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桂華：顧准，未發生應有作用的思想家
一
這是一位未發生應有作用的思想家。
這是6年前，我讀完《顧准文集》后立刻涌出的想法。
面對好評如潮、贊譽蜂起，就有點迷惑：自己沒看出顧准思想的基本脈絡？或者，《顧准文集》出版歷經曲折，可能還有更精彩篇章尚未收羅進去？當時就不敢貿貿然公開自己的想法。
6年時間過去了。顧准遺作沒有再發現，除了一部日記。日記我沒看，曾見一文介紹，說其中多隱諱未見精彩云云。這是可想而知的，以顧准身份，在那個年代，又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怎會有完整思想記下呢？而對顧准的評价，卻是越來越高并逐漸定型，最极端的是認為，近代或上世紀最出色的思想家就只兩位：魯迅和顧准。可我看來看去，在當時的論定外并沒有什么新解。現在，集中贊譽的潮頭已過已漸趨平歇，再來談自己的看法，想必不會被誤以為是故唱反調。
二
首先表明我對顧准的認識：顧准是一個杰出的學者，如果從其所達到的思考深度來說，也算是個出色的思想家。這一點，我与其他贊譽者的評价，本質上沒有不同，至多程度上有所差异。
從《顧准文集》可知，顧准的學問涉及到這樣几方面：經濟學及會計學，古希腊羅馬史，中國先秦思想，以及綜合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經濟學可看作顧准的本行。他雖不是科班出身，不曾放洋留學，學歷只是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畢業，但他聰穎勤奮，在早年讀會計學教會計學時已顯出這方面的特長，19歲即出版了《銀行會計》專著，以后又完成會計學多部著作，以至中國現代會計學創始人潘序倫將其視為傳人。正由于有這樣的專業知識，顧准以后參加革命、擔任負責干部主要也就在經濟財稅部門，50年代中期以“戴罪之身”到大陸最高經濟研究机构——經濟研究所，自然也因為有如此專業知識和實際工作的背景。
顧准的經濟學知識廣博，見解高明，他很早就認識到价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孫冶方50年代提出价值規律問題就是得到了他的“提醒”。到70年代，他已看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有別于馬克思、列宁論斷的新發展和新動向。
不過，單憑這些，顧准只是個出色的學者，談不上思想家，連經濟思想家都難說得上。學者与思想家的區別在于，學者，即使是出色的學者，無論其學術研究達到怎樣的水准，影響只限于專業領域；而對于思想家來說，無論其專長是什么，其影響一定是超越專業領域而廣及于整個社會的。顧准的經濟學思想以及會計學著作，其影響僅在專業圈內，因此，決定顧准思想家地位的，就不是他的經濟學知識和見解，而是其他。
顧准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歷史，集中于古希腊羅馬史和中國先秦思想，更有成就的是前者，有專著《希腊城邦制度》。將此書与《顧准文集》中其他相關文章聯系起來看就清楚了，顧准許多思想都由此研究得到，他可說是“言必稱希腊”，并時時處處与中國古史作比較研究，不但從中取材，而且由此立論。正如單行本“出版說明”所言，顧雖不是史學家，卻取得了為人稱道的成就，提出了引起史學界重視的見解。這些對照古希腊史提出的見解包括：亞細亞生產方式有別于西方的特殊，中國古代不曾發生過馬克思歷史分期法中的奴隸社會階段，中國近代即便沒有西方強行入侵也無法自然發展出資本主義等等。這些都是顧准另辟蹊徑、推倒陳說而創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以非史家身份而達到如此專業成就，顧准的探索精神和研究功力令人贊服。不過，這仍然是出色學者的工作，重視的只是史學界。
真正使顧准達到思想家高度的工作，是其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這其實是顧准所有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他的經濟研究、中外古代史比較研究，都可涵蓋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之名下。
顧准非史家實在也無意成為史家，他之研究古希腊羅馬史，是為追尋馬克思主義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延伸和旁及，是為此所作的准備和鋪墊。而顧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也不是單純的理論研究，他是“論從史出”派，卻持“古為今用”觀，用他自己的話說：“歷史的探索，對于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就是服務于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划未來方向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党指導中國社會實際的思想路線，顧准所有研究工作的指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含的矛盾和正誤、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社會實踐中所發生的問題，這一切都是為了“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划未來方向”。
