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苦澀的輝煌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4月19日訊】海軍政治部創作室的黃傳會大校是希望工程的見證人。他親眼看著它誕生，一直到現在落潮。整整10年。他用一支筆為它呼籲，如他自己說的，靠一支筆，感化了別人，使很多孩子因此上學……
據中國青年報4月19日報道，在希望工程告退的日子裡，他顯出一種失落，「我告訴你一切」。他對記者說，他因長年在外奔波顯得黑瘦的臉上有些許悵惘，「我告訴你希望工程的每一件大事，你從沒聽說過……」
他的書《希望工程：苦澀的輝煌》最近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希望工程的故事集，有許多讓人捏著一把汗的真實的東西。
誰也沒有規定說不能做的事，我們為什麼自己先要畫地為牢、作繭自縛
希望工程是怎麼產生的呢，黃傳會說，它是歷史的必然結果，也是個人想像力使然。或者說是兩者碰撞的結果。
黃傳會平淡的表情說起徐永光就有了光澤：「我的溫州老鄉徐永光在我所有朋友中，無疑稱得上是最有性格的一位。他總給人帶來驚奇和意外。在他少年得志，38歲成為局級幹部後的一天，他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要改行，搞基金會。我知道他的退意產生自1992年，我也知道很多東西來自他內心固有的同情心。」
基金會成立之初，大家每天都為未來幹什麼而熱烈討論。他們找來一組數據：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80年代末統計，全世界教育經費平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6％，而中國僅為2．7％，低於剛果的5．4％、坦桑尼亞的4．0％、印度的3．7％、斯里蘭卡的2．8％。
1985年，每1萬人中大學生的平均人數，世界平均為126人，非洲為25．1人，亞洲為152．7人，而中國只有16．8人，低於尼日利亞的23．9人、伊朗的40．9人、朝鮮的357人……中國居倒數第17位。
給徐永光最大震撼的是中國偏遠農村的貧困，「那不是人過的日子」。兩年前，他帶隊前往廣西大瑤山考察，來到一個叫共和的村子，中午時分，老實木訥的村長發給每人兩根小樹枝，徐永光挺納悶，後來才知是當筷子用。沒有碗，大家只能圍蹲在三塊石頭架起的鐵鍋旁撈面吃。
該村幾間破爛不堪的教室的牆塌了一半，給人的感覺像是剛剛被敵機轟炸過。一群蓬頭垢面的孩子，為了禦寒就鑽在草堆裡聽課。全村兩千多口人，從沒有出過一個初中生，全校250名學生，全科及格率為零……
黃傳會和青基會共同度過希望工程最初的日子。當時最大的難題就是沒有錢，只有10萬元的注冊基金，團中央給了1萬元的工作經費。他們制定的最低的資助標准———每個失學兒童每學期20元，如果在全國資助5萬名的話，每年也要200萬人民幣。這對他們簡直是個天文數字。那些日子，徐永光腦子成天想的是如何弄到錢。他從老家溫州老闆那兒得到靈感，用他們的原始積累方式，半個月之內向全國工礦企業發了13萬封募捐信。按照徐永光的布置，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從新華書店買來《郵政編碼大全（工業企業卷）》抄地址，幾十萬個信封，上班抄不完下班抄，徐永光自己也不例外。
大約在發了20萬封信之後，基金會收到了將近20萬元捐款。這在當時已經非常了不得。
徐永光仍覺得用發信的方式募捐效率太低，費用太高。他突發奇想，為什麼不可以把募捐信登在《人民日報》上？他掐指一算，半版才4萬元，太合算了。他興沖沖把自己的想法跟部下談了。過了半個月沒見動靜，他把籌資部的幾位找來問，他們說「我們了解了一下，報紙上從來沒有登過這種廣告，募捐信上寫的都是貧困的事，人家黨報能給登嗎？」
徐永光一聽就火了，「我們做都沒做，怎麼知道不許做？誰也沒有規定說不能做的事情，我們為什麼自己先要畫地為牢、作繭自縛……」
