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少杰《毛澤東統治春秋》大膽批判前所未有
【大紀元3月9日訊】据美國之音記者陳蘇報道，《毛澤東統治春秋》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單少杰最近推出的一部新著。為這部書作序的有毛澤東的前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李銳在他的序言中指出：這部書可以說是無數部關于毛澤東的著作中，最系統、最少禁忌地清理了毛澤東執政時期功与過的巨著。 單少杰在《毛澤東統治春秋》這部書中回顧了1949年以來毛澤東統治中國的所作所為，其中包括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廬山會議，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歷次運動。余英時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這本書絕不是一本文史錄，此書書名中的“春秋”二字就說明了問題：春秋就是褒貶，單少杰教授褒貶毛澤東需要承擔很大的個人風險，因為褒貶的不是毛澤東一個人，而是整個共產党集團。余英時教授說，雖然文化大革命后中國開始批判毛澤東，但卻一直存在投鼠忌器的問題。
余教授說，“從鄧小平開始就投鼠忌器，他心里是批判毛澤東的，但是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毛澤東之上，毛澤東是創朝代的，是所謂的太祖高皇帝，是他的老祖宗，否定他就否定了自己。” 余英時教授認為，此書的价值不在于還毛澤東本來面目，而在于要重新建立价值系統，使中國人恢复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
善惡判斷是維系中國歷史几千年的主流意識
單少杰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他評价毛澤東是出于一种公道，一种基本的价值觀。比如說，人說話要算數，要講信用，不能過河拆橋等。研究康德哲學的單少杰認為，毛澤東研究不僅僅在歷史領域，在哲學領域也同樣具有挑戰性。
單少杰說：“這牽涉到一個基本的价值問題，每個民族都會碰到幸福和德行的關系問題。有德行的人往往不是很幸福，有幸福的人未必有德行。這是一個矛盾。一個民族要維系下去就必須擺平這個問題。” 單少杰說，世界上不少民族通過宗教解決道德問題，而中國則是通過歷史。對歷史充滿敬畏是中華民族固有的資源。他說，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岳飛和秦檜，岳飛活得不幸福，死于酷刑，但是他留芳百世。秦檜活得幸福，三代人出了三個狀元，可他遺臭万年。今天沒有一個姓秦的中國人承認他是秦檜的后代。与此同時岳飛的后代在中國各地卻有好几支。單少杰認為，這种善惡判斷是維系中國歷史几千年的主流意識。可是毛澤東把中國人內心對歷史的敬畏感，道德感給打掉了。現在中國需要恢复對歷史的尊重，對善惡的判斷。
專制主義統治閹割獨立精神和反思能力
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所訪問學者、前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工作人員吳稼祥与單少杰交往頗多。他在介紹單少杰成書過程時說，1993年毛澤東誕辰百年，單少杰寫了一篇題為《輕諾延安寡信北京》的文章，批判毛澤東對中國人民輕諾寡信。此文得到廣泛流傳。單少杰看到中國大陸當時興起的毛澤東熱，深感痛心，他認為中華民族患有嚴重的歷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竟然以感恩的心態和歡愉的心情來怀念毛澤東這位作踐無數國人的施虐者。這一狀況激勵單少杰花費7年的寒暑，把《輕諾延安寡信北京》這篇文章擴展成一本書。
單少杰了解，以獨立的立場研究毛澤東在目前的中國不是什么顯學，而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吳稼祥指出，正是在物欲橫流的市場大潮之下，單少杰教授既不懼怕權貴的打擊，又不追求市場利益，默默無聞地做學問，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不要把痛苦當快感，而要重新建立中華民族反思歷史的能力。
吳稼祥說：“中國几千年來的專制主義統治對中國人民的獨立精神和反思能力閹割的很厲害。到了毛澤東時代，這种閹割變本加厲。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任何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說更深刻的哲學問題，善惡判斷的能力都喪失。”
吳稼祥指出，如果說改革開放是思想解放的結果，那么，對毛澤東的批判就是精神解放的結果。他認為，單少杰教授的這部著作表現了中國知識階層的精神解放。
現在不徹底批判毛澤東，100年后恐怕再爆文革式民族浩劫
吳稼祥說：“這本書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它解放了中國人的某种精神。文革之后，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進行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能力。但是他們的精神仍然是萎縮的。所謂解放思想就是他們現在可以想以前不敢想的某些事情，但是對于這种制度某些思想的根本來源仍然不敢提出自己的獨立思考。比如對毛澤東這樣一個被捧成神的人物還是不敢進行深入的批判。” 吳稼祥說，一旦《毛澤東統治春秋》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肯定會有力推動中國的精神解放運動。毛澤東的一些思想目前仍然具有感召力，比如劫富濟貧，平均主義。然而中國社會現在還不具備解決巨大貧富差別的机制和能力。如果現在不徹底批判毛澤東，100年后恐怕還會再次爆發一場文革式的民族浩劫。因此吳稼祥認為，單少杰教授的著作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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