怒斥道：「如幹 不了，就別幹，退下來，讓其他同志幹。」
按著，鄧小平又對楊尚昆說：「姚這個人不行，身體不好，又不讓出來，國務 院工作搞不上去，他有一半責任。」姚依林一聽，就表示要請長假。那不是正中鄧 小平的下懷麽？陳雲出來打圓場，讓姚依林邊工作、邊休息。「李鵬在家，依林可 以多休息，李鵬外出，依林可以多工作。」這才算把繃緊了的弓，調整了弦。
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七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朱鎔基正式被任命爲副總理。李鵬 在向人大提請任命朱鎔基的議案時，說他「長期從事經濟工作，對我國經濟情況比 較熟悉。事業心強，工作有魄力，勇於開拓，處理問題比較扎實穩重，有較強的組 織領導能力和政策理論水平。作風正派，團結同志，對自己要求嚴格。」 。 李鵬當然忘不了刻意強調：鄒家華、朱鎔基、錢其琛三人「在八九年制止動亂 和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擁 護黨中央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
此時，朱鎔基正率領上海市政府代表團在荷蘭等西方工業國家訪問。
一位元外國記者曾問朱鎔基：「你在上海最大的失敗是什麽？」他的回答是那麽 自信、坦率：「沒有。」 ，。 四月二十六日，朱鎔基結束歐洲之行，直接到北京向國務院報到，還末來得及 參加國務院的一次辦公會議，即接到通知說陳雲同志在上海等他。二十七日晚，朱 熔基急飛上海，次日即趕陳雲下榻的西郊賓館二號樓單獨晉見。
談話中，陳雲說他早已經從有關同志那裡聽過朱鎔基的情況介紹，所以在同小 平同志商量國務院副總理人選時，「我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你」。然後，他又對朱 在上海的工作作了肯定。
單獨會見之後，陳雲又命祕書把在外面聽候的新任上海市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副 市長黃菊叫進去，給他們三人各書贈一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 反復」的十五字箴言條幅。
陳雲用轉機接到北京
陳雲明確表示說：他這「十五字箴言」，就是針對十年改革的教訓而發的。
照理，陳雲每年數度去上海從來都是不對外公開的，但這次陳雲辦公室卻通知 新華社記者到場，然後即向全國發了消息照片。
四月三十日，陳雲請朱鎔基乘他的專機一起回北京。此間有什麽交易外界自然 無法知道。但北京立刻就傳出消息說朱鎔基是鄧小平和陳雲雙雙看好的「接班人」， 不然陳雲怎麽會親自乘專機接他進京？
無論朱鎔基僅僅是被鄧小平看好，還是被鄧、陳二人雙雙看好，朱鎔基至少是 絕對不敢冒犯陳雲，這是他穩住地位的必要前提。
朱鎔基記得，就在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期間，鄧小平曾經兩次讓胡啓立給胡耀邦 帶話說：也要注意一下反擊右的傾向了。胡耀邦置之不理，於是有了那次讓他下臺 的「黨內生活會」；趙紫陽還是黨的總書記的時候，因爲陳雲同胡啓立說了趙紫陽 不懂哲學，趙紫陽不服，於是陳雲批評趙紫陽的講話，竟然以黨內文件形式向下傳 達。
所以，朱鎔基在陳雲的笑臉面前唯唯稱諾，同江澤民、李鵬在鄧小平的怒容面 前連連自我掌嘴的表現一樣，都是在忍辱負重。
朱鎔基進京後發現，原來國務院的人馬已經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他下腳的地 方。
鄒家華同任副總理後，還是原來的分工，主管計委。國家計委一直是國務院中 最有實權的部門，素來有「小國務院」之稱。既然要管整個國家的綜合計劃，所以 它的國民經濟綜合司、長期規劃和産業政策司的設立不足爲怪，但同時，它還設有 機電司、科技司、農村經濟司、財政金融司……，甚至對外經濟貿易司。
也就是說，計委的下屬機構設置與經濟和生産有關的國務院各部委「對口」， 難怪有些國務院的部委負責人發牢騷說：計委的一個司長能管我們一個部的部長。
國務院其他與經濟和生産有關的，則都歸口在姚依林和田紀雲的名下，所以朱 熔基沒得可管。他貴爲國務院副總理，但不敢輕易對國務院的部長們發號施今。曾 長期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朱鎔基，深知那些部委長官個個都是有背景的，你不小心 得罪一個人，說不定就踩了他的「聯絡線」、解了他的「關係網」，那可能讓你吃 不了，兜著走！
而過去經常因病往院的姚依林此時異常積極，表示「還可以幹」。所以朱鎔基 在家裡了一個多星期也沒動靜，沒有人給他安排工作。
初進中南海
鄧小平知道後，找薄一波談話：「年輕同志作事，我們應該支援，爲什麽總要 嘀嘀咕咕呢？中央已經決定的東西，無論什麽人都不要說三道四，放手讓人幹。請 你轉告朱鎔基，讓他不要在北京不動，要多走走看看，才會長見識，搞調查研究很 重要。路是人走出來的，沒有模式。誰要總結十年，我看這一條首先值得總結。」
這段話經薄一波分別向王震、彭真、姚依林、李先念等人談話時作了傳達。這 樣朱鎔基頭上籠罩著的一片烏雲總算暫時散開了。
鄧小平同時讓楊尚昆告訴李鵬「應該儘快給朱鎔基同志安排工作。」李鵬這才 於五月十三日找朱鎔基談話，說讓他分管工業和交通部門的工作。
六月十三日，國務院下發文件，給朱鎔基任命了數項兼職，包括國務院清理「 三角債」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生産辦公室主任、全國安全生産委員會主任、國務 院「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領導小組組長……。