只是在這里，顧准獲得了极高的成就，使他真正達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他的深邃精細的分析，明确鋒利的批判，撇開末節，直達其要害之處，發人深省，自己大徹大悟后也令人大徹大悟。他明确指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理論和目的論性質，指明了唯理論、目的論的虛妄和偏執，指明了終极目標的不必，尋求真理的經驗主義方向，凡此种种，也就在思想路線上為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規划了方向。方向在哪里？那就是：從理想主義轉向經驗主義。
三
遺憾的是，顧准思考發生在1973、1974年，可其思想為公眾所全面了解，卻已是20年以后了。
這20年間，世界特別是前共產主義陣營發生了劇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推進市場化制度，也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思想理論方面的探索也在不斷深化，西方的、東歐蘇聯的各种思想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全方位地介紹到國內。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雖不能胡亂夸張一天等于20年，但20年确是一整個歷史時期了。間隔如此長的一個時間差，當顧准思想為我們所全面了解時，不知應慶幸還是悲哀，顧准思想對我們，卻已不新鮮了。不新鮮，不在顧准的經濟學、古代史研究，而在顧准最重要的理論貢獻，那就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思想。
這里的“我們”，是指我以及周圍朋友，是指或多或少在從事理論研究、讀點書寫點文章的或學者或文人。
為何不新鮮？20年的時間差。
一种思想、一种理論，從思想家個人的發明發現，歷20年時間才公之于眾，未必不新鮮，但對顧准思想而言，确是如此。因為在這期間，我們已從其他途徑了解、認識和掌握了不是來自顧准的“顧准思想”，不謙虛地說，我們通過學習研究以及社會實踐，自我經歷并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思想過渡。
20年時間，事情太多，學習的東西也太多，無必要詳細談，一一對照也太煩瑣，我僅就記憶所及，以個人經驗為限，隨便舉一些書名（限于理論學術）吧，也許可大略窺見如我輩人的思想發展線索。
70年代末讀的是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80年代初眼界開闊點了，讀了許多“內
部發行”的東歐蘇聯的著作或者節選或者單篇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如薩哈羅夫、麥德維杰夫的理論。隨著國門逐步打開，西方學術理論著作大量譯進，眼界由此大開。薩繆爾遜《經濟學》和原來同一陣營中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使人想到了經濟之后的更深層問題。國內“文化熱”以及金觀濤哲學探索著作的風行，已是80年代后期的事。在我個人，此前讀到了一本台灣出的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雖然國內在60年代就有譯本，但那是供高級干部少數人所用，一般人是聞所未聞。台灣譯本不太好讀，但當時的閱讀衝動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前兩年听說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也出過一個譯本，托人買沒買到，只買到波普爾的《開放社會的敵人》。
再說哈耶克，因哈的台灣譯本關系，當時又去找來哈耶克訪台要求見面的殷海光的著作來讀。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在我看來是最全面深刻論述中國文化的著作，若不管什么原創性，讓我舉一百年來中國最好的思想家、知識分子和理論著作，我舉殷海光和《中國文化的展望》。我不知道讀過此書的人是否注意到，殷海光在書中結尾部分說到，如果共產主義陣營發生變故，最早的一環當是東歐，60年代初寫下，在將近30年后應驗了。當年我盡所能地將殷海光的著作文章都搜羅來通讀，包括他的邏輯學，包括殷早年在大陸時撰寫的中國共產党研究。此研究若說反動是夠反動，惡毒也夠惡毒，難怪李敖說殷曾被共產党宣布為“十大文化戰犯”（我怀疑此說不确，共產党似乎從未有過這种与真正戰犯同列的“文化戰犯”的宣布），其中不少見解卻不乏有先見之明。
