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敏：文革中的“血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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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8日訊】 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 張敏
主持人：今年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來海內外人士對文化大革命的回顧與研究一直在進展，有關遇羅克的研究近年來也受到關注。
遇羅克由於在文革中撰寫並發表反對“血統論”的文章《出身論》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年僅二十七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文革史研究專家徐友漁先生在爲《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在瞭解了階級路線和文革中泛濫的血統論之後，才會明白遇羅克的《出身論》爲何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關係的人的密切關注：或是衷心擁護，或是惡毒詛咒；也才會明白遇羅克是如何單槍匹馬地向何等樣的龐然大物挑戰。”
回顧文革歷史，現在在北京的徐友漁先生十分感慨。
徐友漁：當初那種血統論，或者是文革前的所謂階級路線，我覺得是荒謬到了那種地步，現在的人太難理解那種東西了！
主持人：徐友漁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說的“文革中泛濫的血統論”，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我們再來聽聽爲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的新書《我家》撰寫第一篇序言的中國著名作家，經歷過文革年代，現在在北京的劉心武先生談文革中的血統論。
劉心武：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麽血統論，這種血統論不是簡單的封建血統論，或是英國的那種等級制度，它是“以階級鬥爭爲綱”發展到極至以後，在宣佈一些人是階級敵人的同時，把他們的子女也宣佈爲有原罪的人。
主持人：這種情況到了什麽程度？對這些子女能帶來多大的影響？
劉心武：帶來的影響可能是失去生命。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例子，像北京郊區的一個村子，村裏人把這些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子女抓起來殺死，在一個晚上將他們活活打死，他們沒有生存權，最嚴重就到了這個程度。拿我來說，感同身受就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特別是文革的時候，這個是達到極至的，在遇羅克的文章中也講到了，他講的都是事實啊。遇羅克是反對這個的，這在當時當然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很了不起。
主持人：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進一步追溯了文革中血統論的來源。
遇羅文：血統論文革以前就開始了，實際上要追溯的話應該更早，比如說最早在農村劃分階級成份的時候，如果有人被劃成地主，那他的子女好像天生也成了准階級敵人，五十年代就已經有了這種苗頭。在文革以前，利用血統論對所謂出身有問題的人有很多歧視，比如說他們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不能當汽車司機，不能操作精密儀器，另外也不能和共產黨員青年結婚，或者和別的出身好的人結婚，類似的規定太多了。這些對青年人的影響非常大，我當時正在上學，就感到很大的壓抑，因爲你就是有再好的願望，也實現不了，你的出身就限制了你。血統論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而且是終身的，這當然對年輕人來說感覺到太受壓抑了，因爲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紀，心裏很難受。
主持人：文革研究專家徐友漁先生補充說：
徐友漁：而且當初那種荒謬性還表現在實際上整個民族、一代年輕人大都認同那種荒謬性。比方，提到官樣文章的時候，最冠冕堂皇的提法就是，“要看(階級)成份，但是不唯成份，要重在政治表現”。但這種東西在文革中被堅持血統論的紅衛兵批判爲“修正主義反動路線”。我們在學校裏的體會是，學生完全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了三六九等。
主持人：遇羅文先生繼續追溯當年血統論的發展脈絡。