說干就干，徐永光親自為廣告寫了一個催人淚下的貧苦女孩的故事。工作人員忐忑不安地把廣告送到人民日報。漫長的等待之後，一天有人突然發現《人民日報》第八版刊登了他們的廣告，基金會的小院裡響起一片歡呼聲。
各報也紛紛登出希望工程的廣告，不到3年，中國青基會從10萬元家底一躍為1300萬元。
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公開道出貧困真相絕對是大忌，徐永光做這件事確實有超出一般人的魄力。自此，出現了一種很有意思的局面，只能希望工程說貧困，而且怎麼真實都沒關系。因而有學者說：真正揭開中國沉重一角的是希望工程，真正引起國人對現實震驚的是希望工程。
「我做夢都沒想到，解放快半個世紀了，每年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孩子由於家貧不能上學。」一位離休老幹部在看到黨報上的廣告後來信道：「這個問題不解決，共產黨的宗旨從何談起？」
「國外的富人要資助我們的窮孩子怎麼了？富人的錢你不要，他都拿去捐助非洲難民了」
回憶起過去，黃傳會臉上顯出光彩，那些日子，他和老鄉徐永光經常爭論，但內心充滿希望和快樂。1992年對希望工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中國新年過後不久，徐永光收到上海一位離休老幹部施惠群的信，他想要對一個失學孩子一包到底，包括思想品德和生活費用及衣物等，像養子又不是養子……對這個請求，大家爭論激烈，徐永光也舉棋不定。他把黃傳會找來商討。黃傳會表達了一些人的擔懮：如果國外的資本家甚至是監獄裡的犯人要求資助怎麼辦？受捐助的孩子豈不成了在資本家和罪犯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
徐永光急了：「國外的富人要資助我們的窮孩子怎麼了？我們的許多大款還沒有這份美德呢，你不要，他都拿去捐助非洲難民了。監獄裡的犯人要求捐助又怎麼樣？說明人家經過改造，良心發現嘛！」
找人討論是一回事，徐內心其實早就打定主意。1992年4月15日，中國青基會隆重推出「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計劃。即採用一對一的方法，動員百萬民眾。第二天，全國近百家新聞媒體在重要位置報道了這一消息。從這天上午9點開始，青基會的兩部熱線電話就如爆了一般，反應出乎意料地強烈：
「……我剛剛做了母親，我想以剛出生3天的女兒的名義資助一名失學兒童，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兒叫歐陽李彤，我想從小培養女兒的愛心……」
「我們全家商量好了，資助一個孩子，以後他（她）就是我們家的一員了……」
農業部部長劉中一開完會走進辦公室，拿起桌上的《人民日報》，看著看著，眉心皺緊了。當即拿出200元，讓祕書送到青基會。
對於青基會來說，1992年是個豐收年，由於實施了「一對一」行動，青基會的家底又由原來的1000多萬一躍成為5200萬元。
青基會祕訣：膽量，崇高，小事做大，大事做絕，任何事都做到極限……
一塊干淨的土地，一群聰明的年輕人！黃傳會多次稱贊中國青基會的機構文化：「就這七八個人，十幾杆槍，能把事情做得那麼大，成為『10年中國除改革開放以外的第一大事』，必有祕訣！」
「這裡聚集著一批相當優秀的年輕人。他們在為理想而燃燒，這在時下中國的確少見。」
副祕書長塗猛在團中央青農部工作過，又在四通集團干過。有人說他不明智，有機會當官的地方不呆，可以賺錢的地方不去……他說他想做些更直接對農民有益的事，在四通雖然能拿高薪，而且四通提倡人文精神，企業文化是優秀的，但這些都是為爭取利益最大化而採取的手段。他不顧四通的強留來到青基會。
希望辦主任崔子研不到28歲就是正處級，又去了一個公司任總經理，後來他毅然來到青基會，他說此前自己就是掙錢機器上的一個小零件，除了自己得到一份高工資外，什麼價值也體現不了。來到這裡，滿足了他早就藏在心中的某些責任感和使命感。
