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評論：再訪“4.25”
(http://www.epochtimes.com)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極其特殊的日子。
這一天，一万多名普通的中國人民不約而同地來到北京國務院信訪局，嚴肅地行使了一個中國公民擁有的憲法權益，從容地盡了一個中國公民的義務：平和有序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一天，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面對普通民眾的訴求，表現了一個現代政治家應有的風范和人民公仆的本色，親自接見了群眾代表，听取他們的訴求，及時妥善地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這一天，所發生的一切，被世人贊譽為中國百姓對自身憲法權益和義務的覺醒，中國政府對現代民主与法制的尊重。這一切標志著中國正在進入現代文明大國之列。
然而，在這之后發生的一切，徹底打碎了世人對中國政府短暫的夢幻。這一天，成為一場惡夢的開始。
這到底是為什么？
兩年后的今天，越來越多的證据表明：4。25事件發生、發展及其引發的后果有著極其复雜而深刻的背景。對這一事件進行一個詳盡的剖析將有助于世人了解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喚醒國人的覺悟和良知。
一、江集團的獨裁本質決定了它不能容忍民間的獨立思想和活動。
現代文明社會的特征是小政府，大社會，民間團體是社會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國，大部分所謂民間團體，如青聯，婦聯，以及各种宗教團體實際卻為官辦或為政府控制。例如，寺廟里挂有“本寺党支部”的牌子。而國際社會則將中國的民間團體戲稱為“公公”(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既政府辦的非政府組織。
与廣播體操和全民健身運動等等由政府組織的活動不同，法輪功是一個由民間發起，在民間流行的祛病健身、修心養性為主要宗旨的民間活動。
法輪功与其他气功的顯著區別，如以修心為主，免費教功，不追求功能等，使其得以迅速傳播。法輪功在中國的傳播還得益于92年之后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經濟建設再次成為中國政治的中心問題。所以面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的發問：中國政府對法輪功這一不同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精神運動為何能夠容忍時，中國政府官員毫無掩飾地回答：因為法輪功給政府節省了大量的醫療費用。
在1992年到1995年之間，法輪功受到中國气功協會、公安部見義勇為基金會、中央電台電視台、地方電台電視台大量的褒獎和贊譽。從中央到地方大量的各級領導干部修煉法輪功也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由此可見，面對一個興起民間運動，中國政府首先采取的對策是為我所用。但當法輪功發展壯大到數千万人之眾，政府采取的對策就轉變為由我所控。
中國气功協會領導就曾提出要成立法輪功科學研究所，建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并要派遣領導干部參与管理，甚至要建立基層党支部等等。這表面上為是政府重視和支持，但本質上則是要把這一民辦活動變為官辦性質，從而達到徹底控制的目的。
對許多气功師講，与政府“挂靠”是求之不得的机會。“政府評定的气功師”稱號意味著名利雙收。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卻不以為然，堅持法輪功不同于其他气功活動，乃個人修煉行為，無須建立組織結构，否則其純洁性難保，他在給法輪功北京老學員的信中說：