遇羅文：到六十年代血統論就很明顯了，比如在一九六五年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叫楊國慶的人，他用菜刀砍傷了兩個外賓，在判他死刑的時候，在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個很大的宣判大會，當時最高法院的院長叫楊秀峰在會上說，所有出身有問題的人都要引以爲鑒。如果楊秀峰說，所有的青年人都應該引以爲鑒，我覺得這話還比較正常，但是他說楊國慶所犯的罪行應該讓出身有問題的人引以爲鑒，這就有很大的出身歧視。更何況，在各個報刊上，各個宣傳媒體上，對於出身問題不厭其煩地、大張旗鼓地談論，強調出身於階級敵人家庭的人要脫胎換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劃清界限。這實際也是一種歧視，因爲出身有問題的人就要比出身沒有問題的人多受一份這種罪。到文革的時候，這種行爲就更露骨了，最明顯的就是老紅衛兵提出來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有的被迫害的所謂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往往也要受同樣的迫害。
主持人：徐友漁先生回憶了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歷。
徐友漁：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的時候，我在四川省成都，北京的血統論紅衛兵帶著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從北京到了成都，他們在成都開了一個“紅五類子女翻身大會”。我當時覺得特別不可理解，已經那麽不平等了，怎麽還要翻身？實踐上他們要達到的那種結果就是，我叫你是“狗崽子”，你就得答應，你要承認自己是狗崽子，就得承認自己是混蛋，承認了就說明你有可能接受改造，有可能團結你；你如果不承認，那就說明你堅持反動立場。這種對人格和人的尊嚴的侮辱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遇羅克的高中同學，現在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王學泰先生回憶說：
王學泰：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不僅是在大會上，甚至在報紙上就把出身不好的人叫狗崽子，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就連封建社會也沒有這樣稱呼過人！
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友漁先生接著說：
徐友漁：後來發展到想打就打，想罵就罵，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就被迫在學校裏掃廁所、拔草，被打的、受到各種各樣虐待的非常多。我在西安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些個別出身不好的人家裏比較富裕，有手錶、有自行車，那就得充公了，或者叫出身不好的人晚上伺候那些出身好的人，給他們打洗腳水。這完全是赤裸裸地人對人的壓榨，那種恐怖氣氛跟同學之間的壓迫和迫害是很嚴重的，也是非常兇殘的。
主持人：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說：
遇羅文：(出身不好的人)豈止說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這種小的歧視，後來發展到把你的生命都剝奪了，你的生命都沒有保證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就是所謂的“紅八月”，那時候血統論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有些人往往就因爲出身的問題，就居然被活活打死！北京六中的王光華同學，是高三的學生，他就是因爲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對聯，僅僅因爲這個，就被學校的勞改隊關起來毒打，一直到打死。這種例子很多，當時北京各個學校都成立了勞改隊和刑訊室，抓進來的人就是因爲家庭出身有問題就被管制，不少人被打死了，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我還想舉一個例子，就發生在北京大興縣，這件事文革時就有所耳聞，文革結束以後有人寫書披露了詳情，在幾天之內就打死三百多人，有的全家都被殺了。我哥哥遇羅克在《出身論》裏曾經提到“殘酷的‘連根拔’”，就是把一家人，不分老少都打死。在農村這種現象是很多的。後來，我作過一個調查，在大興縣大辛莊公社，那裏打死人最多，一天之內，公社所在地打死了一百零幾口人，實際上在大興縣，打死人的不只這一個公社，在此之前，北藏公社打死了九十多人。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幾號一直到九月一號，將近一個星期的時間，據調查整個大興縣打死了三百多人，死者中老的有八十多歲，小的才出生三十八天。