個人的魅力也不能小瞧，「許多人是沖著徐永光的個人魅力去的」，曾在那工作的熊波寫道：「任何人想在永光講話時保持冷靜頭腦似乎不可能……日常印象最深的有幾例：『中國的很多事情是一面牆，我不把頭撞得頭破血流是不會放棄希望工程的。』『我們的管理如果做不好，這些匯款單要是變成唾液，我們就會被淹死。』」
堅信是正義的事業而產生的膽量，做善舉所煥發出的精神崇高性，小事做大，大事做絕，任何事都做到極限的行事方式……黃傳會說這些就是青基會的祕訣，沒有這些祕訣，這麼一個非政府、非盈利的民間團體，不可能一躍超過幾百個老大哥基金會，成為慈善組織中的龍頭，使希望工程烹油烈火了10年。
這裡是一個年輕人瘋狂試驗的場所，年輕人的沖勁在這裡似乎達到極限。宣傳部的王旭東寫道：「機構為我們創造的空間比較好，只要你想做事，主意一出來，就有很多人幫你。領導絕不會說：『這個主意我還沒考慮呢』。……領導就看你的實際效果，通過努力，你能達到，你就去做吧，空間是個人的。」
黃傳會在書中寫了許多青基會這種青春膽氣，智慧策劃的故事。
大球迷、教師培訓基地主任陳建平有一天突發奇想，上海申花和北京國安這兩支當年最強隊從沒交過鋒，他們要是為希望工程義踢一場，肯定會在全國引起大轟動。把想法一談，徐永光馬上表示支持，陳建平於是開始到處公關……1996年4月5日晚，上海虹口體育場座無虛席，3．8萬張票一銷而光，這次比賽為希望工程籌資150萬元。
那年，國內正在論證長江三峽工程上馬問題，宣傳部的陶海心突然萌生一念，庫區的一些景觀如鬼城、白帝城、張飛廟等將被淹沒，如果現在請一些知名國畫家把這些景觀畫下來，然後再找機會拍賣，又能籌集到一筆資金。這個創意又被徐永光等人叫好，馬上實施。幾個月後，「中國三峽百景圖」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轟動，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為這些畫保了1200萬元人民幣……
中國的事情彈性變幻，像寫文章一樣點到文眼，就能事半功倍
被認為是希望工程最大策劃、也最能表現青基會「劍膽琴心」的事件發生在1992年。
這一年的6月10日晚，兩位軍人走進了基金會的捐款室，接待他們的是財務部的張會計。老張點完3000元人民幣，請軍人留下姓名，軍人表示是替一位老同志捐的，希望不留名字。張會計說，「每一位來捐款的人都必須留下姓名，這是制度。」兩位軍人最後商量了一下說：「如果一定要留名，就寫『一位老共產黨員』吧。」
10月，兩位軍人又來了，再次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捐獻2000元人民幣。這回老張多了個心眼，悄悄跟著軍人走了出去，記下了停在胡同口的小車牌號。幾經周折，青基會終於弄清了這位老共產黨員就是鄧小平同志。
基金會的人都很激動，他們揣摩著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良苦用心。他們知道他很焦慮，他曾說過「我們要千萬百計，在別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也要把教育的問題解決好」。他們清楚，小平捐的這5000塊錢比500萬的分量都重，如何用好這筆捐款是大事，中國的事情彈性變幻，像寫文章一樣點到文眼，就能事半功倍。
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基金會暫時無法將小平向希望工程捐款這一消息向外界公布，但是徐永光一直在找機會。他和同仁決定把這筆捐款用於小平同志曾經奮戰過的廣西百色地區。沒有刻意宣傳，但是小平同志資助希望工程的消息還是在百色地區悄悄傳開了。11月8日，《右江日報》刊載了受助學生給小平的致敬信。這時，消息想封也封不住了。按規定，中央新聞機構披露主要領導人的消息必須經過有關部門批准。這一次徐永光下決心做一次違規的事。他在新聞稿的第一句寫上「記者從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獲悉」，表示如有責任，由他來負。新華社通稿發出去了，全國各大小報刊幾乎全部在「報眼」上刊登。這條沒有經過審批的新聞竟然是希望工程開展以來最有影響的新聞。