再以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就讀波普爾了，讀他的科學方法論，讀他的《歷史決定論的破產》。此書也有几個譯本，其他譯本的書名也要含蓄一點。波的《開放社會的敵人》卻遲遲不見譯進，最終山西高教出版社總算譯了，卻只有一部，全譯本是直到前几年才由中國社科院出版社譯出。波普爾其實并沒多少原創性，他的証偽說只是休謨歸納法問題的肯定式表達。這樣，我就由波再回到以前讀過的萊辛巴赫的《科學哲學的興起》，再由此回到更遠的培根、洛克和休謨和本世紀20、30年代的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那里。要知道，在許多科學哲學家眼里，黑格爾是頭腦不清、表達混亂的，几乎不值得予以認真評論……
這段回顧可能已經過長，但決不算是概括完全的，實在說，在我同輩人中，當時誰沒有讀過几十本呢？我算是讀得少的。回顧只是為了說明，我們這些人的思想發展其來有自；是為了証明，不說其他，僅僅讀過了這些書，再稍稍動過腦筋的人，再讀顧准，顧准思想還可能是新鮮的嗎？
四
這里，再提出一個“不新鮮”的佐証。
王元化在為顧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是《顧准文集》的后半部分，也是最集中体現顧准思想的文章結集，此書在《顧准文集》在大陸公開出版前2年，似曾在香港單獨出版過，可惜大陸一般讀者不知道）所寫的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衝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
王元化是嚴謹的學者，他這個“十年”差距不是隨便說說的。《顧准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弟陳敏之的通信，時間是1973、1974年。10年之差，那么，王元化達到顧准的思想水准也就是1983、1984年。王元化寫序時是1989年2月，“10年”之后的又5、6年過去了，王元化早已達到了顧准當年的思想水平，早就認識到“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必要和可能了。
因此之故，王元化在序文的第二段如此寫道：“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從本書得到的教益，我想舉出下面一些題目是我最感興趣的。這就是作者對希腊文明和中國史官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世紀騎士文明起著怎樣作用的探討；對宗教給予社會与文化的影響的剖析；對奴隸制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闡發；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与對經驗主義的再認識；對先秦學術的概述等等。”
這都是些什么問題呢？學術問題，所以叫作“題目”。即使是“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与
對經驗主義的再認識”，在王元化此時看來，也只限于“題目”的意義而与其余學術問題并
列。王元化認為《顧准文集》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可讀出的，只是它
的學術价值。
為什么不具体闡發一下顧准思想？
我想，這不是出于謹慎，而是顧准思想的核心問題在王元化此時，已不成其為問題了！王元化是學術思想界先進，我們年輕后輩難以及之。不過，及不上并不是不能遠遠跟從，王元化晚顧准思想10年，我們就假以15年時間吧，那在80年代末也就達到了顧准的思想所探索過的境界了。而且，更不能忘掉的是，我們已置身于一個与顧准生前完全不同的時代環境之中。自“實踐是檢驗真理標准”討論后，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實際已開始“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進程了。
五
不新鮮，當然并不減少我們對于顧准的贊佩，不會減弱我們對于顧准思想的評价。不新鮮，在于顧准思想被埋沒耽擱了20年，才得以被我們知曉。可換一個方向往回想，20年之前，在大多數人還在迷信迷惘、少數先覺者剛在思考探索，而顧准卻已完成了顧准思想。