“我們沒有組織形式，走了一條大道無形的路，不存錢，不存物，不給官當，沒有職務。”“如果能夠獨立注冊最好，由北京統一向國家注冊登記，各地不要單獨注冊登記或申報。如果不能夠獨立注冊，那就還象原來一樣，群眾自發地學法、煉功，沒有組織，自愿參加晨煉，保持其特點和純洁。”
李先生不僅不接受“招安”，還退出了中國气功協會并批判其“向錢看”的不良傾向。“搞什么評定气功師，那是几十年修出來的，不是評出來的，評這些東西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對社會有害的。”
至此，一個中央極權的政府和一個希望保持獨立人格的民間運動之間的沖突已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對法輪功的秘密監視和調查；地方公安對法輪功學員的騷擾与勒索；一些人利用職權發動政府喉舌對法輪功進行批判；禁止“轉法輪”繼續出版，直到天津公安拘捕法輪功學員等一系列4.25事件的前奏，都只不過是這一根本性沖突的表面反映。
從本質上講，江集團与法輪功的沖突是極權統治制度与民眾的獨立精神追求的沖突；是中國走入現代社會所付出的痛苦的代价。在這場沖突中，法輪功從一個以不參与政治為原則的松散修煉群體，成為自89學潮之后，當代中國沖擊腐朽政治的更頑強，更具理想和信念，更具廣泛社會基礎的民間力量。
中國要想文明，要想進步，就必須有更多的象法輪功這樣具有獨立人格的，敢于兌現自己的憲法權益，敢于成為社會的良心，并敢于為公正犧牲的和平而有理性的民間團體。
二、江澤民對權力的貪戀和偏執導致其對一切民間運動的恐懼
回顧中國歷史，歷朝歷代對民間思想家和民間運動的戮殺，無一不是當權者出于對自己的大權旁落的擔懮。最近披露的“天安門文件”，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對党內人士的清洗是政治老人對自身大權旁落的偏執心理所致。對他們來講，世上所有的人都和他們一樣，把權力視作生命，不惜殺人害命也要保住權力。擁有無上權力和專政工具的他們自然毫不留情。江澤民也不例外。
4.25事件在江的眼里并不是什么老百姓上訪喊冤，而是在太歲頭上動土，江多疑的秉性決定了他對4.25事件近似偏執狂的判斷。4.25事件在朱鎔基總理舉重若輕地善解之后，江更加懮慮，徹夜難眠，模仿先人，寫起了九十年代版的“我的第一份大字報”。他在當晚給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寫到：這一事件引起我深深的思考，這么大的事，這么有組織是否有西方勢力的參与和高手的操縱。他還惊慌地寫到：這些人中有党政机關干部、知識分子、甚至軍人……
“西方勢力”只不過是一個幌子。編造所謂的“西方勢力”是哄騙中國老百姓的慣用伎倆；而怀疑有“高手”操縱才是江的心病所在。
朱鎔基總理一直對法輪功持寬容態度，又在四.二五事件受到法輪功學員的贊揚，令人想起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趙紫陽，倘若江有鄧小平的資歷，恐怕朱鎔基總理一職難保。最近的事實表明，朱也不得不違心地表態支持江對法輪功的鎮壓，不再是党內的“良心”。喬石，李瑞環等對法輪功的噯昧支持，更使江寢食難安。
江雖然才智平庸，搔首弄姿，附庸風雅，但他心狠手辣。在同一封信中，他再次強調了他的一句名言“要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兩年來的事實證明，法輪功越頑強，他就越恐慌，手段也就越殘酷，完全失去了理智。
江對一切“不穩定”因素之所以更加多疑和敏感，和他自身上台的時机和合法性也有關。“天安門文件”清楚地表明，他的上台是八位政治老人發動的宮廷政變的產物，也非党內合法選舉的結果。一個政績平庸，對學生和民主人士毫不留情的他一夜之間登上皇位，可以講，如今党內任何“高手”都可挑戰江的地位，他的非常“震惊”和“擔心”不足為奇。對江來說，四月，太敏感了，六月，太可怕了。江在國內掀起抓捕美籍華裔學者的高潮則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我們注意到，在江与華萊士的采訪發表之前，法輪功一直給江下台階的机會，要求他糾正他手下人犯的錯誤，但在采訪中，他對法輪功更加离譜的攻擊与中傷再次把他推到了反法輪功的前台。其實，由于他是最擔心“大權旁落”的人，他必然是站在反法輪功的最前沿。如4/25當夜給政治局委員和有關領導同志寫信；親手向外國元首們散發反法輪功的宣傳手冊；在法國接受采訪時，首先定法輪功為邪教，再逼人大立法使其觀點法律化。聰明的立法委員們迫于壓力雖然立了“反邪教法”，但卻始終沒有說法輪功是邪教。如今歷經多次運動磨瀝的中國人，自然知道新中國歷