但這所有的單位都不是常設機構，當時即有國務院的幹部譏笑朱鎔基說：如果 他還嫌不夠的話，還可以給他安排一個中國預防控制愛滋病委員會主任。
在朱鎔基的數項兼職中，比較有權力的是「生産辦主任」。正是這個生産辦， 後來演變成經貿辦、經貿委，爲朱鎔基在國務院系統權力的擴張，確立了基本的立 足點。
經委在八八年春正式撤銷後，經委的大部分司局並入計委，卻在同年七月 成立企業管理指導委員會，行使經委的部分職權。主任張彥甯，同時兼任國家體改 委副主任；副主任葉青，同時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市際上是一個兩頭不著邊的臨 時性機構。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經濟出現效益滑坡後，生産協調工作愈來愈重，原國家經 委的救火隊作用愈顯重要，由於企管會不能發揮原有經委功能，又成立了國務 院生産委員會。
九一年朱鎔基出任副總理後，國務院將生産委員會改名爲「生産辦」。生産辦 有點像文革前的國務院工交辦公室，是超部委的協調辦事機構，負責協調國務院工 交系統的工業、交通生産和技術改造，對工交企業實施宏觀調控和指導，培養企業 管理人才，並指導各省經濟委員會（或計劃委員會）、生産委員會的業務。
儘管國家經委的機構並未由此全面恢復，但一些新職能也被充實進來，諸如三 資企業、鄉鎮企業、城鎮企業，這些在中央沒爹沒娘的孩子，紛紛投入生産辦門下。
生産辦最初共有五位副主任，張彥甯、趙維臣、朱育理、李祥林、楊昌基等。 從他們幾個人的過去經歷看，朱鎔基在人事安排問題上的確是動了一番腦筋。
生産辦成爲權力立足點
張彥甯大朱鎔基一歲，畢業於大連工學院化工系，曾到蘇聯格羅茨甯百油聯合 企業實習，後來在甘肅、四川從事石油化工技術工作。
七十年代後期，張彥寧調入國家計委任生産組副組長。八十年代初轉入經委任 局長，八三年與朱鎔基、趙維臣同時提升爲副主任，經委撤銷後再任國家經濟體制 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務院企業管理指導委員會主任。九三年三月轉任八界全國人 大常委。
趙維臣是滿族人，高級經濟師，小朱鎔基一歲。一九六二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 械繫，是朱鎔基的後期校友。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處長、生産組副組長，國家經 委機械局副局長、經委委員兼局長、經委副主任、國務院口岸領道小組副組長，國 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七年在國家經委撤銷前，調任廣西壯族自治區 政府副主席，九三年三月轉任八屆全國政協常委。
這兩人都是朱鎔基在國家經委工作時的同事，工作配合十分有默契。同時，因 爲朱鎔基在建立生産辦之初，就想到了這個機構應該如同當年的經委一樣，與計委 相互制約，所以才動員此二人與他維續爲伍。
雖然他們三人在經委工作期間沒有高低區別，各自年齡也只有一歲之差，就是 因爲經委撤銷後，朱鎔基去了上海才有了顯露頭角的機會，爲日後升任黨和國家領 導人積累了本錢。假如當年朱鎔基沒有去上海，還是留在國務院某機關或到香港任 許家屯副手，那麽他如今也可能僅僅出任個全國人大常委而已。
朱育理歷任國家教委副祕書長、祕書長，國家技術監督局局長。朱鎔基兼任國 務院「質量品種、效益年」活動領導小組組長時，朱育理兼任該小組辦公室主任。 一九九二年九月調任航空航太工業部副部長。
李祥林曾任國務院電子資訊系統推廣運用辦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任國務院生 産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任。
楊昌基原任上海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一九九一年三月七日任國務院環境 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八月九日任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副組長。
這三個人也是因爲在朱鎔基剛剛到國務院任副總理時，對他的工作頗爲支援， 才被他提名調到自己名下的「直屬機構」。
爲了加強生産辦的「人事實力」，一九九二年四月朱鎔基，又調來吉林省省長 王忠禹出任生産辦常務副主任，使其成爲他的辦公室推動日常工作的主要執行者。
重用王忠禹提高生産辦地位
王忠禹一九三三年生於吉林長春郊區農村，幼年時接受私塾啓蒙教育，後來就 讀於長春市自強小學及吉林省省立二中、長春市立三中（即東北師範大學附中前身）。 一九五零年考人瀋陽輕工業高級職業學校攻讀制漿造紙專業。
一九五三年畢業後被分到吉林造紙廠擔任技術員，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國。 後任過該廠車間副主任。在「文革」期間，王忠禹曾被戴上資產階級黑幹將的帽子。 七零年更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
七一年五月因急於生産《毛澤東選集》用紙，需要它的技術，便把他調回 吉林造紙廠任生産調度組的副組長。後來升任該廠計劃科副科長、廠辦公室主任、 副廠長兼總工程師。七九年被提拔爲吉林省第一輕工業廳副廳長，隨即任廳長。