小平同志帶了頭，各級領導紛紛效仿。馬上，從中央到地方，從省區到地市，到縣裡，四大班子的領導全都爭先為希望工程捐款，都與失學兒童結成了對子。
甘肅省康樂縣高集鄉的馬義賓，父母都是文盲，家裡除了種6畝地，再沒有其他收入，他小學沒畢業就已有過兩次失學的經歷。一天他被人們簇擁到鄉裡，一位「爺爺」要結對資助他。馬義賓流著淚哭了，爺爺撫摸著他的肩說：「讀書是你們的權利，讓你們有書讀是我們應該做的工作。」後來人們告訴他，爺爺是省委書記顧金池。
隨後，該省13名省級領導每人結對資助一名孩子，幾百名地縣領導群起效仿，當年，因為這些幹部的資助，甘肅省有6000多名失學兒童重返校園。
1994年6月，鄧榕來到基金會，捐出《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部分稿酬1．5萬元，資助50名沂蒙山區的失學兒童。她說：「我們一家都支持希望工程。母親多次為希望工程捐款，今年初她補發了4000多元工資，都捐給了希望工程。」
她問徐永光：「百色地區的孩子們給父親寫的信，老人家讀了，很高興。你們是怎麼弄清父親那筆捐款的？是不是來捐款的同志泄密了？」
誰在為希望工程捐款？
黃傳會在書中寫道：據「國內個人捐款抽樣問卷調查」表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構成了個人捐款者群體的主體。其中，大專占30．1％，本科以上占31．1％。每一萬個大專以上學歷的人中，有64．6人為希望工程捐過款，而每1萬個小學以下學歷的人，捐款不到0．05人。在接受調查的3158名捐贈者中，公務員、企事業單位幹部占40．2％，工人職員占21．1％。另一項調查顯示：人均月收入介於300元和1200元之間的低中等收入的占全部捐款者的61．5％。
北京供銷合作總社的女工馬惠茹，在1997年陪丈夫到王府井商廈購物，意外獲得抽獎免費到香港旅遊。他們決定將大獎折合成人民幣3000元，全部捐給希望工程。人們後來得知；馬惠茹是下崗職工，每個月只能領到207元生活費。
北京化工學院一位老師，找到基金會，交給工作人員一個信封就走了。裡面是一條金項鏈，教師在紙條上寫道：「這是我父親留下來的惟一遺物，現贈給你們，以解失學少年的燃眉之急。」
中國鐵路物資北京公司黨委副書記閻成昆每年都給河南桐柏縣一個叫黃發娟的小姑娘匯去一筆錢和一封信，五年了，年年如此，1995年9月，黃發娟接到錢和一封筆跡陌生的信，這是閻成昆妻子寫的，她丈夫8月16日發急病去世了。妻子宋清香信守諾言，表示再苦再累也要把黃發娟資助到大學。
許多犯人也給希望工程捐款：上海的監獄來的一封信寫道：「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我們絕大多數都是死緩、無期的重刑犯……我們過去用犯罪得來的錢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這與那些因交不起幾十元學費而失學的兒童的反差，怎麼不讓我們羞愧難當……」
1994年，西南聯大44級幾位年近古稀的校友發出倡議：建一所「西南聯大希望小學」。病榻上的錢鐘書聞訊後，立即讓家人寄來了1000元，一位久病纏身的校友來信說：「我已成了臥病醫院床頭與癌症搏鬥的老翁了，不勝落葉悲秋之感，但見到陳岱孫老帶頭簽名籌款，才覺得我們這一輩子人還不算老；雖一生清貧，仍盡力解囊。郵去300元……」著名學者王佐良先生在倡議書上簽名幾天後，就去世了，他的夫人強忍悲痛，幾次打電話詢問捐款辦法。44級學生孫鴻冰接到「告校友書」後，回想當年，百感交集：「我18歲時從山東到雲南讀書，做流亡學生，與親人音信全無。只好一邊讀書，一邊到鄉村教書，掙錢貼補生活。在聯大幾年，不僅完成了學業，同時也學會了如何做人。我建議這所希望小學應立校訓，從小把孩子引上正道。」
