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在哪里？
正如本書作者所說，國家除必須控制國民經濟的”制高點”外，還應當從別人的實際經驗中汲取營養。目前中國正處于從傳統計划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階段。我國已經确定了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改組的方針，也就是說，國有經濟要從一般競爭行業退出，國家只保留對极少數非由國家支配不可的領域的控制。
放在我們面前的這本《制高點–重建現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場之爭》，是因寫作《獎賞：一部追逐石油、金錢和權力的史詩》一書記獲得普利策紀實文學獎的丹尼爾‧耶金和國際咨詢業的一位重要咨詢顧問約瑟夫‧斯坦尼斯羅的新作。它的主題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适宜邊界，或者用本書作者的語言：經濟生活的”制高點”是否應當由政府占領。
我熱忱地向我國讀者推荐這部著作。這樣做的首要理由在于這一主題的极端重要性，不對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就几乎無法把握本世紀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基本脈絡。
在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作為時代旗幟的經濟學家亞當斯‧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古典經濟學的經典之《國富論》。在這本書中，斯密著力宏揚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抨擊重商主義時代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無端干預，呼吁通過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市場作用保持經濟高效率。在這种時代精神的影響下，大多數西方國家強調所謂”自由企業制度”，而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日趨減少。不過，正像薩繆爾遜所說：”遠在這种傾向達到完全的自由放任(卻政府完全不干預私有企業)的狀態以前，潮流開始向相反方向轉變。自從19世紀后期，几乎在我們所研究的所有國家中，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都穩步增加。”以美國為例，1887年成立州際商務委員會(ICC)來管理州鐵路的運价。1913年建立了作為中央銀行的聯邦儲備制度，控制各商業銀行；同時建立聯邦貿易委員會(FIC)，防止大企業的不公正貿易行徑。
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政府的權力日益擴大。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在社會主義蘇聯和東歐國家、中國還是資本主義歐洲和美國，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計划經濟、還是救治資本主義經濟危机的凱恩斯主義、雖然政府干預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強調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組織和管理經濟職能這一點上，頗有异曲同工之處。于是我們不但看到蘇聯和新中國如何一步步地實現列宁”國家迪加”的理想，而且看到隨著羅斯福”新政”的推行，美國逐漸成為本書所說的”管制資本主義”20年代狂熱的股市投机和無忌憚的金融舞，導致1934年根据《証券交易法》建立的証券交易委員會(SEC)對金融市場的嚴格管理。除此而外，還建立了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民用航空局(CAB)等等，對有關行業進行業務許可証、產品階格等方面的控制。原已存在的聯邦動力委員會(FPC)的職能也得到了加強。
中國有句老話：”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上述強化政府職能的趨勢大約持續了半個多世紀，風水完全倒轉過來。社會主義各國政府壟斷經濟的經濟体制的病暴露無遺。于是紛紛轉而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政府的作用也因之被重新審視和端正。而70年代英美等國經濟遭遇”滯脹”之后，英國在撒切爾首相的領導下首先掀起了私有文化和自由文化的浪潮。無獨有偶，1981年就任美國總統的里根也轉而實行解除管制等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一時間，推行經濟自由主義和削弱政府的經濟作用成為新的時尚，宏揚市場的作用成為20世紀最后20年代主題。
《制高點》一書著重描述的，正是這一政府逐漸從直接管理經濟的職能中淡出的世界過程。
和已有的討論政府与市場關系的大量理論文獻，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加爾布雷斯、斯格里茨的著作不同是，耶金和斯坦尼斯羅的這本書沒有太多的理論分析的哲學思辨，而是采取了耶金在寫作《獎賞》時同樣的筆法，通過對大量歷史人物和右歷史事件的生動述為我們繪制了一幅從政府到市場演變過程的全景圖，因而對于一般讀者更能引人入胜，具有更大的可讀性。
我向中國讀者熱忱荐這本書，還有我們自己的特殊理由。正如本書作者所說，國家除必須控制國民經濟的”制高點”外，還應當從別人的實際經驗中汲取營養。目前中國正處于從傳統計划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的關鍵階段。我國已經确定了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改組的方針，也就是說，國有經濟要從一般競爭行業退出，國家只保留對极少數非由國家支配不可的領域的控制。為了完成新一輪改革，我們不但必須大力革除長期計划体制遺留下的各种弊病，比如，過于迷信政府的作用。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世界各國的教訓都以無可爭辨的事實揭示出，政府過多地干預，常常扼殺民間非凡的創造力，使得經濟沒有效率和活力；而且在學會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在保証市場的公平、有序運作的同時恰當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市場和政府這雙看不見和看得見手的巧妙結合，創造繁榮的經濟、富余的生活和公正的社會。
《制高點》這部我們時代經濟制度的編年史的出版引起了西方國家讀書界的強烈反應。在獲得許多贊譽的同時，對本書也有一些批評意見。除本書滿足于對現象的描繪，而缺乏對事物本質的分析，由于未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以至除了某些敘述不夠确切等具体問題之外，最后果要的批評意見還在于認為兩位作者過多地強調了市場的优點，而對市場帶來的問題則往往語焉不詳。在我看來，這可能反映了90年代初期的時代特點。在蘇東劇變后的一段時間里，許多人認為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經濟体系的崩潰意味著”歷史的終結”，政府与市場的關系問題已經按照有利于市場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然而人們很快發現，歷史并未終結，政府与市場的衝突只是改變了形式，它將在新的更高的層次上展開。正像作者在本書最后一章中所說，人們是否能對市場保持信心，取決于它是否能夠通過以下的考驗：(1)市場經濟能否實現它對持續經濟增長、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充分的就業等的承諾；(2)能否保証社會公正；(3)能否保証世界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得到維護；(4)能否在保護環境的同時給予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等机會。古語說：”溫故而知新”。我們將在深入研究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探求解決新問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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