一九八一年王忠禹作爲第三梯隊重點培養物件，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一 九八三年從中央黨校畢業後，先是擔任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成爲時任中 共吉林省委書記強曉初的主要智囊。一九八四年任吉林省委常委兼祕書長。一 九八五年高狄被任命爲吉林省委書記，王忠禹同時被提升爲吉林省委副書 記，主管宣傳文教工作。八七年在十三大上獲選爲中央候補委員。
一九八八年高狄（「六四」事件後，被任命爲（人民日報）杜長）的職務，被 原河南省委書記何竹康替代，王忠禹隨即兼任吉林省副省長，輔助同時兼任吉林省 省長的何竹康。次年一月王忠禹代理吉林省省長，三月正式解除。
據報刊報導，九一年江澤民、朱鎔基訪問吉林時，王忠禹曾經陪同視察， 洽商處理問題，他的才幹和眼光受到朱鎔基賞識。這可能是他上調北京的主要原因。 其實在這之前，中央也曾考慮把他上調，但其後並沒有落實。顯然，朱鎔基是提拔 王忠禹的伯樂。
朱鎔基之所以提拔王忠禹到自己手下，除了因爲他長期在大型企業工作，有豐 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外，國務院有人還分析另一個原因：因爲在王忠禹到任之前， 朱鎔基的生産辦所任命的副主任，全部都是從副部級崗位上平調進去的。朱鎔基曾 因此向中組部建議，鑒於生産辦的地位應該同國家計委一樣，比國務院各部高半格， 所以生産辦副主任的前兩位應該是正部級待遇。
建議提出後，中組部遲遲沒有答覆，於是朱鎔基乾脆平調一個原來就是正部的 幹部進生産辦，以證明該機構在國務院中的地位。
儘管生産辦的陣營越來越強大，但它畢竟不是國家經委，而只是國務院的一個 辦事機構，僅能管企業的生産，而當時許多企業正逐步集團化，經營已跨行業，跨 地區，跨國界。在這種變化之下，原來的機構體制顯然很不適應，生産辦在企業管 理上，缺乏法理上足夠的權威。
大經委小計委
這個時候，在建政之初即充當首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出了一 個「大經委，小計委」的主意，該設想中央曾以白頭文件下達，而且獲得鄧小 平的支援。
有人甚至認爲這是鄧小平策劃的政治遊戲中又一場精采片段。通過設立國家經 貿辦，再次向陳雲控制的「鳥籠經濟派」要權。將屬於國家計委和其他部委，對國 家大型企業的控制權，移交給朱鎔基挂帥的經貿辦。
這樣一來，使得國務院的國家計委僅僅負責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管理法規制 定等工作，中國大陸經濟和外貿的實權就完全落在了朱鎔基手中。經貿辦於九二年 六月十一日正式成立後，新華杜只發了一百多字的小消息，但這一機構的職能是前 所末有的。
《中國青年報》隨即刊登出所謂「獨家新聞」，稱經貿辦是橫跨生産和流通兩 大領域的宏觀調控機構，是一種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的雒型，以適應「宏觀管住， 微觀放活」的改革要求。經貿辦未來將擴充職能，最後擴編成立爲國務院下，主管 經濟貿易事務的最高層級單位–經濟貿易委員會，地位將超過現在的國務院排名第 一的超部級單位–國家計委。
而經貿辦的官員更揚言說：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經貿辦是國務院 唯一的經濟貿易管理機構，國家計委的職能將縮小到以市場信息爲主，相當於一個 國家級的經濟貿易諮詢機構。
當時，的政府機構改革已排上日程表，其趨勢是部、委不再擁有直屬企業， 或轉爲行業總公司，人員、機構大幅度精簡。而在機構精簡的勢頭中，唯獨經貿辦 要在原生産辦的基本編制上擴編，顯然是要把一些部、委的部分職能，移到經貿辦 來。
觀察家們認爲，在中國經濟中，市場經濟的比重已超過計劃經濟，「以産定銷」 正向「以銷定産」的方向轉變。在此形勢下，成立經貿辦的主要目的，絕非僅僅是 讓它填補經濟機制轉換過程中所産生的真空，也非單純地對生産和流通兩大領域的 宏觀調控，和日常工作協調一手抓起來。
經貿辦無疑是生産辦職能的延續，它下設十個局建制，分爲生産調度局、生産 計劃局、企業管理局、技術改造局、科技局、資源節約和利用局、質量局等，人員 編制二百五十人。
所有企業的大老闆
國務院經貿辦副主任包括李嵐清、王忠禹、張彥甯、趙維臣、李祥林、楊昌基、 徐鵬航、陳清泰、石萬鵬等九人，大部分爲生産辦原來的負責人。新任者包括李嵐 清、徐鵬航、陳清泰、石萬鵬。
徐鵬航生於一九四零年，湖北黃梅人。一九六四年畢業於湖北省農業機械巷科 學校。歷任大冶縣鋼鐵廠副廠長、黨總支書記，大冶縣副縣長，黃石市委副書 記，黃石市市長。一九八五年任湖北省副省長。一九九二年十月任國務院技術監督 局局長。
陳清泰歷任第二汽車製造廠廠長、二汽集團董事長。
石萬鵬歷任國家經委交通局副局長，國家計委生産調度司司長。一九九一年十 月任國務院生産辦副祕書長。
經貿辦開張之後，朱鎔基即開始利用企業集團的組建，將企業從中央部委和地 方主管部門中分離出去，成爲一個真正獨立的實體。大批的企業組成企業集團後， 力量擴大，可以撇開官方的渠道，有自主權地按市場規律去安排自己的生意，而朱 熔基則成爲了國家所有大型企業的大老闆。
從九二年六月，李嵐清出任經貿辦笫一副主任時，即正式成爲朱鎔基的副手。 李是一個典型的技術官僚，不愛出風頭，改革派得勢時，他的才幹可以得到發揮， 而保守派得勢時，他亦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或屈服於壓力，或逃避，不至於與保守 派産生爭執。
但李嵐清亦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這種性格和工作作風正好輔佐朱鎔基：另一 個有利於他們合作的因素是，他們都獲得元老薄一波的賞識。
李嵐清作爲開放早期引進外資和科技的主要負責人，也是外貿體制改 革的主導者，這些「政績」雖一度遭到非議，但最終獲得最高層的肯定。更利於李 嵐清的是，召開「十四大」的九二年，正是外貿獲得猛進的一年，總額超過一 千五百億美元。