嚴家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裏面曾經披露過這個打死人的數目，後來不少報紙也證實了這些事。去年，我走訪了這幾個公社的當事人和曾經目睹過當時情況的人，以後我寫過一篇文章《大興屠殺事件》，但是我又看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苦難的代價》，作者叫穆玉敏，其中記載了一位元在公安部門工作的人的回憶，他說，昌平縣打死人要比大興縣還多，只不過昌平縣比較大，打死人的情況比較分散。大興縣是有名的殘暴，有的是一夜之間就把一家一家的人打死了，用鍘刀鍘，鐵絲勒，或者用棍棒活活把人打死。一般都是先把年輕力壯的打死，然後到他們各家搜查，把老人和小孩也打死。有的是被活埋的，有個老太太抱著她的孫子在活埋的時候，孫子小，不懂事，活埋時還說：“奶奶，迷眼睛。”老人就說：“一會兒就好了，就不迷了。”他們就這樣被活埋了。
主持人：現在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在文革時期是高中學生，當年他把遇羅克的《出身論》刊登在自己創辦的《中學戰報》上。胡平是最早向四川讀者介紹《出身論》的人之一。我請現在在紐約的胡平先生就文革中的血統論談談他的看法。
胡平：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以想象在當初一個人僅僅是由於他的家庭出身被歸爲所謂“反動的階級”，或者是出身於“有問題的”家庭，他會在生活中遭受到多麽嚴重的歧視！這在文化革命中當然很普遍，包括我當時所在的成都十九中。這幅對聯傳到我們學校，爲此舉行了三天半的辯論會，說是辯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很多學生在臺上指名道姓地對自己的同學進行各種各樣的人身攻擊，有的地方搞得非常殘酷，像湖南道縣出現過集體屠殺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份子，也包括他們的家屬，包括他們的子女，這種集體屠殺在當時駭人聽聞。
主持人：以上講的這種情況大都發生在文革的高潮時期，後來的情況怎麽樣？
胡平：一直到七十年代，血統論也有很深的影響，特別是在農村，我們都是下過農村的，很多農民到了中年，特別是男的，都打光棍，不是因爲別的，就是因爲受到嚴重的出身歧視。後來，雖然中央文革對這幅對聯進行了批評，可是有關出身歧視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一直到後來，不管是上山下鄉、分配工作、選拔工農兵學員等等，所謂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受到很嚴重的歧視的。當年全國大抓特抓階級鬥爭，什麽地方出了問題，不論青紅皂白，先把出身不好的人拿來問罪，整錯了，整人的人也不會有任何表示。
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王學泰先生將中國歷史上的株連制度與文革中的血統論進行比較。
王學泰：我們讀過《史記》、《漢書》中關於一個人犯罪，不僅殺了他一個人，而且殺了他的整個宗族，這樣的記載經常可以讀到，這種制度一直維持到光緒末年。《大清律》也太野蠻，人犯了非常重的罪，有淩遲罪，受刑者要被割三百多刀，還不許死，一刀一刀割，等到最後，有時要一天才死去。這種極殘酷的刑罰在世界上都很難找見的。在清朝康熙年間的文字獄，一部署名莊廷□的有關明代的史書被人告發，凡是牽涉其中的人全被殺了，他們的家屬作了奴隸，男孩子只要夠了十六歲也都被殺，這種株連制度真是殘酷而可怕的。但是，封建社會的這種株連制度主要還是株連那些犯了罪的，當然，在統治階級看來他有罪，可能在我們現在看來他是沒罪的，可是在當時的法律來說他是有罪的人才會株連他的家庭，作爲老百姓本身從道理上是不被歧視的。
主持人：現在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與王學泰先生不約而同，也從這方面對文革當中的血統論作了一些分析。
胡平：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怎麽改朝換代，頂多是對原來的直接政敵會有正常的排斥，而不會像文革殃及的程度這麽廣泛、這麽深，這也是共產黨統治的一個特點，在這種政權之下，很多人並不是因爲他們作出了什麽事情，而被共產黨視爲敵人，而是根據他們的身份，他們出身於什麽家庭，這本身就有了罪。這種情況確實是過去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所以，它就表現得特別荒唐。另一方面，共產黨掌權和過去掌權的也不太一樣，就是它事實上比過去的統治者更沒有自信，主觀上也需要製造敵人，總是疑神疑鬼，總是在不斷地擴大它的打擊物件。“血統論”這個詞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在批評對聯的時候說它是“反動的血統論”，嚴格說來還不夠準確，因爲血統論的意思本來是著眼于生物生理角度，就是所謂“血統高貴”，它強調的是先天的因素，而共產黨當年進行的那種歧視主要強調的是後天的影響，就是一個人如果出身於所謂的剝削階級、反動階級的家庭，他就勢必受的家庭的影響。嚴格說起來，把它叫作“家庭出身歧視”恐怕更要準確。
