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在权力仍垄断历史,历史的书写依附于权力的制度环境下,个人回忆录变得十分重要。共产党夺取权力、掌握权力以来的历史,至今还笼罩着权力确立的尺度之下,权力的帷幕仍遮蔽着大量历史的真相。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中国,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前,康有为敏锐地察觉到必须以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子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不变就是死路一条。
我更重视的是这三个1893年人,实业家卢作孚、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以及被誉为“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这些名字一个个都是如雷灌耳
环保问题如此,拆迁问题如此,征地问题如此,教育问题如此,医疗问题如此,几乎所有问题的病根都在官的身上,解决中国问题,首先就是解决官的问题。
早在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分子力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换言之,从传统的读书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在俄罗早就完成了。
“五四”时代之所以令人怀念,因为什么话都可以说,哪怕激烈得有点过头。
在孤岛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在自由的一边”。
1935年春天,在野的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左舜生,接到蒋介石来自杭州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当年暑假上庐山一叙。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的权威的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们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
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设使其人能趋向民族国家之路则几矣。
聪明的经济学家以为,只要穷人的经济增长变得稍微快一些,穷人有机会打工赚钱,社会就变得和谐了。很明显,他将和谐问题简化成了贫困问题,也就是吃饭问题。和谐,从字面上看也包括两个方面,“和”是有饭吃,“谐”是有话说,不允许人说话的和谐绝对算不得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首先是个体制问题,有了一个能保障全体人说话权利的体制,一个可以救济社会缺陷的体制,社会才有可能和...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初识柏杨先生是在1986年,他的一册《丑陋的中国人》曾经风行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之一,我也曾读得如痴如醉。二十多年来,他的著作在大陆陆续出版,一直没有离开读者的视线,在他生命的暮年,我们还有幸读到他“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样掷地有声的诗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尤其能感受到这样一个人存在的独特意义,他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的...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的就是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
1960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的《自由中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他的悲剧命运因此也就注定。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格,一个人格丧尽的民族注定了被历史所淘汰。
我不幸而生在这个时代,一个没有定型的过渡时期,我又庆幸生在这样的时代,时代应该让我身受的苦难我都一一体尝,时代应该经历的焦虑和痛苦,我至今还在深味着。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新发现的毛泽东》(王若水)是这些年受到关注的中共党史著作,突破了原有的官方党史体系、框架,83岁高龄的何方先生穷6年之力,写出了一部厚厚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刷新了这段历史,不光是超越了延安整风时期奠定的中共党史编撰学藩篱,而且对前面的几本著作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批评,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北京知识...
多少曾显赫一时的英雄、风情万种的美人都已随风而逝,有《台湾通史》在,连横就依然活在历史中。他是史家,秉承了史家的优良传统,他更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士,一位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孤岛没有成为他的局限,他完全有资格埋骨于昆仑之颠,或西湖之畔。“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在动荡的乱世,他最终没能实现住在杭州西湖的宿愿。经过无数的沧桑变迁之后...
2008年3月22日夜,台湾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的政党轮替,台湾人用选票把民进党选了下来,国民党再次赢得执政机会。预期中的民进党花招最终没有出现,台湾岛上笼罩在一片和平的激动之中,谢长廷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不要为他哭泣。马英九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胜利,也不是国民党的胜利,而是台湾的胜利。
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公开信时代”。远的不说,1895年,泱泱大中华在甲午海战中被蕞尔小国邻邦日本轻易击败,举国震惊远非半个多世纪前败于远隔万里的英国可比,读书人、士大夫上书风起云涌,一浪又一浪,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北京发起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最后上书未成,康有为执笔的万言书在上海印刷出版,风靡一时,奠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言论代表地位。
我感到这场人类的大灾难不仅是由希特勒个人造成的,德国整个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上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这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
南开中学自编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蒋介石几次亲临沙坪坝看望张伯苓, “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的尊严,这些都显示了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从1917起,阎锡山从三个方面入手,意图通过教育来启迪民智,一是普及国民教育,二是创办职业教育,三是推行以改良社会风俗、开通知识为宗旨的社会教育,重点当然放在普及国民教育上。第二年颁布的《山西教育计划进行案》、《山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程序》等,对各地完成义务教育的时间、要求以及师训、经费筹措等都有明确规定。
从20年代的晓庄师范(1930年被蒋介石封闭)到40年代的育才学校,陶行知普及教育的理想与国民党当时推行的党化教育,从教科书、教师培养、教学方式、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他的普及教育不是愚民的工具,而是启发民智,不是培养奴才、庸才,而是培养公民,培养有人格尊严的人。
他们关怀弱者的命运,尊重人的生命,他们心中涌动着的是人道主义的热情。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他们没有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没有子虚乌有、不知所云的理论,而是发出“我控诉”的声音。这是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怒吼,必将继续感动着、激励着后来的人们。这一怒吼和平日里邵燕祥、牧惠先生那些嬉笑怒骂的杂文、和方成先生针砭时弊的漫画、和戴煌的道义文章、和张思之对法律尊严的坚定守护一起...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年代,林昭用生命实践了她对自己的追求和对人尊严的维护。她是我们民族的自由女神,虽死犹生。
知识份子"本来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份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一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份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份子精神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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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下午4点多,湖南省华容县团州垸洞庭湖决提,当地政府刚开始对管涌的抢险中,专家认为采用错误措施,导致堵塞决口失败,华容县被淹,最后只好放弃第一道防线。民间对此也有三大质疑,包括为何不见沙袋。