李嵐清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江蘇鎮江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的影響，使他自幼 好學，並能接受正規教育。四十年代末，李嵐清即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 而且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擔任了該校學生會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大學畢業，李嵐清被分配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計劃科，幾年後被 派到蘇聯利哈喬夫汽車廠和高爾基汽車廠實習。
五七年李嵐清回國之後，再到長春第一次車製造廠計劃科當科長。他的才華很 快引起了廠長饒斌的注意。饒任過松江省委副書記，建政後即任長春第一 汽車製造廠廠長。
李嵐清成爲副手
五九年，饒斌調到北京任一機部副部長。由於李嵐清擅長寫作，又有留學經驗， 亦隨饒斌調到北京，任嬈斌的祕書。
這對於李嵐清的仕途是關鍵的一步。當時一機部部長爲趙爾陸。趙是早期 重要軍事領導人，任過第四野戰軍第二參謀長，五五年獲上將軍銜。建政後， 趙主要擔任國防工業系統領導人。
趙爾陸對李嵐清極爲欣賞，曾親自將李介紹給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六零年， 趙爾陸調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第二年饒斌也調任同職，李嵐清成了國家經委主任室 的祕書。
「文革」開始後，薄一波、趙爾陸均遭到衝擊。薄一波被打成「叛徒、三反分 子、劉少奇爪牙」，趙爾陸更被迫害至死。
李嵐清亦受到波及，國家經委企業管理局科長職務被免除。六九年到七二年， 李嵐清被下放到國家經委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了三年。不過，那段備受壓抑的精力， 成了日後從政的本錢。假如他在文革中對趙爾陸、薄一波踏上一腳，他就難有今日 的輝煌。
薄一波正是八零年代以來人事的主要安排者。從某種程度上講，李嵐清受 益於薄一波這位「老首長」。
一九七二年，李嵐清得以複出，被調到華中支援三線建設。當時他的老首長饒 斌任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黨委書記、廠長，李嵐清因而得以出任計劃處副處長、發 動機廠黨委第一書記，後任第三汽車製造廠建廠指揮部副指揮、重型汽車廠籌備處 負責人。
長期在大型企業工作的實踐，使他對中國的企業管理有第一手經驗，知道中國 企業的弊端所在，這爲他後來的主持外貿體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五屆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 組織、協調和管理全國對外經濟貿易工作，對外經濟貿易部成爲其所屬單位之一。 當時薄一波已經獲得平反，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饒斌則調任一機部部長。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李嵐清也被調任國家進出口委政府貸款辦公室負責人， 李嵐清雖是第一次涉足外貿系統，但他在這方面的才幹很快顯露出來，他利用 政府貸款扶植優質出口商品的生産，迅速建立起遍佈全國的外貿出口基地。
一九八三年四月，李嵐清調任天津市副市長，主管對外經貿、開發區、旅遊、 港口管理等工作，輔助當時的天津市長李瑞環。天津人對他的評價是：頗具開拓精 神，且建樹甚多。
李嵐消在天津的政績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主持創建了全國第一家外商投資服務 中心；第二是積極參與要求中央下放天津港口的權力；第三是參與了天津經濟開發 區的籌建工作。
經貿委地位揚升
天津的工作經歷，爲李嵐清積累了政治資本。更重要的是，在李瑞環與陳偉達 （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鬥爭中，李嵐清比較支援李瑞環，李瑞環八九年成爲 權力核心層政治局常委的成員，對李嵐清的晉升自然有益。
八五年結凍「外放」生涯，回到了經貿部，任經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據 知情者透露，李嵐清當時返回經貿部，系趙紫陽親自點的將，要李主持外貿體制改 革工作。八七年十一月在十三大上，李嵐清當選爲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當時的部長鄭拓彬是一個「外貿元老」，五三年開始即在外貿部工作。鄭的文 化水平較低，並不適應外貿的發展，經貿部的日常工作多由李嵐清主導。
李嵐清在副部長任內大刀闊斧，除主持創建保稅區外，還對外貿進行了大幅度 改革。九零年十二月李嵐清替代鄭拓彬，正式出任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
九一年元旦起，對外貿易實行取消出口補貼、「自負盈虧」的新體制，這 是李嵐清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其後繼續推出一系列大的改革措施，呼籲儘早頒佈實 施「對外貿易法」、「反傾銷法」，進一步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使外貿出口體 制，逐步符合國際貿易規範。李嵐清也因此塑造了自己「實幹」、「改革」的個人 形象。