主持人：您這倒是一個還不多見的說法。徐友漁先生談自己經歷時候的一段話從某種側面來看，也許可以爲您的這個觀點作一點佐證。
徐友漁：當初那種恐怖氣氛，以及同學與同學之間的那種壓迫和迫害是很嚴重的，但是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論，比方我自己受到的肉體折磨和人身侮辱沒有多少，而精神上的折磨是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我自己的父母早就死去了，他們因爲生病在一九六一年就逝世了，在他們看來，雖然我有一個黑五類的家庭，但是我父母死去以後，他們的罪惡對我個人的影響就會小很多。
主持人：從您的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還不是完全講的“血統”，這也使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當年“紅五類”出身的人是不是都參加了對“黑五類”出身的人的歧視和迫害？
徐友漁：也還是有很多人思想是冷靜的，還有很多人心腸還是比較好，也有不少出身很好的人覺得畢竟大家都是同學，他們對那些非常殘忍的作法也表示不同意，而且他們因此還受到打擊和衝擊。
主持人：胡平先生，我現在想提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文革中血統論的盛行，也就是您所說的家庭出身歧視的現象，它的深層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胡平：我們這一代人，也就是老三屆這一代，剛好也和所謂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同齡，我們在念中學的時候，正好他們的孩子也在念中學，共產黨不能公開地講特權，儘管他們實際上有很多特權，包括有特殊背景的人考進好學校要比別人容易得多，即便這樣，中國大學的數量是那麽少，能夠進大學的機會那麽難得，而且有千百年考試的傳統，不管怎麽樣，考試成績是一個不能不看的專案，這樣就發生了衝突，就需要找出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其他的人排除在獲得更好學習、工作機會之外，而家庭出身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藉口。
另外，這也和當時重新強化所謂階級鬥爭也有關係。到文革前，實際上共產黨掌權已經有十幾年了，過去的所謂階級敵人老的老、死的死了，再搞階級鬥爭對著誰呢？共產黨必須靠吃掉敵人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必須把弦繃得緊緊的，因此就很簡單地直接轉向了階級敵人的下一代。這些事比較合乎情理的應該是發生在共產黨掌權的初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在掌權十幾年之後反而強化了這方面的歧視，顯然，這就應該從別的方面找原因了。而對所謂紅五類，特別是對幹部子女的特殊照顧這點一直是很明顯的。
主持人：無論是從一些歷史記錄來看，還是我們前面節目的訪問中，也有人提到說，當年中央文革也有人出來反對血統論，您認爲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胡平：當最初紅衛兵起來，他們就強調他們這種特殊的家庭背景，一直到後來中央文革之所以要批評這個對聯，顯然也是跟這些老紅衛兵他們倚仗自己出身好，總是把鬥爭矛頭指向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或者是傳統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而對於批鬥當權派就不滿意，出來保護。而中央文革知道，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不是整這些傳統的階級敵人，而是要整共產黨內的人，這些紅衛兵很快就成了保爹保媽派，成了運動的障礙，因此從這個角度，中央文革也需要否定血統論。
主持人：同時，中央文革又有人說，《出身論》是大毒草，在他們掌權的時候，最終把遇羅克送上了死刑的刑場，您又是怎麽看這件事情呢？
胡平：像遇羅克的《出身論》裏提出的這種平等的觀念，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遇羅克的邏輯也是駁不倒的，可是當權者更多的是出於實際鬥爭的考慮，戚本禹當時批判《出身論》的理由就是一條，說《出身論》是客觀主義。那意思很簡單，就是在這種事情上就是不能一視同仁，對你出身不好的人就要差一些，對那些出身好的人就要照顧，挑明瞭就是這個意思。這就使得那些出身好的人感恩戴德，有受寵的感覺，並在一般群衆中，包括青年人中製造對立，所以中央文革對《出身論》的觀點也進行批判。
主持人：在您的觀察研究中家庭出身歧視的政策一直延續到什麽時候？
