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特稿】 鮑彤六四密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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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2日訊】 經授權大紀元與香港《信報》（香港時間星期一）同時發表“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一文。
公開者附言:
《天安門文件》的出版是有助於弄清六四事件的真相的。任何試圖改變中國現行的政治上不民主，重大決策沒有透明度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也是對中國的未來有益的。效張良之義舉, 繼而公佈此一文件的目的是徹底弄清六四真相提供又一依據。”對歷史負責, 對人民負責, 平反六四”不應僅僅是中國人良知的呼喚，實應為中共當權者的身責己任。
如下的文件是鮑彤八九年九月在秦城所寫，名為交代，實為辯護。正本和副本分別存入鮑彤專案組檔案、趙紫陽專案組檔案、政法小組檔案和中央辦公廳檔案。其時鮑與世隔絕，與趙同案相連，牽連之廣、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分析其心情、處境，撰寫此文時想必以辯護與保護自己和他人為主；其中的用心與是否有避重就輕、不盡不詳之處，也只有鮑他自己知道了。文中他僅僅承認”犯了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對於中共高層而言實屬大逆不道。
本文件的歷史價值是揭開了六四事件的又一個層面，因為它用和《天安門文件》不同的角度記錄了同樣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突出顯示了人民日報1989年4-26社論對整個事件的不可忽略的惡劣影響, 也就是: 4-26社論在實質上造成了矛盾激化, 激進學生不斷使抗議活動升級，而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溫和派回天無術既成事實。社論一出, 街頭抗議民?受暴力鎮壓的命運實際上就已經定下來了。
此外, 這一文件可以對發表的《天安門文件》在多方面有所印證。特別是文中提到的三次常委會和趙紫陽辭職一事。各中的細節，讀者自己可以去比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一文件和《天安門文件》唯一有出入之處是５月１７日在鄧小平住處開會的時間，究竟是上午還是下午？ 一說上午，一說下午，其中有無筆誤，只好存疑。也許還有一種可能，開始於上午，結束於下午。
這一文件還為實際上已經廣為人知的李鵬一夥倚仗鄧小平的權勢，黨外暴力鎮壓人民，黨內陰謀排除異己，提供了活生生的證據。
（注解及附錄並非原文所有）
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
1989年9月25日
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學潮旋即開始，我很憂慮。小平同志4月25日講話指出，中國壓倒一切的是要穩定，我完全贊成。我也想要維護穩定，制止動亂。我的具體想法是盡力緩解矛盾，避免激化矛盾。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我認為口氣生硬，分析和說理不充分，我有保留。5月19日和20日，中央宣佈軍隊進京，實行戒嚴，我內心認為是“走錯一步大棋”，怕騎虎難下，局勢益發不可收拾。中央常委集體批評趙紫陽同志，我感到不平。中央領導同志點名批評我泄密, 我感到委曲。我的這些思想先後影響以至支配了我的言行，使我犯了在政治上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5月28日，常委決定對我進行審查。按照時間順序，我向黨交待以下十六件事。
一、最早向紫陽同志反映26日社論激化中間學生群眾的對立情緒的是我。
4月30日紫陽同志從朝鮮回北京。他剛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學生上街，擋不住，市民圍觀的很多，機關幹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態有升級和擴大之勢，相當一部分中間學生群眾對26日社論有反感，認為是針對他們的。我講了我對社論的看法：社論的積極意義在於傳達小平同志關於中國一定要穩定，一定不能搞動亂的思想；但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缺乏分柝，沒有考慮到中間群眾的接受程度；既然這麼多的人都以為社論是針對他們的，可見社論沒有講清楚。紫陽同志當時沒有表態，過了若干天，他對我說，看來社論是有缺點。紫陽同志的觀點當然有他的形成過程，但最早向他反映的是我。
二、在綜合中央領導同志對青年大會講稿1的修改意見時，我沒有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
這個稿子是紫陽同志4月30日批請各領導同志審閱修改的。李鵬，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我5月2日向紫陽同志彙報說，已經從正面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道理了，再從反面來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似乎講不出什麼新話來了。紫陽同志聽了我的彙報後表示可以不加。事情是紫陽同志定的，但建議者是我。這篇講話在當天電視上播出後，我聽到黨內同志反映不錯，就打電話給艾知生2同志，請他考慮可否安排重播。艾知生同志說，今天節目已滿，明天可以考慮。我說，明天是5月4日，學生要出來遊行，後天可否再播。艾知生同志表示，連播三天不行。這個電話是我主動打的，紫陽同志並不知道。