一九九二年十月，隨著朱鎔基正式進入黨的核心決策層，李嵐清成爲政治局委 員，並等待在次年召開的八屆人大上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經貿辦的領導力量被再次 加強。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十四大上，王忠禹當選爲中央委員，楊昌基獲任中 紀委委員。自此，人們已經明白朱鎔基已經開始扮演第一副總理的角色，主管國務 院大部分工作，而李嵐清則接替朱鎔基剛剛進入國務院時的角色。
在九三年三月的八屆人大上，經貿辦正式升格爲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由 王忠禹出任主任。
九三年五月七日，經濟貿易委員會正式掛牌辦公。王忠禹在中外記者會上說，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和副總理李嵐清共同主管經貿委。經貿委作爲國務院綜合 經濟管理部門，其主要職能是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搞好宏觀調控，協調服務。
九一年六月，朱鎔基除兼任國務院生産辦主任外，另一個重要的兼職是國務院 「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組長。所謂「三角債」是指甲欠乙的債，乙欠丙的債，丙 又欠甲的債。
但作爲中國商業現象的三角債，其本質並非只是商業現象，而是經濟體制中所 存弊端的外在表現，因而要處理起來格外困難。
「三角債」死結難解
八八年李鵬親自抓過「三角債」的問題，他強調制度化、統一化，要把大型工 礦企業、重點專案、主要産品都集中到中央計劃內，搞「全國一盤棋」，結果是一 籌莫展。
在八九年春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李鵬不得不坦承：「三角債、産品質量、生 産效益，這是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後來常務副總理姚依 林又接管清理「三角債」的非但問題末獲解決，「三角債」現象反而更加惡化。
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大陸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到百三千多億 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國八百多家大型國營企業拖欠的。姚依林提出「必須嚴格 執行中央計劃，該統的就統，不能分散。」不過姚的意見末獲政治局採納，於是姚 依林託病休假。
李鵬讓朱鎔基具體負責清理「三角債」，一般認爲是保守派人士給朱鎔基出的 難題。但正是這個難題，給朱鎔基提供了發揮才幹的機會。
面對「三角債」這種積重難返的債務連鎖現象，猶如面對一種病情嚴重的綜合 症，能否治癒取決於大夫的醫道。
朱鎔基首先組織一批專家、企業行政主管人員，召開清理「三角債」專題會議， 給「三角債」綜合症找出了癥結所在：其一，基本建設、技術改造專案投資缺口嚴 重，相當部分是依靠拖欠來彌補投資缺口的；二、大中型國營企業虧損嚴重，由於 虧損使企業支付能力大大削弱，形成大量的拖欠貨款；三、全國縣以上的工業企業 的生産成品比正常庫存量多出八百億元左右，鄉鎮企業甚至更爲嚴重。由於産品實 現不了最終消費，商品不能轉爲貨幣，企業無錢購買燃料和原材料，爲了支撐生産， 只有依靠拖欠來過日子。與此同時，各地商品交易秩序混亂，結算紀律鬆弛，信用 觀念淡薄，也是形成「三角債」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搭脈找出病症根源之後，朱鎔基認爲，「三角債」的形成，是諸多因素長期 作用的結果，也是中國經濟運行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集中表現。只有抓住這個主要 矛盾取得突破，以清理「三角債」爲突破口，整頓生産秩序和金融紀律，才能使大 中型企業逐步搞活。
會議之後第三天，朱鎔基便先後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遼寧、吉林、黑龍江 三省的重工業區。通過試點，提出了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 連環清欠等一整套治標而又治本的解決措施，疏通資金迴圈渠道，解開債務鏈。
他的明確而嚴厲的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只用了二十六天，僅東北三省固定資産 投資專案就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億元。
利用輿論監督效率
朱鎔基帶著一片讚譽聲回到北京，次日又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 部署新的一輪「消欠」戰役。
朱鎔基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 ：「各地務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産 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專案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 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鎔基副總理彙報，說 明原因。」