1463位西南聯大校友共捐款106萬元，建立4所西南聯大希望小學……
黃傳會也接觸過許多曾居高位的老幹部，等到他們退下，才發現原來還有那麼多窮困的人，他們感到寢食不安，時時自責，但此時已不在其位，手中沒有了權，希望工程成了他們的一種寄託。他們把最後一點餘力，把一輩子積存下來的錢獻給自己的家鄉或是年輕時浴血過的故地。
1929年，16歲的詹大南在家鄉安徽金寨縣同村裡的16個青年一起參加紅軍，他平生善打硬仗，在平津戰役中立了大功。毛澤東曾在7份電報裡9次提到詹大南部。解放後他見到詹大南說：「你就是詹大南！在張家口。」1984年，詹大南從南京軍區副司令位置上退下，回到家鄉百感交集。當年一起出去的16個人活下來的只有他一個，而家鄉還如此貧困。他一想到家鄉那所破小學就吃不好，睡不好。1996年中國新年，他把孩子們叫到身旁說：「爸爸小時候是在村口一個破廟裡讀了幾年私塾。上次回家看破得不像樣……我欠著老區人民的債！我想幫家鄉建一所希望小學。需要10萬元，爸爸媽媽全部積蓄只有四萬兩千元，其餘的得要你們支持。」盡管孩子們都是靠工資度日，盡管他們知道此前父親已經為希望工程捐了2．4萬元，但還是這家拿1萬，那家出5000……一所漂亮實用的學校在小村裡落成。詹大南堅決不同意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同意叫「將軍小學」。他說這是他們一起出去的16個人的共同意願……
與此相反，黃傳會說，全國身價最高、每次出場費要3萬以上的27位歌星、演員，為希望工程捐過1萬元以上的，僅有4人。
中國企業界也被黃傳會比喻成「愛的盲區」。在最後一輪勸募中，中國青基會精心寫了一封致企業領導人的信，懇請他們參加「百萬企業獻百元活動」。青基會曾「保守的估計」，全國上千萬的企業只要十分之一捐款也是一個億。四五個月後，排在第一名的廣東有兩千多個企業參加，第二名的北京有900多個企業參加，而上海、江蘇、山東等10個省（區）的捐款數不足10筆，重慶的捐款數為零。到活動結束時，只籌到資金近500萬元，除去成本，所剩無幾。這竟成了希望工程宣傳力度最大，收效卻最差的一次籌資。
一些外國企業卻對希望工程樂此不疲。摩托羅拉中國有限公司已援建了44所希望小學，資助5000餘名失學兒童，捐款總額超過1500萬。寶潔公司援建希望小學70所，捐款總額1200萬元，可口可樂捐款逾1000萬元，朗訊科技捐款250萬……
徐永光叮囑黃傳會，你一定要寫寫希望工程的「腐敗」
台灣和港澳的捐款競比高，與大陸的藝人不同，台灣許多藝人一捐就是五六十萬人民幣，著名台灣藝人凌峰「想起小時候的苦日子」，振臂發起百場義演；93歲高齡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託人將他出書所得3000元稿酬捐給希望工程……香港更不示弱，希望工程平均每月能收到來自香港地區300多萬元人民幣。
但1994年以後，台灣一些政要和媒體反對希望工程：「共產黨已經承諾實行9年義務教育，為什麼又搞希望工程？大陸貪腐風盛行，希望工程的善款難保不被『吃』了。」台灣的捐款因而驟減。而香港方面，由於1994年1月《壹週刊》刊出《千里追尋七千萬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一文，捐款也劇減95％……
徐永光極為氣憤，罵道：似乎現在在中國，腐敗很正常，不腐敗反而是不正常了！他叮囑黃傳會：「你一定要寫寫希望工程的『腐敗』！希望工程做這麼大，沒有一點問題，怎麼能讓人相信？」
黃傳會說，這對他來說是個難題，10年了，他用心搜索過這方面的線索，但一直沒發現具有報告文學意義的人和事。這與一對一的高透明度，剛性的監督機制（沒有彈性餘地）以及沒人敢摸希望工程「高壓線」有關。
10年來，他清楚知道的貪污只有一起，即1995年，陝西吳旗縣吳倉堡小學校長宗維禮擅自把救助名額分給6名鄉鎮幹部子女和自己的兩個孩子，個人不過占了60元人民幣的便宜，為此他被撤職，自殺未遂……
