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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專欄】我看《靈山》(三)高行健君之謎

關于《靈山》的語言兼論書面語言、文學語言、口頭語言、歐化語言及紅色党八股

諾貝爾文學獎審評專家們嘖嘖稱道《靈山》的文學語言,十分中肯而且极為內行。

就語言內涵而言,古漢語內涵最為汪洋浩翰,燭微而洞隱,《道德經》五千言,用任何民族的語言都難以表達,即使是最上乘的譯者。庄子散文,用任何民族的語言也達不到那么冼煉而傳神,更達不到邏輯的精微至极之處。

從語法、詞法講古漢語的教科書,典范教材便是《論語》。孔子作為教育家,同時也是語言學者,古代語言的精通規范者。《論語》較之《堯典》、《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准确而且規范,四千多年以來由口語衍化為古典語言。

語言的博大精微源于民族的文化內涵。就成語一項而言,取之不盡;而每個成語都有其典故,其內涵都有以文化積淀丰厚為背景的故事。一般的書面語言、如政論、公文文書、(极專業的論文除外)都可以下筆千言、立馬可待。因為我們身邊有經過几千年优選的語言寶庫,俯拾即是。

但文學語言要求更具象、更現實。因而現成的語言反倒成為障礙,即隔靴搔痒,搔不到此時此地的真實痒處。借古今的典故反而畫不出現實的圖解。

高行健君确是高手,這當然与其身為畫家有關。他雖然也不拒絕民族成語的運用,但選擇標准极嚴,一切服從于再現真實景物。通篇如此,舉例俯拾即是,筆者順手拈來廿二章描寫古畫家龔賢的畫中雪景,并非全書精彩處。書中古今中外語言達到了融合、消化、天衣無縫:

- 那种宁靜、听得見霜雪紛紛落下,似是有聲又無聲。

- 那是一個夢境。--河上架的木橋、臨清流而獨居的寒舍,你感覺到人世的蹤跡,卻又清寂幽深。

- 這是一個凝聚的夢,夢的邊緣那种不可捉摸的黑暗也依稀可辨。

- 一片濕墨,他用筆這樣凝重,意境卻推得那么深遠。他也講究筆墨,筆墨情趣之中景象依然歷歷在目。

筆墨趣味可學,性靈則与生俱來,与山川草木同在。

龔賢的山水精妙就在于他筆墨中煥發的性靈,蒼蒼然而忘其所以,是不可學的。

鄭板橋可學,而龔賢不可學。

八大山人也不可學。他怒目睜睜的方眼怪鳥可學,他那荷花水鴨的蒼茫寂廖不可以模仿。

唯有高行健,作為文學家感覺到有畫不出的意境,作為畫家感受模仿、再現真實事物沒有最恰當的語言,可見他對文學語言要求之精微。

中國第一部文學批評著作《文心雕龍》(南北朝時梁國劉勰所撰)即明确指出文學描寫的對象是自己也在其中的汪洋浩翰的宇宙,文學語言之美源于瑰麗宇宙之美。

高行健君文學語言之成就之貢獻從比較文學可以看出。文章高手魯迅,運用書面語言,登峰造极,雜文犀利、鞭撻入里,誠如鄭板橋所言,“入木三分罵亦精”。但就文學語言而論,《阿Q正傳》最為精到,但得力于古典語言營養多于現代漢語。

魯迅小說大多如此,狀物大多粗線條,寫人多重傳神,如阿Q的“瘦伶仃”“趙太爺的滿臉賤朱”惜魯迅不是畫家,口頭語言更是弱項。

若論古語与口語的融合,古有李白、李煜(南唐李后主)宋李清照都是典范。若論古漢語用于文學語言,清蒲松齡著《聊齋》第一,無人可比。

論古今語言用乎一心則屬《紅樓夢》,至今日本用作漢語教材。而同時代的《儿女英雄傳》,不但主題狹窄,視野有限,其京白也難比并,缺乏對口語的洗煉功夫。正如當代大陸口語作家王朔比之于口語大家老舍。老舍表面上京片子流利,其實是以古文深厚作功底的。而且又融化了歐洲語文為中國所用,《駱駝祥子》可為代表。