次滅絕人性的鎮壓運動之后便是平反，要給自己留條后路。
江則不同，如今195條法輪功修煉人的人命，已使他成一個雙手沾滿血腥的千古罪人。作為中國的米洛舍維奇，他深知結果只有兩個，要么死在台上，要么死在監獄里。這就是他為什么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要做鄧二世，當太上皇的原因之一。他与法輪功的斗爭是生死之戰。他個人的瘋狂使中國政府倍受國際社會的譴責，處境十分尷尬。而海內外一些鼠目寸光之徒，利欲薰心，竟愿替他陪葬，實在令人痛心。
要想留在權力的中心，絕招之一就是制造所謂的危机，有危机就需要有“經驗”的人（就是制造危机的他自己）來領導，這就是為什么如今“危机”四起，江不怕危机，就怕沒有危机。4.25事件，江正好借題發揮。如果有一天，江不惜發動台海戰爭，制造更大的危机，大家不必感到意外。台海情勢自江登基后日趨緊張，如何走向全憑他個人政治上的需要。試想，如果他真是關心民族大業之人，就不會把相當110個台灣的大片國土主動割讓給俄國人。
鎮壓法輪功還是江將鞏固其權力的需要。首先，他壓過了朱鎔基反其道而行之，顯示了核心地位。其次，利用反法輪功測試大家對其追隨、忠心的態度，若有曖昧者，正好鏟除。再次，反法輪功轉移社會矛盾和大眾注意力；所以他把法輪功列為中國政府頭號問題，而中央党校的民意測驗顯示頭號問題是党內的腐敗，法輪功只在在十位之后。最后，殺一儆百，利用鎮壓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信眾，向各類對其統治不滿者示以顏色，“紅色恐怖”由此而來。
江的對外政策也突出地反映了這一點。他千方百計地討好西方國家，不顧尊嚴禮儀，吹拉彈唱自塑開明形象。面對使館被炸，領空被侵，同胞冤死，他利用老百的民族情緒和軍方的強硬立場給美國施壓，自己則頻送秋波，“大家碰車了應該互相說一聲對不起”。他一面讓自己在軍隊的心腹放硬話，一面放了美國人。在國內則以篡改美方答复愚弄百姓。他成功地讓西方認為他是一個開明人，受強硬派和保守派的壓力，才不得不作一些得罪人的事。對第三世界，他不惜重金收買見利望義之徒，獨裁專權之輩，再次逃脫了國際人權的審判。他還不惜揮霍人民血汗組織司馬X等不學無術之徒500人的活動團為其令人發指的人權記錄辯護。
如果我們相信江殘酷鎮壓法輪功是因為法輪功違反“馬克思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大錯特錯了。中但國官辦的“道教”、“基督教”、西藏的官授的“喇嘛”、“活佛”、“轉世靈童”不都是江給的俸祿嗎？如果我們相信江殘酷鎮壓法輪功是因為“小腹部位有一個旋轉的法輪”是“迷信”，那就又錯了。江本人十分相信气功，他不僅享受“气功大師”的保健治療，還常請江湖術士掐算自己的皇運与天壽。
由此可見，江鎮壓法輪功初始動机，江鎮壓法輪功的升級，江鎮壓法輪功的最后瘋狂，只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個人与家族的權力！一個獨裁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三、卑鄙的投机政客為追逐不惜制造冤案。
有了昏君就有了暴政，有了暴政便有了佞臣。
在過去的五十年中，政治運動從來就是“几家歡樂几家愁”，有人得勢，有人失寵。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里，中國由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些靠吃“政治飯”起家的各類人士便逐漸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仕途的升遷也變得渺茫。要想“再造輝煌”，重登權力高位，唯有一條路：搞運動。(還記得那個時代一些人表現出的亢奮和對政治運動的信念嗎？)他們深諳獨裁者的精神弱點，和中共制度的反動性。制造運動便是既合圣意，又謀私利的兩得之舉。