各地政府首腦收到北京發來的「軍令狀」，知道這一次要動真格的了，倍感壓 力，均作出了快速反應，因爲誰也不願意被以辦事嚴肅認真聞名的朱鎔基，在報紙 上公開點名。諸侯們通過自已的渠道獲悉，朱鎔基已要求新華社、《人民日報》、 中央電視臺、中央電臺，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
據說朱鎔基有關清理「三角債」的講話，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出時， 鄧小平叫家裡人一起來看，十分讚賞。 九月二十六日，國務院清理「三角債」領導小組辦公室，公佈了全國省、自治 區、直轄市清理「三角債」的情況，至九月二十六日的統計，各地拖欠資金二百八 十億元人民幣，已注入信貸資金一百四十七億人民幣，自籌資金三十億人民幣。
十月底，他又下令全國冶金、有色金屬、電力、化工、建材企業拖欠中國統配 煤礦總公司所屬企業的貸款，一律在十一月十日前注入資金清理完畢，不得以任何 理由延誤清欠。
到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國大陸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産專案四千二百八十三個， 收到了注入一元資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李鵬、姚依林講了幾年毫無改進的 「三角債」問題，終於有了解決的辦法。
朱鎔基自上海調升北京之後，雷厲風行，連續處理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幾大難 題，諸如清理「三角債」，打擊僞劣産品，提高産品質量，破「三鐵」（即鐵飯碗、 鐵椅子、鐵工資），強調經濟效益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成就。使其不僅獲得鄧小平 的讚賞，民間也是一片叫好聲。
一九九一年八月中，鄧小平在北戴河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讚揚了朱鎔基， 他說：「朱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現，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廣，敢挑擔，敢碰硬， 可以勝任。」
在國際舞臺上，朱鎔基以務實、開明的形象越來越受到重視，評論他是「中國 行政管理能力最強的官員」。連海外那些批評、反對政權的人，也承認朱鎔基 是高層領導人中的異數。然而，在內部一種試圖排斥朱鎔基的暗潮，卻在 同時興起。
明批暗鬥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姚依林，以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和財政部的名義， 炮製了一份調查報告，聲稱在第七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年至九零年）期間，上海、 天津兩市問題最多，經濟效益滑坡最顯著，工業産值、利潤、稅收的增長率以及産 品的成本，消耗、質量變動等生産指數，上海名列全國倒數第七，天津倒數第十一。
誰都知道，這份報告旨在打擊「七五」期間主政上海、天津的朱鎔基與李瑞環。 在隨後的籌備「十四大」過程中，有關人事的安排，成爲內部各種勢力爭 奪的焦點，而朱鎔基又是焦點中的焦點。
反對朱鎔基的人最明顯的動作是，製造一些不利流言，毀壞朱鎔基的形象。而 且這些流言，不斷從中組部、中宣部、國務院辦公廳及一些部委中傳出。
一則消息說，九二年五月二十日，中組部部長呂楓在部工作會上說：「人事調整 的立足點是平穩。根據中央的精神、小平同志的指示，「十四大」中央領導班子除 了年紀較大的要退下，一般不變動，不會有大起大落，更不會有三級跳。」
什麽人會三級跳？呂楓沒有說出口，但誰都知道，說的是朱鎔基，他是中央候 補委員，要進入政治局常委，就要跳過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這兩級。
四月初，中組部以所謂「部分部、委、省、市的情況反映」，向政治局上報， 對朱鎔基列出四個「不是」：一、在主管上海工作期間，成績平平，被人吹噓和擡 舉過高。二、講得多、調子高、放空炮。工作不踏實，使一些事件的處理、工程建 設造成積壓。三、在原市委班子和市屬部、委、局組織路線上，搞任人唯親。四、 對市屬部、委、局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放任，形成黨不管黨，市委書記不抓黨的工作。
香港的《鏡報》曾報導說，對朱鎔基，陳雲曾指出：「多考察，注重實績」。 李先念也說：「要多聽意見，上來了，再下去就被動。」王震則說：「國務院對朱 熔基意見不少，他的主觀世界資本主義的東西不少。」
鬥爭最激烈的階段是九二年七月。當月九日，當時的中宣部長王忍之，在 高級黨校組織一個座談會，參加者有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及新華杜、廣播電影電視部等單位的負責人。
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組長朱穆之，以「通報情況」的名義傳達了「一些 老同志」對當前工作（實際是對朱鎔基的工作）的看法，朱鎔基「過去犯過錯誤， 誰也難說他今後一定跟我們黨一條心了，政府的大權交給這樣一位未經考驗的同志 手中，我們不放心。」