融合歐化語言最純熟的當屬謝冰心,不露痕跡。其民國廿年代《寄小讀者》及若干小說,滴滴入人心靈,沁人心脾。

蕭軍寫《八月的鄉村》盡力師仿歐化描寫如反映田野、農舍、莽林由黃昏而入夜,遼闊空間的陰陽交替:“夜,在廣茫地爬行”效果實在真實。但“廣茫”一詞,實屬生造。讀者終覺別扭。高行健君說:五四以后興起的白話文是一种歐化的現代中文,他努力追求的就是不再歐化的現代漢語。

高行健君法語、漢語寫作兩臻其妙,融外語于中文,又融中文于外語,天假其便。歷史上李白精通西域語言,唯他可以起草嚇蠻書,若天命使然。高行健君的語言成就也是歷史的賜与而因緣際會。家庭的薰陶,古文的基礎,文革的經歷,外語的滋養,油畫的潛移,中華水墨的默化。僅就文學語言一項,桂冠也戴之無愧。

胡适以白話文學始祖名世,其實他的白話遠不如老舍地道,魯迅、梁實秋也相較而遜色。

至于書面語言、則周恩來大方而得体,中共党魁中,以劉少奇最遜。他連疑問代詞的靜態与動態也分不清,在《論共產党員的修養》一書中把怎么一回事?寫成“什么一回事?”此書竟在全党奉為經典。至于毛澤東則以其古文深厚學養把現代漢語推向反面,成了為已所用推翻真實的詭辯工具,把忠心為党為民的彭德怀巧辯為里通外國,利用俚語,弄假成真巧妙地血口噴人。借用古文枚乘所著“七發”巧妙譏諷反映大躍進的事實的張聞天為“病入膏盲”。處處与真實作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都是騙人招牌,文學語言就反映真實之功能而言在毛手中敗坏已极。

江澤民較之毛澤東,只是小癟三,如毛所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紅色党八股到他手中更成斷刃拆戟,潑向敵人的糞污都吹回到自己臉上,什么“窮途末路低紙作牆”,“倒行逆施必覆亡”看題目就知言之無物,都很象他的自畫象。

如把十五种气功硬說成邪教,把好心的推動政治改革的工人協會、民主、人權等組織反而說成“反華”。

把集体自殺、打傷警察、破坏人權等罪名竟能無中生有強按在他自己也認為“好在講求真善忍”,因而可以利用來無情打壓的法輪功頭上。

迷信反真實的偽証,可以使各國領袖相信,親自卑微地呈送自造的小冊子。紅色党八股,也有起承轉合一套模式程序:形勢大好;敵人罪行;上綱定性;最后算命。結尾專好給“敵人”算命,什么“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絕沒有好下場”,等等,仿佛先知、預言家。成了俗套。

《人民日報》社論一類,隔五年翻出來再看都成笑話:文革的自吹自擂,“六四”前夕給民主運動定性的“五。二十”社論的荒唐昏亂,把糞污潑向法輪功的流氓無賴。不用五年,再隔一年,再看紅色党八股,人們會大笑而棄如糞土。就文字論,江澤民的紅色党八股,徹底糟蹋了中國共產党的信譽,更嚴重的罪行是把倉頡留給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字拋入糞坑。文以反真,文以載邪,于斯极矣,罪莫大焉。反而誣陷高行健君及其作品,真如桀犬吠日,狼狗吠月。

總之高行健君在文學語言上,也是“沒有主義”者,從各种成功框框中脫穎而出:胡适的白話、老舍的京白、冰心的純洁,聊齋的精煉。尤其未入俗陷入純白話、純口語化之巢臼。口頭語言的致命處是因時間性、地域性而短命,口頭語言遠不如古典語言生命長久,詞匯方死方生遠較語法變化為迅,如《水滸傳》中“洒家”、“恁地”、“唱個肥諾”之類,宋時流行于口頭,這類詞匯,今已死亡。而現代新生之“棒!”、“帥”、“有派”之類,生命也不會長久。高行健君以畫家之筆融會古今中外語言于一爐,又有自己的獨創,便延長了作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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