三、亞行講話是我執筆的。
5月4日上午9時，紫陽同志在去北京醫院探望先念同志的車途中，要我為他起草當天下午1時半會見亞行代表的這篇講稿。思想、內容、提法，以至許多重要的語言，都是他口授的。這篇講話的基調和常委的集體決策不一致，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完全贊成這些觀點，因此也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請他在斟酌。我回辦公室後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時半交稿，紫陽同志又親自指出一些地方要我修改。（我記得我原稿的結尾處有一句話，“中國是不會發生動亂的”，紫陽同志說，不對，已經在動亂了，怎麼能說不會發生呢？應該改成不會發生“大的動亂”。）最後他說，稿子就這樣定了，你同新聞單位打一個招呼，要他們不要刪節。我回辦公室後，立即打了三個電話。一是告訴新華社，發全文，不要刪節；二是告訴人民日報，用新華社稿，在顯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訴廣播電視部，用新華社稿當晚播出，並請他們安排重播（因上一天晚上我提出重播青年大會講話時，艾知生同志告訴我當天計劃已滿，所以我想這次請他們在下午安排一下）。但是我沒有講要重播三天（那是把5-3講話和5-4講話弄混了）3。
四、我曾向《國內動態清樣》推薦過一篇文章。
5月上旬，《零訊》登了社會科學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我忘了；內容，我現在回憶(我自已的印象，決不是何新同志的原話)是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青年知識份子的政治要求，這是一個帶普遍性長期性的問題，特別要慎重從事，壓是壓不下去的，而可能適得其反等等。紫陽同志問我對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說，這篇文章很有見解，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我建議在新華社發到省軍級的內部刊物《國內動態清樣》上發表。他說，可以。我就把這篇文章送新華社總編室(文中有一節，專講不能動用軍隊，我在送新華社時把這一節全文刪去了)。但我不知道後來發表了沒有。我印象中，沒有在《國內動態清樣》上看到這篇文章，因此可能沒有發表。要是沒有發表，那是新華社負責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議，但我當時確實提過這個建議。如果發表了，責任在我，我應負全責。
五、5月12日，我給人民日報送去一篇稿子。
5月12日晚10時後，政體改革局付局長高山同志向我反映，北師大黨委的同志告訴他，明天學生將開始絕食。我說，今天早上報紙已登了委員長會議的決定，人大常委即將開會討論學生關心的熱點問題，黨和國家已經重視到這樣程度了，還沒完沒了地鬧什麼! 白慧敏同志說, 今天報上這條消息登得不顯著, 可能學生沒有注意到, 可否在明天的報上採取什麼辦法補救一下? 我就叫高山編一條消息，我還親自深夜送給錢李仁4同志。我對錢李仁說，今天各報都沒有把委員長會議的決定登在顯著地位，包括人民日報。我的話對錢李仁同志顯然有壓力，第二天，我送去的這條消息就登在頭版頭條5。這條消息的結尾是呼籲學生冷靜理智，採取合作態度，同黨、政府、人大共同為開好人大常委會而努力，這也確實是我要高山寫這篇稿子的目的。問題是：一、在當時形勢下突出報導人大常委即將開會，實際上會沖淡中央常委制止動亂的決策；二、所謂教師、學生、幹部、工人的反映是編造的，違反了新聞報道的原則(錢李仁同志不知道這一點，他以為是我們收集的反映)。
六、我曾向胡?立同志講過我對26日社論的看法。
大概是5月13日或14日，我在勤政殿經過啟立同志辦公室時，我也向他反映了我對26日社論的意見。我說，學生對26日社論的對立情緒大極了，這篇社論我看有缺點，沒有把道理講清楚。啟立同志說，他也有這個感覺，這篇社論是他主持起草的，責任在他。
七、我以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名義召開過一次法律專家座談會。
會是5月16日下午和晚上開的。內容是座談在協商對話中學生可能提出的法律問題。我記得座談中提出的意見主要是：一、北京遊行十條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今後應加快制定全國性的示威遊行法，使母法(全國性法律)和子法(地方性法規)配起套來；二、過去民政部的社團登記條例規定，各單位內部的社團不必登記，因此，在處理學校內部的社團問題上可能有麻煩；三、我國法律體系尚待健全，目前有青黃不接的現象，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最後綜合了一期《政改要報》送常委、政治局和書記處各位領導同志。我開這個會，事前沒有向紫陽同志講；但會後(17日上午)我跟他說了，也講了上述三點。他沒有說什麼意見。我所以組織這次座談，是想為協商對話作點準備，反映了我把很大希望寄託在協商對話上6。
八、紫陽同志同戈巴契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7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