這里，再現成地引兩段王元化的序中話：“他的這些筆記是在10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寫的，沒有鼓勵，沒有關心，也沒有寫作的起碼權力和條件，也許今天寫出來，明天就會湮沒無聞，甚至招來橫禍。這是怎樣的毅力！”“本書作者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大概也是一樣，對個人的浮沉榮辱已毫無牽挂，所以才超脫于地位、名譽、個人幸福之外，好像吐絲至死的蚕，燒燃成灰的燭一樣，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責任感，義無反顧，至死方休。”
所有這些說明，顧准能完成顧准思想，達到如此境界，不僅在于他的高明眼光和卓越見識，還在于他的高尚品質和人格，在于他的崇高理想，不是他所要摒棄的那個理想，而是馬克思式的“為人類服務”的高遠理想。這我們就不僅是欽佩，而且應加以深深的敬重。可欽佩敬重之余，卻是無盡的痛惜和遺憾。
痛惜的是，顧准過早地离開人世，与他在惡劣環境下長時期不懈工作以至身患絕症，應不無關系吧？遺憾的是，顧准付出如此代价所完成的卓越思想，卻不曾發生本應發生的作用。
今天，許多人對顧准的高尚人格和獨立研究精神加以很高的贊譽，這無疑是應該的。但這仍然不會改變顧准思想沒發生應有作用的事實。對一個思想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看其思想的獨創性和所發生的社會作用，其他都是余事。顧准不是一個未完成自己工作的思想家，也不是讓人惋惜的早夭天才，而是已成型的杰出思想家，可卻是個被埋沒了20年、因而多少失去了時效的思想家。可以設想，如果顧准思想在其完成之時即能提供給社會，用我們熟悉的話來說，那可省卻以后多少人的暗中摸索？也用時間量化，至少可提前5年開始我們的思想解放。
真令人要仰面長嘆，顧准思想本該發生震聾發聵的作用，事實上卻沒有發生。顧准思想，質量上已達到思想家水准，但在功用上，卻沒有發生應有的巨大作用。這豈止是顧准本人的不幸，更是我們社會的損失！
必得說清楚，顧准思想不曾發生應有作用，其責不在顧准，而在時代。
六
一位年輕朋友對我這番見解持有异議。他認為，顧准思想對他們有著很大的啟迪，他們就是讀《顧准文集》才懂得“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因此就仍然是新鮮的。不新鮮即便對我們這輩人是事實，在他們則未必，言下之意，我這番見解實是多余。
有年齡差距，再加以個別交談，我無法比如說象上面那樣給他列書單，我知道列了他也不會讀，可能也沒必要讀。我只能試探著給他打比方：
首先，未發生應有作用的說法取的是進行時態，說的是一個過程。當人們處于迷霧之中，在努力尋求一條前行的路途時，有人發現了，樹起了一個燈塔，可發出的光卻遮沒不彰，大家看不見。當以后各种光線開始從四處發射，已能照見前行的路時，大家這才發現（不是它照亮眾人尋路，反是眾人要去發現它），路口原來已樹立有一個燈塔。先行者未曾依靠此燈塔行路，后來人自然也不必依靠此燈塔，但當然也不妨借助此燈塔指引前行。
其次，世上的道理真正原創性的极少，大多是處于交叉、融合、包含以及不斷完善和集成的狀態，雖然要追根溯源還是可一一道明其來源和出處，但除非研究者，一般人不會有興趣也沒必要這么做。今天學習物理學，不必去分辯哪些來自亞里士多德，哪些來自牛頓，只管隨便取一本后人編撰完全的物理學教科書，都可入門。
我不喜歡講道理時用比喻，可對這位年輕朋友，我無以為詞，只能用比喻，不知他是否能多少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
不過，我想，不用這些比喻，管它什么原創還是融合、新鮮還是集成、20年不20年，統統拋開這一切，現在許多人讀顧准、讀顧准而發生了觀念變化、思想革命，這不就是大好事！這不就是思想對現實的功用！顧准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的吧！
遲到的欣慰也是欣慰，應可彌補一點遺憾的。
七
對顧准和顧准思想，我們還可以從各种角度研究，只要這些角度是有意義的，不是虛妄的。就我本人而言，最感興趣的還是顧准的思想歷程，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心路歷程，隨個人遭遇變化而發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發展過程。
顧准不是單純的書生，不是一個行踐所謂人文關怀的純粹知識分子，現在年輕一輩學人動輒將他与陳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論列，這實在是不懂得顧准這一類人。顧准自己是決不會想到、也不會同意這种不類的比附的。
顧准是一個老革命，是以低級知識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過多年實際經歷的老革命，象他這樣經歷的，在共產党領導層內是具典型意義的。這我們只要看看，新中國建立以后，擔任中國共產党和政府各級部門負責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了。從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第一代，到以后胡耀邦、趙紫陽的第二代，除了极少數農工出身的，可說大多是這些小知識分子在當政當道（直到目前第三代領導人，才真正開始發生身份的轉變）。完全農工出身的，不堪重任，而大知識分子，只能成為同路人、民主党派代表人，是共產党的統戰對象。其中与共產党淵源較深的左派大知識分子，那就是同路人与共產党之間的聯系人、民主党派的領頭羊了。