胡平：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後，恢復高考的頭幾年，出身問題還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到後來，這個問題才基本上不算一個問題了。但是，問題並沒有消失，我們看“六四”之後，雖然對過去的傳統的“地富反壞右”的歧視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家庭出身歧視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比如很多異議人士的子女在工作上、升學上也會受到一些影響。就是爲了對你進行懲罰，不僅對你，也要對你的家人進行懲罰。通過這種懲罰使當事人更膽小，因爲你知道你如果作了與黨中央不一致的事情，也許會連累你的妻子兒女。
主持人：在討論文革中血統論問題的時候，有人會提到今天中國的“太子党”，您覺得當年的家庭出身歧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血統論，與太子党有什麽關係嗎？
胡平：有關係。就像我一開始講到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們在文革時已經長大，面臨上大學、要進入成年了，他們希望給他們的孩子更好的出路。比如考學校，對幹部家庭的學生錄取分數要低一點，別人要一百分，他們六十分就行了，對出身不好的人還要嚴格，而在執行起來往往甯左勿右，這麽一來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幾乎完全沒有出路。現在有相似之處，就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還是覺得把權力交給自己的孩子更放心，他們的能力、學識都是其次，因此我們就看到所謂“太子党”中相當一批人就這樣進入了權力的重要位置，儘管這些人在德才方面都未必比別人更突出，而且其中很多人，在文化革命當中都有很多暴行。所以，太子党問題應該被看作是中國專制制度本身所造成的一種現象。
主持人：現在中國民衆對“太子党”的不滿會不會使一些出身于共產黨官員家庭的、現在掌權的人，如果他是憑自己的才能在工作，結果因爲群衆對太子党的不滿，而被冤枉，您認爲這種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胡平：事實上並不存在誰要搞一個反向的家庭出身歧視，或者選幹部就不選這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人，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所以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們一向主張開放的選舉，不管是什麽樣的背景，只要能夠得到選民的信任，就有同樣的機會。
主持人：在這次節目中，我訪問的最後一位學者是早在十五年前寫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嚴家祺先生。嚴家祺先生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流亡海外，現在居住在美國。談到血統論，他關注的重點剛好和前面胡平先生的話題相關聯。
嚴家祺：血統論的問題實際上是今後不能回避的問題，而且很值得認真地探討。遇羅克確實是個英雄，在當時文化革命中間竟然寫出了《出身論》那樣的長篇大論，而且爲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當然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中國肯定要走向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應該怎麽樣處理“血統論”、“太子党”是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未來十到十五年中國就會遇到。“太子党”這個詞我不太同意用，我認爲這個概念不確切、不科學，但是，人家用了我也只好這樣用，就是指那些依靠父母親在中囯共產黨裏的政治地位，今天繼續握有權力的那些人。如果今後的中國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那些父輩以前掌握過權力的人靠自己的努力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得到人民的選票，掌握了權力，那就不是“太子党”。
我想中國肯定會走向一個公平競爭的時代。無論什麽人都能參加公平的、公開的競選，不管他的父輩是做什麽的，無論是共產黨人，或者是非共產黨人，或者是受共產黨迫害的那些人，只要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就可以成爲縣長、省長，甚至於更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在這一天到來以前，圍繞“太子党”問題會發生很多爭論。我認爲共產黨的下一代裏面有很多優秀人物，如果他們能夠靠著自己的能力獲得權力，當然也是好事，問題是現在中國的選舉和投票不公開、不公平。特別是沒有候選人提名制度，所以大家對“太子党”就有看法。另外，有些人還在利用共產黨在權力方面的影響力得到某些好處，特別是現在，這一點已經非常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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