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文化政策与人文空間
記得几年前到香港，在一個偶然的場合（大會堂），听到一位德國女文化官和香港几位學者座談文化政策問題。那位文化官說：在德國，政府沒有甚么文化政策，如果有，也只是給錢，但并不制定規章，層層考核，或把申請程序弄得不倫不類，反而不利于文化發展。目前港府的文化政策，問題就出于此。中國大陸多年來一党專政，堅抓文藝政策，“成效”有目共睹，最基本的就是對創作自由的扼制，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所說的“文學的條件”，就是創作自由的問題。這在歐洲根本不成問題，因為歐洲各國政府對于文藝和文化一向采取放任政策，無為而治。
這种放任政策必須具備一個先決條件──政府以外的民間社會的文化活力。在這方面，我覺得亞洲各華人地區的成就各有千秋。總的來說，我認為最有這种活力的地區是台灣，最沒有活力的是新加坡，而中國大陸近年來民間文化活力方興未艾，潛力未可低估。香港本來是极有文化活力的地方，但近兩三年似有消退之勢，這是否与當前的政治環境有密切關系，有待討論。
對于這种社會上的文化活力，任何民主國家或地區都只能鼓勵支持，不能強加壓制。至于能否善加規划和疏導，則是一個极為微妙的問題，牽涉政府与社會的互動，必須在互動的條件成熟以后，才能成立像台北市文化局之類的机构，聘請高手（如龍應台）主其事，但這种關系永遠是雙向的：官民必須徹底溝通，否則會徒勞無益。龍應台請高行健和楊煉等人任駐市作家，是有魄力和遠見的政策，但這种模式還是源自民間，譬如花蓮的東華大學早已聘了☆弦作駐校作家（目前香港各大學中，只有科技大學設有短期“駐校藝術家”職位）。
因此，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民間社會的“文化空間”恰成負比：政策愈多，空間愈少；倒過來說，是否政策愈少就空間愈多呢？這就又要回到社會文化活力的問題上去了。日前我曾在亞洲周刊撰文，題為“在香港找尋人文空間”，正是針對這個問題有感而發。我在文中提到的“禧文社”僅是一個例子而已；記憶中另一個例子是三十年前的“創建學院”，由胡菊人和戴天等主持，設在他們的住處或其他私人住宅，听眾來自五湖四海，講者也并非學院教授莫屬，我初次來港就曾被邀講過一次；“六四”天安門民運失敗后，香港又有類似“民主大學”的活動。据聞這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也換了一批年輕人來主其事，我想這些有心人從來不會想到向港府申請撥款。此外，有時候一個表面屬于政府管轄的机构──如香港藝術中心──也可以和民間的文化人互相配合。一九九七年我無意中看到一個關于香港歷史的展覽，別開生面地“虛构”了不少材料和文本，令人嘆為觀止，也為香港的文化認同問題提出一個极富想像力的注解。
這些文化活動都不是任何文化政策可以制定出來的，而是需要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共力和多年的滋養；用一句略具文學意味的話來說：這种“文化園地”的培養，就像种菜養花一樣，需要足夠丰富的文化土壤和有心人的灌溉，不可能一☆而至，或靠數碼科技制造出來。教育界有句老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文化何嘗不更是如此？所以，當有人請我提供文化政策建議的時候，我大多顧左右而言他，因為我的建議不能在三五年內看到實效，所以在講實效的香港，猶如沙漠幻洲、荒野空談。
但空談畢竟無濟于事，所以几年前我正式提出“香港需要一個人文空間”的构想（見《明報月刊》九五年八月號），內中有下列一段話：港府既然有魄力建新机場，又考慮在舊机場上蓋大型游樂場，為甚么不可以在郊外風景區蓋一個人文研究所？只需一幢房子，房內設一個小圖書館、几間舒适的小會議室和几間小書房就夠了，每年請海內外人文學者在此短期或長期（一周至一年）居留，与香港學者共同探討學問，更可邀香港學者到此作學術“避靜”，能有足夠空間和時間思考問題，啟發新知，開創新的學術理論。
我后來与不少香港學界人士討論過，大家認為這种“人文空間”可以挂靠在某間大學，但仍應獨立于大學建制以外；另一個共識是：不一定需要港府出錢興建，更應借助民間（如基金會，甚至馬會）的雄厚資源。至今思之，我覺得這個“高調”的人文空間并不夠，其實應該更多元化，建构各种不同性質的人文空間。締造香港的人文環境，不能像大連市一樣，開設大型花園廣場，讓市民有“走出家門就像入花園”的生活方式。港人走出家門后往往就步入商場，而且香港面積有限，非蓋高樓不可。然而除了商場和高樓大廈以外，也許香港人也需要更多有人文气息或為人文教育而設的小公園。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原載《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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