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朱良8同志送來的中聯部的原稿上也沒有這個內容，他們的原稿中只有一句話：兩党領導人的會晤意味著兩党關係的自然恢復。我認為，紫陽同志應講得具體一些，使戈理解這裏所說的兩党領導人是專指小平同志和弋，而不是趙和弋，所以加了這一段話。(當時還有一個巧合：紫陽同志為了澄清當時社會上一部分人中關於小平同志的流言，準備召集首都各大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專門講一講，其中內容之一就是十三屆一中全會一致認為重大問題上必須向小平同志請教，請小平同志掌舵，這根本不是什麼 “違反組織原則”，相反，如果不這樣做才是真正違反了一中全會的決定。這兩個對新聞界的講稿，當時都在我手頭上平行作業，我就很自然地把這些內容移植到與弋會談稿中去了)。當時的情況和動機確實如此，後來引起的影響則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九、我沒有泄露過5月16日晚常委會的情況。
5月16日晚的常委會，我沒有列席。當天下午7時半，我從電視上看到直播了紫陽同志與戈會談的第一、第二部分，沒有播第三部分，就打電話問李勇同志。李勇同志說，他不知此事，紫陽同志正在宴請戈巴契夫，尚未回來。他又說，你到勤政殿來吧，紫陽同志也要來，今天晚上要開常委會。但我到勤政殿后，李說，他問了會議處了，今晚名單上沒有你，你不列席。我當時十分尷尬。大約等到十點鍾，紫陽同志來了，我說不知道?什麼沒有播第三部分；他說，時間不夠，第三部分的內容在會談時就來不及講。這時李鵬同志來了，紫陽同志就進會議室開會。我留在他辦公室裏和李勇同志聊天。到淩晨二時，會散 了，張岳琦同志從會議室出來，我問他討論什麼議題，他說討論常委致絕食學生書。我問怎麼開了這麼久，有分歧嗎？張說，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是在用愛國動機9還是用愛國行動這幾個字上統一不起來；紫陽同志今天不冷靜，大概是陪戈喝酒喝多了；今天要不是尚昆同志和喬石同志做工作，恐怕現在也結束不了。張岳琦同志講這些話時，李勇同志在場。我所知道的有關16日常委會的情況就是這幾句話。我也沒有對任何同志講過(而且第二天就見報了)。
十、紫陽同志的辭職信是我替他起草的。
5月17日晚飯前後，紫陽同志要我到他家去，張岳琦同志也在。紫陽同志說，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裏，常委開會，作了決策；什麼決策，這是機密我不能告訴你；常委批評我，說我5月4日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我再三考慮，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來執行常委決策，肯定是不得力的，肯定會影響到工作；我想我應該辭職。你幫我馬上起草一封辭職信。紫陽同志交代後，我立即回辦公室起草，並立即送紫陽同志。他看了，沒有作修改，說，可以。我就把信稿送李樹橋同志，請他發出。第二天，我去看紫陽同志，他說，信又收回了，因為尚昆同志批評他，如果學生以他辭職為藉口大鬧起來，將是什麼後果。他說，尚昆同志的意見對，他自已當時沒有從後果上去考慮。這封信是我起草的，我起草時也根本沒有從後果上來考慮。我只是很欽佩紫陽同志，覺得他光明磊落，不隱諱自已的觀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另外，我認為這封信本身就是紫陽同志送給常委的報告，所以我在起草前和起草後都沒有向常委報告。
十一、我的 “告別演說”。
當天晚上(5月17日)，我離開中南海後就回辦公室。一路上心情非常沈重。一是關於紫陽同志。他受了批評，辭職了，我非常惋惜，我認為他是一位很好的領導者。二是關於我自已。紫陽同志叫我寫辭職信時，叮囑我要注意保密，我說，我很注意。他說，有人對我說，你嘴巴不嚴，已經泄密了。我十分委屈，說，這准是李鵬同志說的，那是因為他對我的印象不好，其實我從來沒有泄過密。紫陽說，我問了李鵬同志了，有沒有根據，他說有根據，現在不說，以後再說。(我之所以說李鵬同志對我印象不好，也是出於我自已的猜測，因為最近已有4月24日晚和5月16日晚兩次常委會不讓我列席，而第一次正是紫陽同志訪朝期間，由李鵬同志主持常委工作。) 我當時的想法是：紫陽辭職我也辭職，這毫無問題；但如果說我泄密而對我處理，弄得不清不白，不乾不淨，是我無法接受的。我當時心情非常沈重，也非常激動，覺得心裏有話，不吐不快。
我回到辦公室，室裏有13位同志正在加夜班。我就把大家找來，發表 “告別演說”。話不多，大意是：今天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同大家在一起開會。有人說我是黑手，壞人，插手學生鬧事( 按：這是5月中旬以來我幾次聽到的社會傳聞)，有人說我泄露黨和國家機密。於謙有兩句詩：“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我捫心自問，沒有做過壞事，沒有違反過紀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據說：“最後的晚餐”也是13個人。我當然不是耶穌，同志們也不是猶大。我只希望同志們冷靜，守紀律，不要衝動，千萬不能惹事。給我惹事事小，給紫陽同志惹事事大。我和紫陽同志的關係，同志們都知道。我做事歷來最怕給紫陽同志添麻煩。王昌齡也有兩句詩：“曾為大粱客，不負信陵恩。” 你們如果給紫陽同志惹出事來，我擔當不起。以上，我回憶大慨就是我”告別演說”的全文。我說完，就宣佈散會。我沒頭沒腦講了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我這些話，使研究室的同志在思想上陷於極大的混亂。散會後，有三幾個同志聚在一起議論，見了我就問，到底出了什麼大事？ 我說，沒有大事，是李鵬同志批評我泄露了機密；紫陽同志說，鮑彤不會的；李鵬同志說，他掌握材料，有根據，以後要拿出來；反正我以後要挨整了。