顧准在資歷上屬于第二代，地位上屬第二層級，新中國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國最大經濟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財政稅務局局長，地位不可謂不高，權勢不可謂不重，如其在這條道上順利走下去，日后拔擢為中央政府經濟部門的負責人應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見解与上不合，顧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權力崗位，几經轉折，最終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讀書”的求學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卻遭貶黜被逐出權要部門繼而再逐出革命隊伍，自然是令人喪气的事，這成了顧准“從理想走向經驗”的現實人生條件。不過，身份發生變化，還只是可能，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卻并不是誰都能弄出“顧准思想”。有過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少，但卻不曾達到顧准思想那樣的清晰、深刻而決絕。這里還需要有其他條件。這些條件我們可以舉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獨立探索等等，但我認為必得加上的一條是：對自己所終身從事之事業、所信奉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在感情上的果敢和決絕！個人仕途發生變故，個人遭遇不幸或者說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這并不稀罕；唯有在感情上做到徹底決裂，既已認識，就再也不回頭，拿起冰冷的手術刀解剖“事業”、“理想”，同時也解剖自我，只憑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帶來大勇，從而作出獨立的判斷，得到決然的結論，唯獨顧准達到了如此境界！
這一思想進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像。顧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哈、殷他們原本就是敵方陣營中人，站在對立面只憑理智不涉及感情問題。顧准也不同于陳寅恪甚至巴金，他們是單純的學者文人，至多算是受“理想”感召者，說得好听點為同路人，不好听就是旁觀者，他們可以從理念到理念，有一點感情卻談不上有激情牽絆在其中。而對顧准，則不然。
顧准是事業中人，事業于他這一類知識革命者來說，不僅是信仰，更是生活實踐，是生死以之、為之死而無悔、終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如早年顧准者，他們不但順勢，且是造勢者、弄潮儿，他們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將其作為“舍我其誰”的勇敢擔當起的為民族為國家的神圣使命，他們在革命之中是渾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可當事業成就之后，也就發生“娜拉走后怎樣”的問題。既得利益者已經滿足，混世界的也達到了目的，不動腦筋者則隨大流而行，但象顧准這樣純情的革命者就痛苦了。當隨著必定是孤獨的探索前行，一切正未明將明時，他們感情上的痛苦和絕望也就達到了頂點。這不是簡單如局外人想像那樣，只是理念的轉瞬之間，在顧准，那是要与過去的自我告別，与過去的一切割斷，將自己生死以繼的事業放棄，其過程的慘痛煎熬直似生生撕扯下自己的皮肉，其緊張激烈猶如靈魂在曠野中奔走呼號！面對著戰友的尸体，面對著血流成河，這一切都白干了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小人奸人庸人的嘆息冷嘲和高蹈遠舉，無一不在往后往兩旁拉扯牽制，這里只要稍一猶疑，頭腦也就隨之轟悔。眼看著有多少人，努力再努力，終沒跨過這道最后的門檻，可顧准終于走過來了！
我所敬佩的，就是這一位性情中的顧准！
這是一篇大文章，是一篇需要赶緊做的大文章，時光匆匆，年輕一輩的心靈已越來越疏遠了。
－－原載《中國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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