後來他查閱了青基會監察辦有關文件，發現自1995年以來，違規貪污案件只有9起：九江市希望辦賬目混亂，其中有7筆計10200元借款3年未還；四川省冕寧縣擅自擴大希望小學建校規模，造成該校遲遲不能竣工；甘肅省希望辦擅自借給蘭州青旅社、商貿公司兩家企業12萬元，違反財經紀律；志丹縣紙坊鄉教委副主任剋扣80元助學金；湖北保康縣寺坪鄉團委書記ࡨࡨࡨ貪污救助款2110元……
「嬗變」不是結束，是新的開始
經過6年的周折，徐永光終於接到訴《壹週刊》勝訴的消息，香港大法官判《壹週刊》賠償青基會350萬港幣……當天晚上，黃傳會和徐永光喝了酒，徐永光有些傷感，拿出了一篇文章《鋼絲到底還能走多久》給黃傳會看，「我始終相信，希望工程不會被別人打倒，只會被自己打倒……做希望工程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獄，沒有第三條路。我是在天堂和地獄間走鋼絲。我現在這樣努力做事情，就是為了不下地獄……」
幾個月後，希望工程「嬗變」，工作重心轉為跟蹤受助生、扶植希望小學和提高教師素質。傳統的由希望工程系統受理捐款並安排結對資助的做法，變為由捐款人通過學校直接予以資助。
這一消息激起許多中國人的惜戀和傷感。徐永光無數次解釋，他對黃傳會私下說得更知心：「我們搞了10年，把所有的勁都使出來了，也不過才籌集了18個億多，希望工程已經很累了，該收一收了。」這些錢是什麼個概念？只相當於一個城市修三四公里地鐵的錢。
徐永光希望這個事業永遠純潔，但在社會風氣不好的情況下，非常之難。「我能保證自己不貪，但不能保證別人永遠廉潔。如果有百分之一的失誤就意味著上千萬元的金額出問題，肯定被打倒……我們見好就收，決不是為小團體利益計，而是保護一項全民共同創造的美好事業，使它善始善終。更重要的是政府公開做出不把貧困帶到下一個世紀的承諾……」
黃傳會說，希望工程的輪番宣傳可能已經使人們有了逆反，而一些領導幹部對希望工程也有微詞。
其實徐永光早就萌生退意了，黃傳會看過他幾年前寫過的一篇關於他溫州老鄉南懷謹的短文：「當時希望工程的影響還不是很大，但南老師已經為希望工程捐款四萬美元……那天我們談得非常愉快，聊著聊著，南老突然一拍大腿，說：『有了，金溫鐵路還缺個總經理，就是你了！』這是南老投資的一條從金華到溫州的合資鐵路……我說：『老師，不行啊。希望工程還沒完，我還離不開，等以後再說吧。』……『永光啊，做希望工程是好事，但玩笑可不能開得太大啊！』……以後我每次去香港，都要面聆南老師的教導……他給我三句話。第一句是老子的話，『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二句是莊子的，『謗隨名高』；第三句是曾國藩的，『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反對徐永光「嬗變」理論的大有人在，他們質問道，徐永光強調希望工程在達到「巔峰之後，風光不再」。難道籌集了18個億，救助了兩百多萬失學兒童就是「巔峰」嗎？10年前，中國青基會向海內外表示讓貧困地區所有孩子都擁有受教育的權利。現在這個目標是否已經實現？如果沒實現，又怎能稱為已經達到「巔峰」？
黃傳會開始也反對「嬗變」，但在與徐永光的多次爭論之後，同意了他的想法。10年過去，黃也看到了一種「疲憊感」———同時出現在捐贈方和受助方；他在采訪中還看到，由希望工程中心輻射出的激情和責任心，到基層有逐層遞減的現象，這就隱含著不可預計的管理危機，而希望工程是不能出任何閃失的。
然而嬗變決非結束。「保護母親河———綠色希望工程」推出了，半年捐款額就突破了2000萬元；「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在廣大青少年裡推開了，被認為是「斷層文化再續希望工程」；「中國互聯網絡大賽」已舉辦了兩屆，還有三辰影庫音像電子館、第三部門研究……
新時代召喚著新的創意，希望工程仍然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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