這裏需要說明：我沒有泄露即將戒嚴的機密10。紫陽同志跟我說：“常委作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時, 張岳琦同志在場。我內心猜測，這個決策大慨是開展反自由化運動和抓黑手，根本沒有想到軍隊。軍隊進城我是19日晚看電視知道的；戒嚴令我是20日公佈後知道的。
十二、我5月20日和陳一諮同志的談話及其後果。
5月20日上午，陳一諮和其他兩三位同志到我辦公室來，大約談了半個到一個小時。不是我約他來的，我事先不知道。談話的全部內容我已記不清了。我現在根據當時的形勢估計，陳一諮很可能對我說，體改所上一天(19日)發表了一個聲明，但我不知道聲明的內容(我是從陳希同同志報告中才知道聲明內容的)，所以在這個話題上不會展開。當時軍隊進城，陳很可能跟我談軍隊進城受阻的情況，我很可能講了騎虎難下之類的話，但我不會把我內心“走錯了一步大棋”的想法說出來。陳也很可能談到紫陽同志，或表示贊成亞行講話，我很可能講了紫陽同志好話，但我不會講亞行講話的好話，因為我知道常委批評了這個講話，我也決不會向他泄露紫陽的辭職信和尚昆同志對紫陽的批評(這件事無論在室內室外, 我從來沒有向任何同志講過)。
我只記得我講了李鵬同志壞話。我說，現在一提官倒，就是公司，一提公司，就提小平同志和紫陽同志的孩子在公司裏工作，好象別的同志的孩子沒有在公司裏工作似的。我聽說李鵬同志的孩子也在公司工作，而且有一次喝醉了酒打人，被扣到派出所裏。我說，學生說紫陽打高爾夫球，李鵬同志也游泳呀！聽說總後為他修了休息室，很豪華，據說花了一百萬塊錢。我還說，別的同志，外事活動都不帶夫人，只有李鵬同志帶夫人，聽說有一次她在國外賓館裏丟了一件不值錢的首飾，還跟對方交涉，後來找到了，其實是?品，不是什麼貴重物品，缺乏氣度。我所講的這三條都是道聽途說的閒言碎語，但因我對李鵬同志有情緒，就沖口而出，泄露出來。陳一諮走後，我非常後悔，生怕陳把這些閒言碎語捅出去。我就要高山同志（他當時並不在場，我找他只是因為他知道體改所的地址），立即專程來找陳，告訴陳，千萬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僅給我招麻煩，還可能給紫陽同志添麻煩（這事其實與紫陽同志毫無關係）我要高山傳這些話，不是從政治上的影響和後果出發，而是怕他給我惹事。現在組織上告訴我，他們已經寫了傳單捅到社會上去了，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儘管我事後曾叫他們不要捅出去，儘管傳單把我的話添油加醋誇大了不知多少倍，但引起他們寫傳單的直接責任者是我。
十三、我5月22日跟高山同志的談話。
5月22日機關黨委開會。高山向黨委交代19日體改所的聲明，他參加了。黨委書記陳群林同志向我報告，我就找高山談話。我說，你怎麼到體改所惹事去了？他說，是啊，去了，錯了。我說，你不是給我找麻煩嗎！他說，是我自己去的，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說，你去了，體改所知道了，你又向機關黨委報告了，這裏也知道了，鬧得風風雨雨的，人家會說，體改所的聲明政改研究室參加了，也就等於鮑彤參加了，最後就給紫陽同志添麻煩了。我本來乾乾淨淨，現在給你弄得不清楚了！應該說，高山同志22日向黨委報告他19日的活動，這個態度是好的；而我的這次談話是喪失原則的，非常不嚴肅的。我不追問高山到體改所講了什麼話，不追問他“參加”到什麼程度，不追問這個聲明到底是什麼內容，會在社會上造成什麼影響。我所關心的，只是別給我惹事。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我是到秦城後才從報上登載的陳希同同志的報告中看到體改所聲明的內容；當時，我只聽說體改所發表了一個聲明，我以為是很一般的東西，我把高山參加聲明看得同參加遊行一樣簡單，思想上並沒有把它當作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來對待。
十四、我替紫陽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是幫他起草發言稿11。
5月24日上午，紫陽同志找張岳琦同志和我，說要起草一個發言稿。他說，不知道政治局什麼時候開會；如果開會，就會批評我，也會提出一些問題要我回答；你們幫我起草一個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開會，就有個準備；如最近不開會，有個稿子也就可以擺在那裏慢慢修改。當時，紫陽同志展述了從追悼活動到他提出辭職的一些想法和考慮（另有草稿材料）。我是當天起草，當天晚叫張岳琦同志轉紫陽同志的。這是我為紫陽同志作的最後一件事，此後，我沒有見過他。
這件事，在審查我的問題時，我沒有交代。我不知道是否準確的反映了他的原意，不知道他是否同意這些表達，最後用了這個稿子沒有。如果最後用了，組織上總會問我的。所以直到組織上問我22日以後是否替紫陽同志起草過什麼稿子，我才交代。
十五、我曾對一位同志說，如果我被隔離審查，請他告訴高山通知杜潤生同志一聲；但我和杜潤生同志決無非組織的聯繫或政治活動。