又說，「朱鎔基去東北二省作關於三角債」問題的處理後，中顧委祕書長李力 安同志也去了那邊，從調查情況來看，事情並不像他說的那麽好，虧損的國營大中 小企業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當然，這方面的原因很複雜，但總不能說成是 朱鎔基的成績吧！」
陳雲的矛盾心理
與此同時，高狄在七月中旬《人民日報》的一次編務會上說：對朱鎔基的新聞 不宜處理太突出，在報導他是國務院副總理時，可別忘記了他還不是中央委員。有 人當即反駁說：「朱鎔基已經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人員了。」
《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張雲聲立刻插話說：「不是出席，是列席。我同意高 狄同志的意見，朱鎔基的有些新聞可以放在第二版或第四版，一般外事新聞可以抽 掉。」
在那段時間裡，細心的大陸人也都從每天收看的電視新聞中發現，朱鎔基的鏡 頭明顯減少了。
國務院也傳出消息說，從執掌國家經貿辦的那一天起，朱鎔基就繼續表現 出他在上海已經習慣了的我行我素和粗暴的工作作風，對同事、下屬及副手批評毫 不留情。不但是李鵬，就是身爲經貿辦第一副主任的李嵐清，也已經對朱鎔基的工 作作風開始不習慣了。
九二年八月上旬，當政治老人們在十四大人選問題上爭論不休時，高狄控 制的《人民日報》突然在「黨的生活」欄目裡發表一篇通訊，介紹新成立不久的國 務院經貿辦的「黨組織生活」。
在這篇千字小通訊裡，讀者們看到了身爲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作風粗暴」， 「與下屬相處不好」等「缺點」。
雖然文章表面是在讚揚朱鎔基具有「謙虛的自我批評精神」，知錯就改，勇於 向下屬致歉，表示「願意糾正自己的毛病」，但發表此文的真實目的，明眼人誰看 不出來？
有人甚至抓住朱鎔基五零年代當過「右派」問題不放，說不能重用「右派」分 子。自鄧小平時代開始以來，已經陸續有幾個五七年的「右派」，進入中央委員以 上領導層，如前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前文化部部長王蒙，卻又因爲政治上不可靠而 被很快遺棄，顯然元老人物對「右派」幹部仍耿耿於懷。
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地位僅次於鄧小平的大老陳雲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雖然 有證據顯示，起初陳雲對鄧小平提拔朱鎔基一事有意見，但最終還是表示同意。
陳雲曾讓祕書給他讀過朱鎔基的一些文章，對他的一些見解，比如調整工業結 構資源優化再配置、企業實施承包責任制要以技術進步爲主要內容、強化企業管理 等，表示欣賞。雖然朱鎔基當過右派，但當馬洪向陳雲介紹朱鎔基當年是因爲反對 不實際的經濟指標「犯上」時，陳雲也頗能理解，因爲當年他也是反對「急躁冒進」 者。
務實特色
再者，陳雲也認爲李鵬和鄒家華，包括江澤民在內，都是搞技術出身，對於宏 觀經濟理論一知半解，而朱鎔基在現有高層領導中，應該算得上是理論素養較 完備的一個。
朱鎔基還有一項能夠爲陳雲所接受的原因是，雖然他領導改革大刀闊並，但同 時又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大幹快上」將會導致的危機。九二年下半年大陸的股市熱 和房地産熱一燒再燒後，朱鎔基立刻明確指出：「該熱的改革企業沒有熱，不該熱 的試點卻一熱再熱。」
他強調說：「改革的中心環節不是股市，也不是房地産，股市和房地産只是改 革的試點而非重點。」而在十四大開過以後，朱鎔基又在國務院工作會議上表示。 「對於各地的房地産熱、股市熱、開發區熱的現象，將來如果發生問題，一概各自 負責，中央不認帳。」
有趣的是，在大陸股市熱和房地産熱，一再升溫時，雖然保守派的李鵬，和被 認爲是穩健派的鄒家華，也在國務院召開的有關會議上，表示擔憂，卻以被認定是 改革派的朱鎔基吹冷風，吹的最無顧忌。
從這件事例中，一方面能夠充分看出朱鎔基務實和敢說真話的可貴，但另一方 面也證明了政治的無奈。李鵬和鄒家華也許對「不該熱的一熱再熱」的現象， 比朱鎔基有更強烈的擔憂，但卻因爲怕再次被指斥爲保守和反對改革，連應該堅持 的也不敢堅持了。
當然，朱鎔基在深明改革不能搞「大躍進」的同時，還是給鄧小平留足了面子 的。他解釋鄧小平關於經濟改革「步子要快一點」的定義時，加上了三個定語，即： 效益要好，質量要高和應該是外向型的。所以，凡不符合這三項條件的「高速度」， 就會出問題。這一來，他既讓鄧小平覺得舒服，同時也能求得陳雲的認同。
有一則無法查證的消息說，朱鎔基在解釋爲什麽要實行杜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時， 曾經強調了所謂「杜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大意是，計劃經濟爲主的經濟體制， 在建政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是有積極意義的，現在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過去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應該不斷得到更新。