羅干、何柞庥這對連襟便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羅干乃李鵬心腹，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后任政法委書記，由于鎮壓法輪功有功，有望入圍政治局常委。對羅干這樣沒有經濟工作經驗，也無突出才干的人(据說是李鵬用人的必備條件之一)；要想“更上一層樓”實屬不易。況且李鵬大勢將去，沒有新主子更難有所作為。捷徑只有一條，證明有人威脅江的地位，證明自己的忠心并不遺余力地保衛新主人而表盡忠心。
6.4之后的中國，“哀莫大于心死”，老百姓對政治“敬而遠之”，對金錢“追而求之”，號稱“十億人民九億倒(倒買倒賣)，還有一億在尋找”。有數的几位异見人士，流亡的流亡，做牢的做牢，招安的招安。花錢也買不出一個“反党集團”來。反腐敗，太危險，弄不好大水沖了龍王廟，還會引火燒身。政治改革，更危險，連總書記都能改掉烏紗帽，何況小小政法委書記。還是連襟何兄有辦法，整气功。何先生是以捍衛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著稱的科學家，長期在文革“紅旗”雜志編輯部工作，以畢生精力從事反“偽科學”事業。气功也的确太玄乎，什么特异功能，
發功治病，以何先生的淵博學識也解釋不清，必是“偽科學”無疑。
說實在話，中國的气功界真是很亂，本來一個好好的老百姓自己煉煉，修身養性，祛病健身的事，一下冒出一大把“气功師”來，又是表演特异功能，又是開气功門診，甚至教人气功治病之道，真假難辨。許多人煉了神神叨叨，瘋瘋顛顛，的确有抓一抓的必要。
無奈，這些門派都太小，抓誰也搞不出惊天動地的事業來；突然發現，新出現的法輪功竟有七千万之眾，不僅人數超過了共產党員，而且修煉者中有許多共產党員，革命老干部，軍人，國家党政机關干部。真是難得的“運動對象”。只是法輪功与其他气功不同，不追求也不顯示特异功能，不允許開門診搞治病，不允許神神叨叨，恍恍惚惚，也不允許參与政治，且要求遵紀守法，所以秘密調查了兩三年也找不出碴來，好不容易找了几個提供“黑材料”的“前法輪功修煉者”也很快被大量事實所否定。
既然從政治、司法角度下不了手，只有請何先生從“科學”角度出發，“科學”選用其他气功或气功師的各類問題，“科學”地套在法輪功頭上。這樣一來，一個規模龐大，“問題眾多”的“迷信”組織被刻畫出來了。先上報紙，再上電視，再上雜志，不怕你來反映情況，就怕你不來，人來得越多越好，小刺激不夠，就抓人、打人，來點大刺激，最后乾脆自己走到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中間招搖過市，真心希望哪一位“真善忍”沒忍住的法輪功推搡我何混混一把，“暴力集團”就應運而生了。沒想到法輪功那么老實，對“老鼠過街”連喊打的都沒有。不過既然把這群人引到了中南海，再給江總遞上“黑材料”，重點強調法輪功人數眾多，滲及党政軍干部，知識分子，又受到党內“高手”喬石、朱鎔基的支持，不怕這生性多疑的“核心”不買帳。果然，一件世紀冤案就此產生了。
從此何老領銜“反邪教科學委員會”，羅干成江總离不開的得力干將，哥倆終于又回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他倆從此走到那里(術語叫蹲點)那里就多一份血案，多几個冤魂。江總也就一步一步地隨著他們走向深淵。中共与中國政府因他們背上了殘害百姓的罪名。
如今最高興的大概是XX了。江澤民手上的血使他們成了同病相怜的弟兄。昔日的對手成了今日的盟友，羅干真是既贏得了新主子的歡心，又解了老主子的后顧之懮。
由此可見，一旦有了昏君和暴君，奸人佞臣便會應運而生，世間邪惡暴虐之徒便興風作浪，人間便災難無盡。
轉自《明慧网》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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