這是5月26日或27日的事，早在5月中旬，我就陸繼聽到社會上一些流言，說我插手學生事件，當時我一笑置之，並不介意。17日，李鵬同志批評我泄密，我開始緊張。20日，北京醫院告訴我秘書，說鮑彤今後不再在這裏看病了，我感到了實際的壓力，認為我已經被撒職了。後來，我又聽北京在傳，有個趙紫陽、杜潤生、安志文、鮑彤四人集團；香港報紙上還提到有個鮑彤反革命集團。我就有一種即將被逮捕或隔離審查的預感。我就想，如果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應該告訴杜老一聲(安志文同志不在北京)。室內工作人員中，認識杜老的只有高山。因此，我25日或26日就想找高山，沒有找到，碰上了另一位同志(我現在不記得是誰)，我就對他說，我現在有一種預感，好象我要出什麼事，萬一我真的出了什麼事，你叫高山告訴杜老一聲。當時我的思想很簡單：趙、杜、安、我，四個人都冤枉，同案相憐，惺惺相惜。儘管我跟杜老並不熟，一下子覺得在感情上親近起來了，我如出了什麼問題，得讓杜老知道一下。我對杜老原來很敬重，但過去與他從無私交。個人之間的來往，一輩子只有兩次：第一次是4月28日或29日晚上，學生27日上街，我十分焦急，紫陽同志又在朝鮮，我就打了個電話給杜老，說想上他家聊聊天。我說我去，他說他來(我們住得近，在相鄰的兩個樓)，結果是他來了。我向他講了我聽到的27日學生遊行的情況，表示很著急，我發現他也很憂慮。我向他請教有什麼具體辦法能把事態平息下來，他說，難呀，大難題一個。他在我家坐了大約半小時，我就送他回家，因這次是他來我家，我心中非常過意不去，所以5月2日我就專程上他家回訪，這就是第二次。這次只有幾分鐘，我問他節日好，坐了片刻，覺得盡了心意，就告辭了。我和杜老之間，決無任何非組織的活動和聯繫。
十六、最後聲明三點：（1）耀邦同志追悼會前後的幾天內，我曾驅車到天安門廣場繞場一周看看形勢；其中有兩次下了車，司機同志陪我進入人群，但未遇到認識的人，更沒有進過什麼話。4月27日以後，我就沒有再到廣場去過。（2）我不認識任何非法組織的頭頭或成員，跟他們也沒有什麼任何形式的聯繫。我和嚴家其12 在十三大前共事過一年，但十三大後他就回原單位。今年我沒有同他見過面，或打過電話，或通過信，或托人捎過什麼話。（3）今年4月15日以後，我沒有同任何外國人接觸過。外交部西歐司曾向我轉達西歐共同體各國大使的要求，說他們要共同請我吃頓飯，我婉拒了。5月26日或27日中午，有個自稱 “美國ABC廣播公司駐京辦事機構中文秘書”的人，給我打電話（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我辦公室電話號碼的），說要採訪我，我拒絕了，他又說要請我吃飯，我也拒絕了。
我以負責的態度向黨交代上述事實，請黨審查。
-完-
附錄一、人民日報關於鮑彤的任命
【 日 期 】1988年2月28日
【 版 號 】1
【 標 題 】中共中央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 作 者 】新華社
【 正 文 】
新華社北京２月２７日電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綜合研究和協調工作，同時承擔中央交辦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
附錄二、人民日報1989年5月13日
【 日 期 】19890513
【 版 號 】1
【 標 題 】及時討論群衆關心的熱點問題實屬創舉、人大常委八次會議議程深得人心把解決問題納入民主和法制的正確軌道、希望學生冷靜克制爲會議創造良好環境
【 作 者 】本報訊
【 正 文 】
本報北京５月１２日訊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召開第八次常委會議的消息發佈後，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和熱烈歡迎。
本報記者在首都的一些學校、工廠和機關進行了採訪。許多被採訪者認爲，下次人大常委會的議題，包括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和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這都是當前廣大群衆最關心的熱點問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建議把這些熱點問題通過法律程式，直接列爲國家權力機構的議程，太好了，反映了人心、民意。許多被採訪者向記者表示，６月２０日左右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現在提前４０天就提出議程，也太好了，這使人大常委委員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廣大群衆和法學專家的意見。
一位北京師範大學的青年教師說，這些議程集中反映了近日來青年學生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合理要求，並將這些問題的解決真正納入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如此迅速和及時地作出了反應，說明党心、民心是和廣大青年學生之心緊緊聯在一起的，這將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創舉，一件大事。
在北大校園，一位元學生告訴記者，委員長會議把學生的要求正式確定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常設機構的議程，符合我們的願望，我非常擁護。它反映了黨和國家高層領導解決我們普遍關心的問題的誠意。過去我和周圍的同學對人大常委會的活動不太注意，這次聽到廣播後十分驚喜。同學們說，這下子人大常委會真像個權力機關了。它在我們心目中的威信一下子提高了。一位元工人對記者說，學生的合理要求我是同情的。我也希望能夠真正扎扎實實地解決一些問題。現在既然人大常委會要審議和討論這些問題，我非常希望青年學生能夠保持冷靜和克制，爲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創造良好的環境和和諧的氣氛。我認爲，我們都要冷靜地、理智地對待那些關係國家命運前途的重大問題。這是當前最重要的。