而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陳雲的文章《悼念李先念同志》，其中在寫他自己和李先念對特區的態度時，有一段說明：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所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黑貓白貓的繼承人
陳雲的這番表態與朱鎔基對計劃經濟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的積極意義」的稱 贊，是不謀而合，還是雙方達成了一種默契？
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鄧小平在陳希同陪同下去首鋼視察，當著首鋼黨委書記 周冠五及許多首鋼幹部工作的面發牢騷，說自己說話中央沒有人要聽。並表示：對 朱鎔基的問題是使用不夠。
在召見江澤民、喬石、宋平時，鄧小平說：「黨內在選拔幹部方面，有股不正 之風和習慣勢力，對敢幹、肯幹、實幹、幹出成績的人才，總是要評頭品足，愛翻 舊帳。舊帳也不一定是見不得陽光，不一定是錯誤的。有的舊帳是過去路線錯誤搞 錯的、整錯了人的。」
鄧小平還說：「朱鎔基的情況我瞭解過，那是個錯案。他到國務院一年多，總 有些人看不慣。對各種意見要有分析，要看實質的東西，黨的「十四大」，政治局 領導班子是個焦點，要解決好，宣傳、解釋工作要上去。今年以來，國務院工作搞 得有新的起色，朱鎔基、鄒家華充實到國務院領導層，起到了預期的作用。」
鄧小平又說：「我們講了幾十年了，幹部要能上能下，不要等犯了錯誤才能下。 現在確定黨的中心工作是搞經濟建設，對幹部鑒定、提升，就是首要條件。我並不 是說不廉潔的、思想作風差的也可以上，要掌握的原則是能有所作爲應當上，長期 平平無政績的應當讓，無所作爲甚至起了阻礙作用的應當下，應當下而自己不下的， 就要敢於把他撤下來。」
既然鄧小平已經在公開場合如此擡舉朱鎔基，他也就更沒有顧忌了。在一次談 到學習鄧小平南巡講話體會時，朱鎔基說：「什麽杜會主義，資本主義，我看只要 是幹的，就是社會主義。」
這話當然十分符合鄧小平的「黑貓白貓」論，所以鄧小乎稱讚朱鎔基把問題「 說透了」。從那以後，江澤民和李鵬即開始改變對朱鎔基的態度。
江澤民在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盛讚朱鎔基，說朱鎔基在全國人大會的各省市個別 討論會上的發言，非常好，「言之有物，分析得好，有具體方法，深悟鄧小平南巡 講話的精神」，要求黨員幹部詳細閱讀與學習。
出乎意料的是，李鵬也公開稱讚朱鎔基，說他上調國務院以後，工作很有成效。 觀察家們注意到，在過去李鵬似乎從未公開表揚哪一個副總理的政績。
在經改派宣揚鄧小平「南巡經」時，江澤民，李鵬態給朱鎔基戴高帽，無疑是 有政治象徵性，可以說是「感情投資」。但不論出於什麽目的，江李的表態，畢竟 是給朱鎔基的前景更加錦上添花。
喬石也爲朱鎔基造勢
高層第一線實權人物，長期掌控政治系統，而思想又比較開明的喬石，也 扮演了爲提拔朱鎔基鳴鑼開道的角色。
九二年七月，喬石在中央直屬機關召集的一次座談會上說：「有些同志老是說 對朱鎔基同志過去的錯誤，不能總是抓住不放，這話看上去公正，實質是錯誤的。 朱鎔基同志過去有什麽錯誤？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們當時的政策錯了……他 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徹底平反。」喬石講完這段話後，引起與會者一陣掌聲， 而帶頭鼓掌的則是溫家寶。
鄧小平南巡之後，捲起新的改革熱潮。一些支援朱鎔基的報刊也發表大量報導 文章，爲他的晉升大造聲勢。爲了塑造朱鎔基的親民形象，他的家鄉湖南的《文萃》 周報刊出一則小故事，以表現朱鎔基的這一面。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上午，朱鎔基一行來到平頂山礦務局十礦規察。在「礦工 之家」，他親切地和礦工們話起了家常。開始礦工們有些拘謹，朱鎔基就關心地問： 「過去說咱們煤礦工人找物件難，現在難不難？」接著他挨個問身邊的青年礦工結 婚了沒有？
因爲在場的人太多，問答不及。突然，朱鎔基提高了嗓音說：「結了婚的請舉手？」說著，他率先舉起了右手。場內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礦工們紛紛舉起手。
當瞭解到礦區的住房十分緊張時，他勉勵大家要努力生産，並說：「我們的生 活會一天天變得更好！」
另外，就像《家庭生活指南》這樣一份生活方面的雜誌，也專門發表文章，宣傳朱鎔基的人格特色。
雜誌報導說，朱鎔基在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期間，有位元處長向國務院領導錯誤地報告，說朱鎔基應該對某項工作的失誤負責。但誰也料想不到的是，不久後，這 位幹部卻被朱鎔基提拔爲某局副局長。朱鎔基解釋說，這個人工作負責，而且敢打 我的報告，儘管報告失誤，但他是從工作角度出發的，不應該影響對他的使用。
中央電視臺，新華社亦大量報導朱鎔基的活動，都在顯示朱鎔基眷寵正盛。在 九二年十月十四大上，朱鎔基終於連跳三級，成爲權力核心層—-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不過，在選舉政治局委員時，他得票二百八十七張，排名第十五，比政治局候補委員溫家寶，王漢斌還少了一、二十張票。從某種意義上，這一實事又顯示著朱熔基仕途仍有艱險。
——轉自《ABC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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