附錄三、人民日報1989年5月17日
【 日 期 】19890517
【 版 號 】1
【 標 題 】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 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絕不“秋後算帳”
希望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
【 作 者 】新華社
【 正 文 】
新華社北京５月１７日電 趙紫陽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面談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淩晨）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啓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爲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衆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儘快恢復健康。
1 詳見附錄一。
2 艾知生，當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
3（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在動亂接近平息的時候，作爲中囯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採取了出爾反爾、反復無常的態度。本來，在他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４月３０日回國之後，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和４月２６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爲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卻在５月４日下午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志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爲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當天下午就立即廣播，並且要連播三天；又要求《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對不同的意見不僅扣住不發，甚至不許在內部參考讀物上發表。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經過《人民日報》及某些報紙的大肆渲染，在廣大幹部、群衆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
4 錢李仁爲當時的人民日報社社長
5 詳見附錄二
6 (中國的憂思)張偉國問：“八九年趙紫陽和您都一再堅持，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時的危機。如果沒有當初的採取軍事鎮壓，中國是否有機會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轉型？您現在是否仍然堅持您和趙紫陽在十年前的主張”？ 鮑彤答：“您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不採用軍事手段，改而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比如說，如果學生也同意５月１０日政治局通過的方案，從這裏起步，那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但六四悲劇得以避免，而且可以圍繞反對腐敗這個人人關心的題目，使人大，學生，新聞界，知識界，社會公衆等各個方面，大家都把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大家都在民主和法制的實踐中學習，首先把公開性，透明度，社會對話，新聞自由，舉報，監督，質詢，協商等方面的制度創建起來，以此爲契機，一步步地把政治改革 向前推進。這裏的關鍵是各方互相妥協，互相不走極端，特別是掌握權力的人萬萬不可動用軍隊。可惜，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把紫陽的主張否定了，毀掉了一個本來可以全面啓動政治改革的大好時機，走了一條倒退的路。”
7（人民日報，1989年5月17日） 趙紫陽同志對戈巴契夫同志說，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從１９７８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党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志都認爲，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援我們的工作，支援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這次高級會晤，也就意味著中蘇兩党關係的自然恢復。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我們爲此感到高興。
8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9（人民日報，5月17日，常委致學生書,詳見附錄三）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10（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在這之前，５月１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泄漏了戒嚴的機密。一名在趙紫陽同志身邊工作的人對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說，現在軍隊要“鎮壓”你們，別人都同意，就是趙紫陽反對，你們要做好準備。１７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泄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判徒”，就是“猶大”。５月１９日，就是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長高山，趕到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後由陳一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４家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６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並廣爲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囯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並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儘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採取極端舉動（軍管）”。接著，自稱來自“體改委”的一些人竄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說什麽“懷著極爲悲痛極爲憤概的心情，公佈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已經被罷免”，呼籲全國罷工、罷課、罷市，煽動群衆“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決死的鬥爭”。這個演講，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爲散發。當晚，在北京站廣場等公共場所還發現題爲《關於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指示“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爲和平靜坐，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一）紫陽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開中囯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三）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還說“對軍隊的到來不應採取惶惶不安、如驚弓之鳥的態度”，“這種對待軍隊的態度及方式，要在他們到來之前反復向同學們解釋宣傳”。
11 詳見香港《信報》1994年6月4日，發表稿與原稿的改動不詳。
12（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１９８９年６月３０日））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９月１９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資訊。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爲“獨裁者”。香港《解放》雜誌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還說什麽“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准了趙紫陽”。同這種“倒鄧保趙”風相配合，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鮑彤聯繫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提出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雪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式權力更叠的覆轍”，“中國不再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爲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這個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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